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夏天，邓小平复出。
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本已开过，还是延续“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旧路。由于邓小平的复出，历史在这里骤然拐弯。文件追回，招生会重开，高考制度恢复。
命运只敲一次门，它敲得如此急促，以召唤那些有准备、有信念、爱读书的人。1977有27.8万人、1978年有40.2万人、1979年有28万人成为被选中者，作为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代，成为改革力量的中坚。
有人说，恢复高考如同一个支点，撬动了中国。40年后，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仅以高等教育而言，那三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在校生数占相应学龄人口总数比例）不到1%，如今已超过40%，中国已越过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
这是对恢复高考40年最好的纪念。
总第809期《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报道《那三届 四十年》：
★ 复旦数学77级：在新世界门前
★ 那三届，四十年
★ 恢复高考最重要的是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竞争原则
——专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张力
1977年12月，北京高考考点。图｜CFP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23日总第809期《中国新闻周刊》
1977年，开了两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建国以来，惟有这一例。
在刚复出的邓小平严厉批评教育部“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告诫其“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之后，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终于彻底另起炉灶，停废了10年的高考恢复了。
有人说，恢复高考就像一个支点，那么40年来，它是如何撬动中国的？
1977年8、9月间在北京重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最初估计，有1亿4千万人符合高考报名条件。
这其中包括：1966年至1977年的全部高中生、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历届初中毕业生，以及被允许提前报考的1978届优秀高中生。由于邓小平大笔一挥，划掉了政审的苛刻条件，政审这关能挡住的人也有限。
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别的不说，哪有这么多纸张印卷子？
为了控制人数，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的办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不等筛选出参加正式高考的考生。
教育部去了广西的试点县百色县调研。考试按照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命题，筛选比例是1：3。结果，文科考试98.64％不及格，理科考试98.54％不及格。成绩最好的是66、67届高中毕业生。
从1977年10月20日公布消息，到12月高考，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许多人连教材都没有，根本来不及准备，报名人数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天文数字。
报名者形形色色。湖北 21 万人报考，仅有 2 万人是在校学生及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他全是知青、工人、民办教师、复员转业军人等社会考生，其中知青是绝对主力，达 10 万人。
半数以上的报名者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了报考中专。初试又筛掉了很多人。如江苏南通地区，一个30 多人知青队有 20 多人报名考试，初考通过的只有 3 人。
如此一来，当年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
邓小平拍板，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纸张先行印刷考卷。政治局讨论，不要增加群众负担，报名费从最初的1元改成5毛。
高考没有统一试卷，命题权被下放到了各个省，考题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时间也由各个省自定，最早的是11月28日，最晚的是12月25日，跨度近1个月。分文、理两大类，文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理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各科满分100分。
高考分数不公布。考完后填报志愿，可以填报三个志愿。大学不区分重点与非重点，不分批次录取。
分数上线、体检合格后，对每个考生组成了两人以上的“政审调查小组”。政审合格被录取的考生，于1978年2月底3月初陆续入学。
当年还保留了小部分直接“推荐入学”名额，从历届优秀学生中选拔，不参加高考，目的是与通过高考入学者进行比较。
各地纷纷向教育部反映招生名额太少。1977年12月9日，中央音乐学院李春光、杨峻等6位教师上书邓小平，称该校考生中人才之多、水平之高，是建国以来历届高考所不可比拟的，而计划招生人数仅有135名，占报考人数的0.8％。经邓小平等批示后，当年中央音乐学院实际录取新生213名。
针对部分大学提出招收走读生的问题，决定扩大招生，1978年2月28日下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走读生和增加招生名额的通知》，规定自1977级新生起允许高等学校在完成国家招生计划的前提下试行招收通用和急需专业的走读生，并要求注意招收1966届、1967届高中毕业生。
就此，全国各地高校都扩大了招生名额，本科扩招2.3万人，大专扩招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
最终，1977级共录取27.8万人，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上图：1979年，黄萍在校园荷花池边留影。
下图：2017年5月26日，四川成都，黄萍在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前身为四川医学院、华西医科大）的荷花池边留影。
黄萍，1957年出生在重庆渝中区，1972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就读高中，1975年高中毕业后被派往重庆长寿县当知青。1977年得知高考恢复时，好心的语文老师把初一到高三的课本全部送到黄萍家里，鼓励她参加高考。由于时间太过紧张，语文老师为黄萍划下重点：毛主席诗词、文言文课文、汉语的语法以及文章的读后感……黄萍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挑灯夜读，在复习了一个多月后，她步行5个小时山路在重庆长寿县兴隆公社中心校参加了高考，以260多分的成绩考入了四川医学院妇产科专业。生产队全体社员开大会欢送黄萍，庆祝生产队的第一位大学生，还为黄萍送上了一本软面抄的笔记本作为礼物。
1978年3月，黄萍第一次离开重庆来到成都，开始了她人生的新篇章。1982年底从四川医学院毕业后，黄萍被分配到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做妇产科医生，5年后又被调到成都第六人民医院，1991年在成都市计划生育指导所工作，后任书记、所长，直到2012年退休。图｜CFP
上图：1981年刘枫和黄萍在校园内合影。
下图：2017年5月26日，四川成都，刘枫和黄萍在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前身为四川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合影。图｜CFP
