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1848：霍氏眼中的革命年代 | 微思客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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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部欧洲史，也不是一部世界史。”霍布斯鲍姆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革命的年代》讲的就是这双元革命的历史。现代文明血脉中“双元革命”的荣矜，无论从何种角度来描述追思都不过分，这是历史学家讲述这段往事不绝如缕的因由。霍氏被人称为左派的历史学家，在西方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眼光观察世界而著称。霍氏笔下的1789-1848年的世界到底是如何模样，驻足观看远处的身影，不如走进来一探究竟。  

《革命的年代》一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描述的是双元革命的“发展”，第二部分描述的是双元革命的“结果”。双元革命首先从1789年的世界的世界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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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的世界被霍氏以“既大又小”与“乡村世界”来定义。人们感叹它大是因那时候的交通不便并且教育文化水平较为低下；人们又觉得它小，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世界之外还有世界，人类的活动范围还受着限制，还有一点，他们的个子还不是很高。当然，这里也暗含着霍氏揶揄，毕竟人类的视野相较于自己伟大的想法，显得过于渺小。

1789年的世界是乡村世界，因为那时乡村人口多，农业更发达，城市职业与乡村劳动界限模糊，城镇的繁荣来自农村。霍氏曾明确的指出，在当时最深刻的是农业发展的阻碍而非农业的进步，1789年的世界的基本问题是农业问题，盘剥农民的是一个个不同规模和不同经济资源的乡绅阶级。不过幸好，1789年的世界在前进，随着贸易活动的繁荣与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新旧势力的冲突，新的事物孕育而生。

虽然在1830年以前人们感受不到工业革命的影响，但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一词发明之前，工业革命就业已存在。霍布斯鲍姆用“起飞”来形容工业革命，这个比喻的确形象生动：工业革命真正“起飞”之前，已经在地面上滑行了一段距离，而这段滑行距离为它的起飞蓄积了力量。正如作者所言：“有到那个时期，所有相关的统计指数都突然快速地、几乎直线式地上升，这才是“起飞”的标志，工业经济仿佛从天而降。”将这个革命的“起飞时期”大致定位在“与法国大革命同时代，而又稍稍早于法国大革命”。

还值得一提的是霍氏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消极层面的论述：从消极方面看，英国在自然科学是瘸腿的，但“所幸工业革命不需要太高深的学问”，因为“工业革命技术发明极为平常，其技术要求绝不会超出在工厂学得丰富操作经验的聪明木匠”。霍布斯保姆在此处批评了英国的教育体制，同时也指出其中的问题：社会恐惧阻碍了穷人的教育。英国当时的财富积累很大部分来自新兴中产阶级，接受教育的穷人认识到被剥削的不公平从而产生“革命”意识，这是剥削者不愿意看到的，甚至是恐惧的。当然，霍氏对于当时英国教育的批判，是放在与自然科学教育发展较好的法国的对比下进行的。霍氏也承认“英国教育不足之处多少也因为要求严格的乡村学校，以及具有严禁、激情和民主气息、信奉加尔文教派的苏格兰大学所抵消”。其后，英国又建立了一种自愿式的大众识字教育，在一番教派争论后，成为英国的初等教育体系。 

（图片来源：http://mt.sohu.com/20160419/n444924288.shtml）

棉纺织业的发展，铁路业的推波助攻，工业资本迅速积累。在此情境下，工业化的资本供应量是充足的，而英国的贸易和金融方面的技术也不存在困难，这为工业化带来了动力。但以上两个方面并非关键，工业化动力最关键的因素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是移民。谈论国外移民时，霍布斯鲍姆言及爱尔兰的大饥荒带动了巨大的移民浪潮，“这种情况在英国要比其他地方更为强烈，倘若不是这样，那么，英国工业的发展就会像法国那样，由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稳定舒适生活而受到阻碍，因为这会使工业丧失它所需要吸纳的劳动力。”在此处，有人或许会有两个疑问，一是爱尔兰的大饥荒如何发生，为何   会有如此巨大的移民浪潮，二是法国当时的境遇如何，为何霍氏会有如此言论？  

