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52 宫崎市定 | 东洋的近世（一）

把整个历史时期分成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世史三个时期，即所谓的历史时期三分法，首先在西洋史的研究中得以确立，现已基本被大家接受，似乎没有太多的异议。不过，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同样适用于西洋以外的世界，却有很多不同的见解。

不用说，欧洲是世界整体中的一个特殊地域。把对特殊地域历史发展模式的理解，原封不动地应用于其他领域，自然会伴有很大的风险。不过，既然我们已经采取了将特殊事物尝试应用在一般事物上的态度，那么，所谓特殊事物实际上已经不再特殊，我们只是将它当作一个一般性的样本来对待。从而，古代、中世纪、近世，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具有的意义，必须从欧洲史以外的立场上加以重新探讨，并且在不得已时还必须作出若干修正。

当我们试图从具有特殊性的事例中抽出具有一般意义的共性时，与精神上的东西相比，中心更应该放在对现象的剖析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既然强调一般意义，那么，相互之间的比较就成为前提，从而，把握可以具体把握的现象，应该成为我们的首要问题。

如果从最显而易见的现象去阐明欧洲历史中的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世史的不同特征的话，那么，所谓古代，就是希腊、罗马这样的分散的城邦国家群逐渐统一，形成罗马帝国大一统局面的过程；中世纪就是这个大一统局面的破裂至封建分裂相继的时代；近世泽是重新走向统一的时期。可以说，统一、分裂、再统一，这就是区分欧洲历史上古代、中世纪、近世界即所谓“三分法”的基础。

也许这样说会受到看问题流于表象的非难，但问题是要看在这个表象的背后，是否能找到强有力的史实依据。统一或者分裂，难道真是一种不带任何必然性的偶然现象吗？

我们不妨以古代史上趋于统一的现象作为例子来进行分析。拥有优秀文化的古希腊各城邦国家，最终却未能实现大一统的局面，究其原因，并不是不想统一，而是无法统一。像雅典那样著名的城邦国家，虽然一时间已经显露出了形成庞大的海上帝国的迹象，但局势在短期内发生逆转，最终走向崩溃，这显示了希腊文化的局限性。与此相反，罗马共和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地中海沿岸，当然，其拥有强盛的武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武力的形成却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单纯的。固然，在具体的武器和战术方面，罗马人并不比希腊人有多大的进步，但不容忽视的是，罗马人引进了不见于希腊的骑兵战术，并使其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仅如此，罗马人之所以能实现希腊人未能实现的目标，与物质文化的发达同步而上的，还有远远超出希腊人的精神的因素，这就是组织能力。他们凭借这种优秀的组织能力，动员了历史上空前的力量。这里似无必要到史书中去寻找史料，比较双方军队和军舰的数量，只要比较一下罗马与希腊的遗迹就可一目了然，罗马的遗迹无论在质还是在量上，都远远超出希腊。

罗马人的这种组织能力来自何处？希腊人只有各自的都市法，而各都市法在彼此的摩擦中，让希腊全民族的活力消耗殆尽。而同样是从都市法出发的罗马人，最终却把它发展成为世界法。单靠罗马一个城市的市民的力量，意大利半岛的统一大概是无法实现的；单凭拉丁同盟的力量，想要称霸地中海大概也是不可能的；单凭意大利人的力量，罗马大帝国的维持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将罗马的市民权推广到被征服地区，这才是罗马式统治获得成功的原因。或许这种思想早在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将之付诸实践的却是罗马人。

统一语言差异、习俗有殊、地理条件各不相同的广大区域，原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民众来说，生活在对立的时代有对立时代的痛苦，但在大一统的局势下也并不是没有难处。因此，不论何时何地，要求统一的向心力和希望分裂的离心力必然同时在起着作用，即是在大势趋向统一的时期，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抵抗统一就能实现。所谓统一，是社会表现出来的向心力压倒了形形色色的离心力的结果。一旦实现了统一，向心力便开始衰退，箱单，离心力的作用则日益增强，这就是中世纪。

罗马的大统一，无论是外延上还是内涵上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罗马虽然成功地政府了地中海沿岸，但却无法进入东方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对北方日耳曼世界的征服也告失败，这暴露了它外延上的局限性。内涵方面同样也存在着问题。罗马帝国领土上的人民，纵然在法律上具备了罗马市民的身份，但在文化上却没没能实现罗马化，以至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国民的自觉意识，这就是分裂的因素无时不在的原因。罗马帝国东西分治，并且设置四县进行管理等做法，都是帝国从内部防患于未然的安全阀。但是，危机还是从外部开始了。由于日耳曼民族的入侵，罗马帝国在外形上受到破坏的同时，内部的分裂也随之而来。欧洲历史自此进入了带有割据性质的中世纪时期。