1978年，恢复了全国统考，时间为7月20日〜23日。是否进行初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这年开始加试外语，但暂不记入总分，仅作为录取参考。
为避免暗箱操作带来的问题，根据邓小平意见，高考成绩一律通知考生，如对评卷有疑问，还可申请复查试卷。
这时，大学开始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于统考前分别填报。很多专业在1978年是首次招生。
由于1977年恢复高考太过突然，很多人来不及复习准备，所以1978年报考人数涨至610万。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后增加了近11万人，共录取40.2万人。1977年和1978年的两次高考报考人数纪录直到 20 多年后才被打破。
1978年招生文件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老三届”考生所占比重仍然很大。复旦大学经济系78级62名生源中，老三届占到一半以上。
在先后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的推动下，这一年，用了开办分校的思路来挖潜。1978年11月到1979年2月，北京建起了36所大学分校，增扩招了16800多名学生。
1979年，取消了政审关于密级的规定，简化了调查、审查的程序，将“政审不合格”修改为“不宜录取”，并将政审“不宜录取”的权力上收到省、市、自治区。
进入80年代后，10年沉淀下来的社会考生基本消化完毕。高考制度逐渐成熟，完全走向了正轨。
1979年夏，经常可以看到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的年轻人。图｜CFP
77、78级，从一出生起就难解难分。
实际上，“77级”名不符实。名为77级，却是78年初入学；算作81届，实是82年初毕业。
所以，77级、78级生是同一年入学，同一年毕业的。只不过，一个在春季，一个在秋季。
这两个年级有一种“瑜亮情结”。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力是78级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学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说当时77级同学笑78级，看你们第一年没有考上吧，复读才进来；78级同学也不示弱，说许多知青和工人第一年被卡住不让考，也有观望的，第二年放了，但考题难度高多了，还要拼掉更多应届生，容易吗？当然是笑话，没人当真。”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出自77级的刘海峰发现，77级、78级能上大学的，除了智力因素，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因为备考时间短、录取率低，考生原有基础便显得格外重要。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些人有信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坚持读书，是真正的“读书种子”。
另外，这两届大学生中，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比例较大。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郑若玲曾以厦门大学8821名学生记有家庭出身的档案作为有效样本作研究，结果显示，77级、78级大学生中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比例达到25.38％和23.46％，在各个时期中是最高的。与之相对，1965年这个数字是6.2％，1976年是9.83％。
刘海峰说，这个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学习的人形成的群体，普遍有一种知识的饥饿感， “将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是他们的口头禅。
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动乱年代错过了最佳受教育年龄，知识不成系统，且很难弥补。有人从零开始学英语，方法是背《英汉词典》，背完一页撕掉一页，最后一页撕完，整本字典背下来。
在校期间，77、78级学生经历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见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目睹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开始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存在主义、邓丽君歌曲等各种文化现象。
1980年夏到1982年春之间，27万77级大学生陆续毕业（有的听从主管部门动员提前毕业）。1982年夏，40万78级大学生也基本毕业。国家各行各业专门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由此开始扭转。
1981年春，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前晨读的大学生。图｜CFP
今年是77级进校40周年。6月17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了“那三届研讨会——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暨77、78级毕业35周年”，40余位77、78、79级代表人物济济一堂。
CCG理事长、来自广州外国语学院77级的王辉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77、78、79那三届，实际是中国一种很独特的历史现象。他们都经历过“文革”， 受社会磨练较多，受应试教育毒害较少，有强烈参与感，有批判思维。他们是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代。这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代人。
各行各业中都有出自77、78、79级的领军人物。2008年77、78入校30周年时，据不完全统计，担任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77、78级”大学生已达20人以上。中央领导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毕业于北京大学77级法律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毕业于复旦大学77级数学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是中国人民大学79级政治经济学系的研究生，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毕业于北京大学79级中文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78级法律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79级法律系。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贸易研究司原司长陈全生从恢复高考开始，连考了三次，1979年终于如愿以偿，考进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他说：“我们不是被耽搁的一代，也不是垮掉的一代，我们是谁也骗不了的一代。”他认为，认真反思，是这代人的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出自吉林大学78级历史系的雷颐也认为，“千顷地一根苗”，可以说他们这些“天之骄子”的幸运是建立在这一代人的整体失落上的。跟他一起下乡的人，绝大多数很晚才回城，找的是最差的工作，后来又早早下岗。
“现在有些成功者谈‘劫后的辉煌’，把我们当成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我说我们代表不了，我们是很特殊的。作为这代人中的幸运者，我们的责任更大，也更沉重。”雷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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