我们先将焦点放到爱尔兰的移民浪潮如何发生上，而这个问题需要说到有趣的马铃薯。爱尔兰的气候适宜种植马铃薯，而在燃料方面来源充足且便宜，填饱肚子是首要任务，再加上爱尔兰的穷人们居住条件糟糕，使得烹饪条件也很糟糕，马铃薯易于烹饪，让人们可以腾出多余时间而免受油烟之苦，马铃薯在各个方面具有适应性并符合着人们的喜好。因而与英法等以食用面包为主的欧洲国家不同，爱尔兰是第一个将马铃薯作为农作物的欧洲民族，而马铃薯是爱尔兰贫穷与人口爆炸的代表。爱尔兰的富有相当脆弱，因为生活与饥荒的压力同时存在，经济无法健康成长，在当时，高失业率、贫穷、人口过多及土地贫瘠，促使贫弱的爱尔兰农夫们极力将马铃薯视为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

离开爱尔兰的人并非穷人或无助的人，反而是一些有钱人还有训练有素的劳工，尤其是当地的亚麻布纺织者，再加上耕地过于稀少，留下来的更是依赖马铃薯为生的人。正因为马铃薯在爱尔兰如此重要，因而1845年爆发的马铃薯枯萎病给爱尔兰人带来的无疑是非常致命的一击，在这场大饥荒中，将近100多万的爱尔兰人死亡，更是有200多万人背井离乡。

（图片来源：http://www.51wendang.com/doc/e48288e7561926f3771521）

在了解到爱尔兰人的“面包”马铃薯后，我们再将关注点放回双元革命的两个主角身上：英国的“经济爆炸物”瓦解了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在整个18世纪，其主要国际经济竞争对手是法国，但法国却没有制造出同样的“经济爆炸物”，原因何在？

让我们先从经济这个视角转移，望向18世纪的“政治骚动”，其中程度最为激进、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政治骚动”来自法国，我们称之法国大革命。霍氏明确法国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一点是清晰的。1789年，与《人权宣言》面世的同时，资产阶级提出了反对贵族特权阶级社会的宣言，但其所指的制度是建立在有产者寡头集团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制。“这样的制度表达的并不仅是单纯的阶级利益，同时也是“人民的普遍意愿，而人民被转化为”法兰西民族”（一种意味深长的认同）”。“民族”这一概念在整个法国大革命进程中显得尤为重要，从“总体战”到“全面皆兵”，“法兰西民族”体现出强大的力量。如何理解“民族”？当今的解释是“人们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稳定共同体。”或者为“由由共同血统、共同生活、共同语言、共同宗教或相同风俗习惯而结合的共同团体。”  

“法兰西民族”是稳定共同体吗？雅各宾用其保持了恐怖统治，法国大革命的前途也依赖着一个统一的、强烈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这实际上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爱国主义”。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想象的共同体”正是其对“民族”的判断——“民族被想象成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个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有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人民”等同于民族，这是一种比意欲表达此点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纲领，更具革命性的革命观念。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

“在1830年以后，其他国家的民族和自由主义起义，诸如意大利或波兰起义，也都取向于把它们自己的国家看成某种意义上的救世主，命定要用自己的自由去发动其他所有的民族。”如安德森言，“民族”一词不具有任何政治含义。事实上，民族的概念并不是政治性的，它是社会性的。即使一个民族并不属于在某个特定的国家或者拥有一个政府，它仍然是一个民族。

当一群人基于语言形态、族裔关系与文化遗产的相似性，或者甚至只是地理上的接近性，而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一个民族。这样的“民族主义”让法国的中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店铺老板热情献身革命与共和，但这些人在经济上是倒退的，这样的现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何法国没有制造出像英国一样的爆炸物——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   条件——农业和小企业的资本主义化——在大革命时期放慢到了爬行的速度。

法国大革命带来了世界革命，而这场革命的发展见证了许多象征的倒塌，“在革命的年代，没有比象征物倒塌更具影响力的东西了。”读一读这个三色旗国家的这段历史后，我倒对“创造的行为总是首先是破坏的行为”这句话有更深刻的体会了。将其视为一种“示威彰显”，而非破坏，这些行为的主体是艺术家，他们把有争议的建筑作为示威的武器。这样的做法在法国沿袭了下来，这的确是法国式的继承，一种抵抗和论战的文化。

1789年-1848年间欧洲爆发了多场战争，而军事上的基本冲突就发生在这场双元革命的主角间。在英国看来，此冲突完全属于经济冲突，其希望完全主宰欧洲贸易、全面控制殖民地市场和海外市场，而对任何势均力敌的欧洲大陆政策，均表示欢迎；而从法国立场上看，冲突的因素更为复杂，它希望取得全面的胜利，而对英国起码的胜利需要破坏英国的商业。