如果单从统一的角度去看问题，中世纪的历史很明显是倒行逆施。但是，罗马帝国领土上的人民，如今可以脱掉统一的华美外衣，摆脱限制自由的桎梏，按照各自的地形特征及历史传统，与帝国决绝，形成各自的封闭性的小世界。分裂以后，大一统时期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再编与重组，以小地域为单位得以实施。土地的开发，宗教教育的普及得到了强化。资本不再外流，财富在各地积累。更重要的是，在新形势下，罗马世界与日耳曼世界的尖锐矛盾因此得以消弭，作为一个整体，欧洲世界逐渐形成。中世纪自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特征就是，它不在于对外放射光芒，而在于面向内部，慢慢地积累自己的实力。

当然，中世纪的分裂割据状态也会造成相应的弊端。在分裂割据的状态下，始终潜伏着地域之间因利害冲突而经常发展成武力争斗的危险，这种危险又因当时统治阶级之间的封建制度而日趋严重。这种形势因此后都市商人势力的兴盛逐渐发生改变，人性开始觉醒，人们试图把自己从封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于是出现了文艺复兴，出现了宗教改革，欧洲历史的发展进入了近世史的阶段。

都市财富的不断增长，还发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勃兴。由于中世纪式的分裂，人类原本该有的自由活动范围受到了大大的限制，这种不自由促使人们追求更大的统一。民众的这种希望与帝王的政治野心不谋而合，民族主义运动因此兴起。原本作为封建势力核心的帝王，在进入近世以后，之所以能够担当其摧毁封建制度的重要角色，成就了民族的统一，原因就在于帝王与都市财富的直接结合。封建武士之间的小规模竞争，变成了具有近代火器装备的大部队决战，具有割据性质的地方政权，在强大的中央政权面前逐个消失。在统一过程中，社会中间势力的消失在这里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民族主义当然是以既有的民族为基础的，但这不仅要统合既存的民族势力，更必须牺牲那些处于中间的少数势力，并将他们吸收。以法国为例，现在的法国国民并非同一民族，单从语言上来看就可以发现，至今依然包含着布列塔尼语、巴斯克语这一类的异质成分。尽管如此，法国成功地将他们融合在了一起，最终形成了大法兰西民族的自觉意识。在德国，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了。像旧奥地利帝国那样，表面看上去似乎形成了一个国家的国民，但其领土内的斯拉夫系各民族，并没有达到愿意牺牲自己固有的民族意识，去造就一个大奥地利帝国国民的地步。但事情又不尽然，在瑞士，尽管国民是由使用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等语言的民族组成，但却能够结成一体，完全形成了瑞士国民的自觉意识。成功与否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以民族的自觉意识为基调，克服旧有的民族观念，共同去造就一个大的国民意识，这一理想，从中世纪分裂走向再统一的近世史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欧洲历史上三个不同时代的基本概念，大致如上所述。然而，这个时代观怎样才能应用于其他地域呢？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历史性的地域和地理性的地域是不同的。说得极端一些，地理性的地域，即使没有人类栖息，但只要有自然界的存在便可以成立。然而，历史性的地域则不仅需要有人类栖息，而且人类还必须在其中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不用说是以某个地理性的地域为舞台的，但未必一定要和地理性的地域一致。换句话说，历史性的地域，无法打开地图就能看得出来，必须探求其历史发展过程才能看得清楚。

站在这个立场上去探求历史性的地域，首先可以数出的有西南亚的波斯和伊斯兰世界，以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世界，然后还可举出印度和日本。或许也可以把印度归入西南亚，称其为西亚，将日本和中国结合在一起，称其为东亚，只是目前学界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

东洋古代史的发展，始自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割据，经战国时期的小统一，迈向了秦汉大帝国的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主流是由割据走向统一。

