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龙
，2015级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博士生。专注声学研究，2018年8月1日在《Nature》上在线发表了题为《外尔声子晶体中的声表面波拓扑负折射》的研究论文。该论文报道了一类全新的界面波动响应——拓扑正折射和拓扑负折射，为设计各种波动元器件奠定了理论基础。2018年度，他先后获得“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奖”特等奖、武汉大学学术之星特别奖、武汉大学优秀研究生标兵。
初遇何海龙，是在实验室的门口，灰西装外套搭配简单的印花T恤和牛仔裤，仿佛外套一脱，就可以回到实验室继续钻研。领着我们在楼下过道坐定后，他聊起自己的研究领域，因为研究领域的专业性难以理解，他举手一挥，把面前两块桌子的间隙作为玻璃，双手模拟光波，开始解释经典波的折射与反射。
这样一项在日后工业、军事等领域都有广阔前景的发现，最初是由一个美丽的意外开启的：一开始，何海龙的研究目标是外尔声子晶体的材料性质，但在研究中，他和课题其他成员观测到与以往认知完全不同的折射现象。在反复观测以及和师长严谨地讨论后，何海龙确定，他们发现了前人不曾踏足的一片土地。
大道无声
研究的道路上，何海龙经历了各种各样不同的 “等待”。
课题初始，他们就观测到了令人惊喜的现象。但是将现象发展为科研成果，何海龙走了很长的路。开始是追溯现象背后的物理起源，在理论层面论证；接着就需要无数次实验累积出“一个完美的实验结果”。
第一次自制观测样品失败后，他选择请江夏的工厂代工。为了保证材料粘合的质量，他隔一天就要去工厂里“督工”。恰逢六月艳阳天，何海龙午饭后顶着太阳出发，在路上先乘地铁再换公交，两三个小时后到达；晚上九点再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学校。有一次没搭上公交，他甚至跟着手机导航跑了五公里，才打到回校的的士。这样的奔波，他坚持了两个月。
材料制成后，他化身为“搬砖工”，每次做实验，都要将三四百斤，22层的样品层层叠起，“每个孔都要对上”。如果结果不理想，就要重新再摆。对“唯一正确结果”的执着，代表着身心的双重考验，“我可能明天要摆一下午，后天才能开始实验”。这样精细又磨人的观测过程，已经重置了十几次，但何海龙只放心自己来干、亲力亲为。
这样的磨炼，不仅在实验室里，也在海量的数据前。为了处理数据，高效运算，他将自己的作息调整为与计算机同步，晚上11点离开办公室时让程序开始运行，熬到凌晨两三点，将第一批数据保存，再导入新的模型才入睡。第二天七点就爬起来，导入第三批数据，用他自己的话，那一段时间自己是“全天处于工作状态”。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日子，一过就是一个月。
就是这样的孜孜以求，换来了他在学术界响亮的初啼。
图为观测材料
“声”入人心
能在科研上有如此收获，何海龙淡淡而又不失自信地归为“
我
可能比较努力
”。的确，他是格外能沉住气耐心钻研、勤奋执着的人。他在读博初就沉下心来翻阅文献，努力将现有的课题琢磨透，并不急于求成。
在科研方向的选择上，他就有不同寻常的见解。他认为不能总是有兴趣才去研究，研究的目的是“有意义”，通过这个标准选好目标后，再去对研究的对象深入了解，慢慢培养兴趣，“做研究肯定是会遇到困难、曲折、会走弯路的，就看我们怎样去处理，这个过程才是我们做科学研究最应该思考的。并不是说想去找一个喜欢做的东西”，此外，何海龙还强调要相信老师的引导，“你的导师，他对他那个方面研究的前沿认知永远是比你更加前沿，或者说理解更加深刻的。”
遇到困难，何海龙单刀直入：抓要点，找老师，必要时候歇一歇。
何海龙与导师的关系十分融洽，他的实验室与导师办公室仅一墙之隔，每当听到机器启动声，导师就会来到实验室“手把手地教”。完成一天的工作后，两人还会一起讨论数据直到十一二点。当两人的认知不足时，何海龙也会寻求更权威的老师指导，当搞清楚理论上的问题后，回到宿舍歇息一下，第二天又“饱满地、热情地”投入困难中。
在解决困难时，何海龙强调：“最关键的是交流，与老师、同行讨论都是有必要的。”组会上、导师办公室、实验室甚至是校医院门口的斜坡上，都有他和导师讨论问题的身影，靠着与导师、同行的探讨，他以“声”求道，迎难而上。
面对科研的每一个细节，何海龙都力求“做得细”、“做得精”。他在查阅文献时，深感有些资料的配图只能算表现到位，有些甚至很粗糙。于是在自己的论文里，他精心拍摄、排版、合成。例如为了凸显自己实验样品中比较透明的玻璃结构，他先是四处借相机，又想办法贴一些有颜色的纸条来表现，为了一张样品照片，何海龙就耗时半个月。此外由于论文中图片数量的限制，必须将多张比例不一的图合并在一起，与此同时还要保证图片质量，他也“一张图一礼拜”，耐心细致地排版。
面对成果发布后接连而至的荣誉，他显得很冷静：“这当然会激励我对科研更有信心，但这也让我更加确信了科研路上的成就，必定是积岁月而后得的，不要太着急去为了毕业而发文章，先去积累，
厚积才能薄发
。”博士四年，何海龙只发表了这一篇文章，结果证明“高标准”的智慧，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