鲁迅为什么远离胡适？

鲁迅为什么远离胡适？

文 | 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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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考虑中国问题，有时就不得不回到他们的原点上去，面对鲁迅、胡适所面临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悲哀，也是我们的荣幸。在苦苦的跋涉里，有他们陪伴，我们不再孤独。

  
  

• 我觉得鲁迅与胡适，在危难的时代，各自担当起民族重任，实乃良知的两种表现。我们现在纪念五四的前辈，对此不能不重新审视，将之看成现代文化的一种共振。在共振里，中心地带是宁静者的时候居多，而边缘之所则有撕裂式的痉挛，有久久的回音。

鲁迅与胡适在中国大陆是很热的人物。可惜两人的遗产被划在不同营垒里，左派视鲁夫子为精神的先驱，自由主义则认为他们在沿着胡适之路寻找未来。这其实是单值思维之见。鲁迅与胡适的关系，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可怕。细细分析，他们确有不少交叉的地方。了解了他们的相似处，才知道他们分道扬镳的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与胡适的许多观点惊人地相似。比如对白话文的态度，对儒学的理解，对人道主义艺术的思考，都有逻辑的相似性。胡适的《尝试集》，鲁迅的《呐喊》《彷徨》，都是开创新风之作，且白话文的使用都颇为自如，与旧的士大夫的遗产颇为隔膜了。在他们之后，文学与学术，都与晚清学人有了界限，剔去了陈腐的东西，融入了西洋的鲜活的思想。此后中国文学有了新的元素，新文学以不可阻挡之势前行着。就贡献而言，他们都是彪炳史册的人物。

鲁迅和胡适

鲁迅留学日本，读了尼采之书，且受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诸人影响，思想有两种对立的元素并存。一是人道的思想，科学的理念。这些是讲究确切性、绝对性的。其立人的理念就在这个层面上建立起来的。但另一方面，尼采、克尔恺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使他的认识论带有了非确切性、反本质主义的色调。

这主要反映在文学文本的深层结构中。新文化运动初期，在与保守群落论战的时候，鲁迅与胡适站在一起，用的也是绝对化的话语方式。进化论、改革的思路，都是一种本质主义思想的外化。新文学的建立，没有这样的意识是不行的。在这方面，胡适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理性模型，颇为完整，也最有特色。说他是领军人物，确实实至名归。

鲁迅（后排左）在仙台医科学校留学期间和朋友的黑白照合影。照片中鲁迅的胡子为房东之后用墨添上。

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他们的差异可能只在审美的层面上。后来的情况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鲁迅与胡适渐行渐远，为文化群落的分裂各助其力，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地图。

众所周知，鲁迅是章太炎的学生，章门弟子，多有狂士之风。在学问上，有六朝的味道，方法上则延续了清人的朴学传统。就是说，在学理上求精求深之余，趣味上有反士大夫的痕迹。章太炎写文章，词语不同于常人，陌生化的表达里蕴含着反流行的思想。他们多为文章家。文章家，旧式的以桐城派为主，把思维变窄了。

章太炎

章门弟子是反桐城派的，往往走险境，不想在旧路徘徊。或者说，文章之道在另一个层面上，没有重复以往的滥调。在审美上，喜欢李贺、李商隐一类的人物。可是胡适中规中矩，他虽然也远离桐城旧气，但在气韵上除了一泓清水的陈述外，跌宕起伏之音寥寥，章门弟子就看不上他了，以为缺少味道。而学术又不同佛学、禅宗等等，私下有些讥语。门户的事情，和真理可能很远，我们且不说它。

看鲁迅和胡适在《新青年》《语丝》上发表的文章，格局与气象之别是明显的。一个不太正经，一个过于正经。《狂人日记》把时空颠倒成混沌无序之所，灰暗的背景里流出的却是最本真的东西。而胡适的《婚姻大事》《差不多先生传》，系正面的透视，理性清晰得似线条，繁而不乱。前者像天外来客，系超人方有的文本；后者则是儒者之声，乃万变不离其宗的思想者的独白。

《新青年》杂志

胡适作品背后有自己的启蒙理念。作为一个文化的审视者，他对审视者自身是不太怀疑的，因为觉得自己找到了人间的方向感。但鲁迅以为，自己是一个黑暗里的人，还没有看见未来之路。即便后来同情苏联，迷惘的意识照例挥之不去。就是说，对待自己是苛刻的。他瞧不起那个时期的学者、作家，认为他们没有清算自己的污浊的精神余绪，把自我的有限性里包含的问题遮掩了。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人，多有这样的问题，鲁迅将那些人的绅士气与士大夫气的东西是同样对待的。

《新青年》同人对彼此的审美差异还是能够理解、包容的。但他们后来的分歧与政治因素的出现有关。鲁迅疏远胡适重要的原因，是在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解上有很大不同。前者要远离利害，那结果是不与权力者合作。

后者则认为，要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空而论道殊为可笑，不妨加入政府或帮助政府做事，所谓“好政府主义”的主张就是这样来的。鲁迅讥笑胡适与政府的暧昧关系，自有其道理。但社会进化也少不了胡适这类人。好在胡适还能进退自由，基本保持了人格的独立。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只是择术不同罢了。

胡适和蒋介石

胡适对自己的学术要求和做人要求都很高，不仅有西方的标准，清代乾嘉学派的套路也有。许多人以现代孔夫子来喻之，多少有一点道理。我们在他文本里感受到儒家中正之道，趣味里是古中国最为核心的东西。鲁迅面对己身则有拷问的意味，不断审视内心，并渴望旧我的消失。他认为自己有两种东西是不好的：一是旧文人气，士大夫的遗风残存在躯体里。这弊端在于留恋某些自我的东西，易出现以我为中心的自欺；二是受西方个人主义影响，黑暗的体验无法排除。

他很想消除这些痼疾，却不得其法，于是有大的悲凉袭来，有挥之不去的苦楚。所以，与其说他面对的是社会问题，不如说是在直视自己的问题。胡适没有这种自虐式的审视，心绪易在理性的安慰里平复。鲁迅对己严，无意中对人易见苛刻，他对胡适不改其道的怡然自乐，有误读也有中肯的评价。怡然自乐，就可能自恋，因此鲁迅对于胡适记日记的卖弄、做学术领袖的专心致志都不以为然。

胡适大胆的怀疑，小心的求证，乃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未尝不是如此。但鲁迅神往的是精神的自我历险，希望在不规则之旅中抵达精神的高地。这就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恺郭尔相遇了。这个存在哲学的话题，胡适几乎一无所知，或者说不感兴趣。在作家中，胡适喜欢白居易、易卜生、托尔斯泰，因为这些人是确切性的、一看即明的存在，世界也在一个能够掌控的图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