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弗雷德里克·鲁道夫自己在《美国学院和大学史》书后的《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史》中将美国高等教育史的编撰起点追溯至1887-1903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指导编写的“美国教育史丛书”中的高等教育史著作，如《威廉玛丽学院》(1887)、《托马斯·杰斐逊与弗吉尼亚大学》(1888)、《美国联邦和州高等教育资助史》(1890)、《美国师范学校思想的兴起与发展》(1891)、《本杰明·富兰克林与宾夕法尼亚大学》(1893)，以及亚当斯的《美国学院和大学史研究》(1887)等；而且在此书出版之前,也有查尔斯·特温的《美国高等教育史》(1906)、约翰·布鲁巴克和威利斯·鲁迪的《转型中的高等教育:美国历史(1636-1956)》(1958)等著作面世，但《美国学院和大学史》依然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全面考察美国高等教育史的阐释性著作，它也因此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史学术热潮兴起的经典标志。约翰·塞林在1990年为该书撰写的《导言》中赞扬该书确立了高等教育史的知识体系，或者说研究领域，因此处于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心。
20世纪6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史学术热潮的兴起有其深刻原因。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初，其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联邦政府部门资助的研究，一类是校友和教育工作者开展的研究。联邦政府部门资助的研究主要通过联邦教育局进行，其1887-1903年发布的《信息通告》约请了相关学者针对政府感兴趣或要解决的现实教育问题提供相应的咨询报告，其中就含有对高等教育的历史研究。此类研究虽然也产出了些具有价值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其研究的关注点基本在于对当前行动给出的必要建议，因此，其历史研究往往是描述性、背景性或从属性的，总体而言缺乏历史感，即缺乏历史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批判意识。研究者很少会从历史探究或问询的角度提出像弗雷德里克·鲁道夫那样的问题——“美国的学院和大学是如何以及为何成其所是的，这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而其研究主题也往往局限于与政治相关的教育主题，现实而细微的问题和客观史实性的内容占据了研究主流，这使得研究的可能性受制于现实既难以拓展，也很容易枯竭。
校友和教育工作者开展的研究也有类似的问题，院校史研究往往缺乏问题意识，更多的是对院校发展历史事实的描述，或者是由校长或董事会自上而下确定框架之后撰写的奉承性或赞美性著作，而不是批判性或解释性著作，因此具有局限性，并不能被称为“善史”；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史研究则过于注重现实问题的解决，将历史看作是当前工作方案的灵感来源和行动的指南要素，而没有从历史本身去理解教育的发展，因此，高等教育史研究就不具备自身的合法性和重要性，也难以获得自足的发展动力。对此，鲁道夫在书后做了一个简要而明确的总结：“上述研究者大都对高等教育的当前发展和现实问题更感兴趣，而不是去理解过去，寻求历史经验数据统计常常用来代替分析，尽管有历史性的标题，但作者很少把自己的研究看作是对美国历史的研究，而是首先将其视为对美国教育的研究。”
从上述研究开端可以看出，美国早期高等教育研究是以解决自身发展问题为其主要导向和特征的。随着国力的发展和教育的进展，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有了极大的变化。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开始进入总结经验以保持领先地位的阶段。其核心转向回答“为什么美国社会能借助高等教育得到良好的发展”“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到如今这般地位和规模并发挥重要价值和作用的原因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种变化至少引出了美国高等教育史两个层面上的研究进展。
一是回到历史本身，以历史维度来看待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此时，美国的历史研究也面临着方法的转变和领域的扩大，社会史、文化史等新史学研究成为重要内容。高等教育作为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现实和意识中都得到了共识性的重视和认可，高等教育作为美国历史研究重要主题的条件已然成熟。探讨学院和大学发展史并辨明其在知识观念的创建、雅俗品位的形成乃至在美国社会和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创造性角色成为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之一。当然，这一问题庞大而复杂，其衍生的论题涉及不同时期的教育、政治、经济、宗教、族群、文化、思想等，需要探讨的内容非一时一人所能竟成，但其研究显然已经越出了教育问题解决的框架边界，而进入了一片别开生面的历史疆域，并催生出了高等教育史学家这一群体，这也是鲁道夫对学院和大学中学生团体活动以及美式足球运动的研究被认为具有开创之功的原因所在。
二是对美国高等教育的世界领先地位或中心地位确立的历史原因的探究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该研究趋势的突显既展现了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形的推动，也体现了美国历史学者主动探究建构的意识倾向。美国建国之后一直重视国家利益和国家认同，并通过历史研究形成了多种历史叙事，以此来进行强化。在20世纪初，基于美国自身社会特点和实际需求，结合英国和德国大学模式的优点锻造发展出美国式大学并逐渐成为典型的美国体制和社会的主要动力之后，美国高等教育也逐步纳入了此类历史叙事之中。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功秘诀以及它与国家崛起、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为探究的核心。还记得在密歇根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访学时的一次课上，一位教授在授课言谈中提及：“在座的诸位(留学生居多)，你们认为美国高等教育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一位来自中东的同学笑答“是因为有钱”，教授摇头否认，认为其成功的根本因素是学术自由。且不论这两种观点谁为正确，或许都不可偏废，但此种在课堂中以展现常识的姿态揭示美国高等教育的中心地位及其发展优势的内在本质的思维却是深深地渗透在美国高等教育教学和研究的日常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