可与罗马帝国比肩的汉帝国，在可与日耳曼雇佣兵并提的北方民族军阀势力掀起的漩涡中风雨飘摇，直至灭亡。三国以后，地方分权的倾向日益显著。西晋的短暂统一，再次因北方民族的入侵而告终，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长期分裂时代。这个分裂不单是中国南北的分裂，社会内部也出现了很强的割据倾向，这就是地方豪族对土地的占有。经济上的割据，有时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的割据，以致内乱频仍。豪族们以这种具有割据性的地方势力为舞台，但却没有采用封建制的形式，个中理由，在于这些豪族非常聪明，他们懂得如何最合理地利用自己掌握的实力。这就是，当时最基层的乡里的豪族代表构成了县政府，县一级的豪族构成了州政府，州一级的豪族进入中央，构成中央政府。地方长官虽然由中央政府推戴的军阀天子来任命，但这些长官依然是豪族的代表，豪族之间彼此承认既得权益，努力保全自己的阶级利益。纵然没有采取封建制的形式，但却因为采用了封建性的身份制度，地方豪族不仅可以将财产转给子孙，还可以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传给子孙，实现世袭。从背面看豪族是地方上的土豪，从正面看却是官僚性贵族，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具有分裂割据倾向的东洋中世纪，有时亦出现表面上的大一统时代，这就是隋唐王朝，但这并不是汉民族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侵入中原的北方民族大团结的结果。这恰好与查理曼大帝对中世纪欧洲的统一并非罗马帝国的向前发展，而是入侵的北方日耳曼民族大一统的轨迹相同。不过，唐王朝的势力渊源超出汉代的版图，实现了更大的扩张，相对而言，查理曼大帝的势力，最终都没有能够覆盖旧罗马帝国的全境，这是两者之间的差别。唐王朝的盛世也没有能够长期延续，到了中叶以后，中国社会迎来了彻底的大分裂，连一向保持着统一的江南地区，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分裂。中世纪的分裂达到极点以后，再统一的机运也出现了，随着宋朝的统一，东洋的近世也随即开始。

宋朝对中国的统一，武力取胜自不待言，但其对经济力量的依靠也是不可小视的。统一实现以后，为了维持政权的运作，对国内的盐、茶、矾、铜等重要商品实行官营或专卖，通过这种方式强化对商业的统制。食盐的专卖虽然早在唐代中期已经开始，但当时唐王朝已趋于衰败，食盐的专卖未能发挥充分的效果。作为统一王朝，一开始就以商业统制为手段君临万民，巩固中央集权，这是从宋朝开始的。以经济为重心的中央集权制在宋朝取得了成功，成为以后历代王朝牢固不破的基础，中世纪屡见不鲜的帝位篡夺现象也不再出现。

政府对商业的统制，一方面看起来是对自由企业的压迫，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意味着对商业的保护。这就是说，参与到官府经营中去的商人，他们的利润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至少在交通运输方面，可以期待政府给予武力保护，从而保障道途上的安全。作为官道而发展起来的运河网，同时也向普通民众开放，这大大促进了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都市的财力日益呈现。可以看到，以都市的发展为北京，文化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可以看到，一种文艺复兴，一种宗教改革也在进行之中，伴随着科学思想的发展，人性的自觉意识也开始萌发。

成为经济统一体、新文化快速普及的中国社会，国民的自觉意识也日益显著。为中国社会的这种变化发展并行，中国周围的各民族也出现了民族主义的迹象。在东洋，以民族或国民为单位的国际关系很早便已出现，并非初见于宋代。只是到了宋代以后，这种关系呈现出了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彼此之间因强烈的自觉意识而产生的民族主义的对立。宋以后的汉族王朝，并不是像中世纪那样亡于他人的篡夺，而是亡于对立的异民族的民族主义。宋朝、明朝都是例子。宋代以后，再也见不到公主降嫁和亲的事例。由于王朝不再是一家的私有物而成为民族的象征，因此，中国帝室与外国王室的和亲再也不具政治意义。民族主义相互对立的结果，让中国民族的团结屡遭破坏，强大的异民族王朝把国境线不停地向中国领土内推进。辽朝对燕云十六州汉人的统治，金朝占领淮河以北、黄河沿岸，与南宋长期对峙，这些都是实例。到了元朝，更是吞并了全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帝国。不过，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其民族主义却始终无法同化管制下的汉族，从而形成新的国民，相反，无一例外因受到文化先进的汉族的反击而自陷灭亡。元朝以后，清朝人入关代替了明王朝，不仅控制了明朝的全版图，而且几乎恢复到了元代最鼎盛时期的疆域。尽管如此，清朝依然不具备让满、汉、蒙、回、藏等民族产生共同的国民意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