其他国家基本上分为了两大阵营或参与或观看着这场英法间的斗争，而这场英法大战的结果是，陆上基本倒向法国，1807年《提尔希特和约》确立了国在欧洲大陆上霸权。但在海上，法国彻底失败了，拿破仑企图通过“大陆系统”实行经济封锁，但极大程度破坏了《提尔希特和约》并导致了与俄国的决裂。

短期来看，英国取得了胜利，但长期来看，法国和英国都是赢家，战争促进了英国经济发展，至少没有使英国经济停滞，就钢铁业而言，其因为投资大利润不高的问题，一直发展不起来，正式因为战争推动了这个“衡量国家实力“之一的指标发展起来，让英国经济突破走向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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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为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而法国，无论在反法地区还是亲法地区，都掀起了一股制度变革。战争后的欧洲安排，即战胜的旧政权面对如何避免全面战争的问题，其所取得的成就是：从拿破仑失败到克里米亚战争之间（除克里米亚战争外），1815到1914年之间，没有任何战争同时牵涉到两个以上的大国。此解决方案符合制定者反自由主义和反民族主义（即反革命）的目标：首先温和对待法国，防止其投入一场新的雅各宾主义；其次寻求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以及法国此五列强的平衡；其三开展定期会议，一旦发生重大问题立即开会，以此来维护“和平”，重大决定由“大国”（Great power，强权）主导，而在此时，“欧洲协调”出现。

不过这1815年的解决方案还是崩溃了。因1816-1817年的饥荒和商业萧条，到处笼罩着对社会革命的强烈恐惧，1820年经济恢复后，每一次违反1815年解决方案的时间都反映出列强利益分歧，而1830年革命则是彻底摧毁了1815年解决方案，莱茵河以西的欧洲全都从“神圣同盟”的警察行动中解脱，“东方问题”把巴尔干国家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变成列强，特别是俄英的角力场，强化了俄国力量。

人口爆炸性增长、交通的发展以及速度和运载能力的全面改进、政府和行政管理效率的普遍改进、商业和移民的绝对数量见证了1789年至1848年间世界的变化。而这场双元革命除了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外，在宗教界、世俗界、艺术界、科学界也掀起了一番狂潮。

在意识形态上存有两大阵营，分别是倡导世俗化的宗教冷漠者以及倡导宗教复兴者；在世俗界，仍有内部的分裂，分别是相信进步者、不相信进步者以及在这两者之间徘徊的人，典型的冲突来自古典自由主义的呼唤与浪漫主义的咆哮；艺术成就异常广泛传播，与社会公共事物的关系尤其紧密，尤其体现在民族意识或统一运动正在发展的国家中，浪漫主义与革命典型则体现于法国大革命。

不过如霍氏所言：浪漫主义在数量上的实际重要性相当小，在知识阶层外，大众文化继续存在，在城市及工业区外的世界，文化上的变化微乎其微，到1840年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大量代替古老文化；革命也造成了对科学的特殊需求，为其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而其中的社会科学革命带来了全新而独特的社会学，将进化的观点纳入历史问题的思考中区，诞生了这场革命的集大成者——马克思主义。

不过这场革命也带来了阴暗的副产品——“种族理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历史学和野外考察，共同携手把‘民族后种族特征的永恒性’这个危险议题引入了社会”。  

霍氏总结1789年-1848年间这个革命的时代：自由主义的胜利开始于革命的失败，而结束于漫长的经济萧条。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年代，是开始于革命的结束，并且还要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初民社会”成为许多人的念念不忘与向往，正如霍氏所言：1847年，革命之声高亢逼近，1848年，正式引爆。

参考资料：

1. 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

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3.《諸神的禮物：馬鈴薯的文化史與美味料理；以激烈方式改變世界歷史的貧民食材》（Es möge Erdäpfel regnen: Eine Kulturgeschichte der Kartoffel. Mit 170 Rezepten）， 英格麗·哈斯林格（Ingrid Haslinger）

4.《马铃薯：改变历史的贫民美食》(The Potato—how the humble spud rescue the western, Larry Zuckerman)，译者李以卿，鯨出版社，2000年出版。

5. BBC：法国大革命：撕裂的历史 The French Revolution

编辑：H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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