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7年5月19日
这是馒头说第 145 篇文章
【今日主打】
1938年5月19日
中国轰炸机空袭日本
1
1938年5月19日，15点23分。
两架美国的“马丁-B10”远程轰炸机从中国武汉的汉口机场，轰然起飞。
机场上没有一个送行的人员——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次绝密的行动。
在飞行了两个小时后，两架飞机降落在了靠近东海的衢州机场，再一次加满了航空燃油。
当夜23点48分，两架轰炸机再度轰然而起，向东飞去。
升空后，两架飞机中编号1403的长机驾驶员徐焕升发出了第一份电文：
“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誓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
这两架飞机的目的地，是日本。
在中国空军在全面抗战第一年就基本被消耗殆尽的时候，这8名机组人员所乘的两架远程轰炸机，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
“轰炸”日本。
2
蒋介石其实早就想轰炸日本了。
早在1930年代初期，蒋介石就曾表示过要派空军轰炸“敌国首都”夺取制空权的想法，他称为“爆击敌国的首都”——虽然没有指明“敌国”是哪个，但当时中国的首要敌国，除了日本，实在想不出有第二个。
1936年年底，国军参谋本部制订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已经明确列入了用重型轰炸机队定点轰炸日本东京、大阪等重要城市和军工港口、工厂。
蒋介石的想法是，在陆军和海军都明显不如对手的情况下，利用空军轰炸，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蒋介石当时还是过于乐观了——日本不仅陆军、海军碾压国军，空军力量也是远超国军的，他们后来研发出来的“零”式战斗机一度都成为美国飞行员的噩梦，更何况当时还孱弱的中国空军？以当时中国空军的力量，即使倾巢出动，也很难对日本城市造成实质性的破坏。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短短一年间，中国空军的精英力量就已经消耗殆尽，只有300架不到作战飞机的中国空军，在第一年惨烈的空中绞杀中虽然也取得过鼓舞人心的战绩，但终究因为数量太少，又没有后续补充，很快就所剩无几了（详见【延伸阅读一】）。
而在中国空军那300架不到的作战飞机中，轰炸机只有96架。其中能执行长距离轰炸任务的飞机更是屈指可数——能飞到日本本土的轰炸机，只有6架意大利萨伏亚S-72和6架美国马丁-B10（生产型号为“马丁—139WC”）轰炸机。
“马丁-B10”轰炸机
但即便如此，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还是将一批飞行员集中到南昌，为未来可能实施的远程轰炸日本做战前训练。
期间，蒋介石试图从英美购买飞机，但当时英美对日本侵华保持“中立”，为了不激怒日本，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同意向中国销售武器。蒋介石转而求助于苏联。一开始也保持中立的苏联，迫于西线纳粹德国的强大压力，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而避免使自己陷入被两面夹击的窘境，所以渐渐开放了对中国的军售。
但是，蒋介石提出向苏联购买100架远程重型轰炸机的要求，却始终没有得回复。苏联只愿意给中国提供中距离飞机，这些飞机只适合保卫中国沿海城市，但无法长距离飞行。当时有人猜测苏联不愿意出售远程重型轰炸机的原因中有一条，那就是谁都知道中国买远程重型轰炸机想干什么——苏联那时候还不想彻底刺激日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只能从自己空军的“存量”中想办法。
选来选去，选中了当时中国空军仅存的两架美国马丁-B10轰炸机——其实一共有四架，但有两架已经存在严重问题，拆了那两架飞机的零件，凑出的另两架。
3
飞机有了，谁来开？
一开始，蒋介石想委派外籍驾驶员。因为驾驶这两架飞机的，本来就是外籍志愿人员（说是志愿，但也是支付高额报酬的，类似雇佣兵）。
但一听说是要飞往日本执行轰炸任务，外籍飞行员觉得风险实在太高，开出了一人10万美元报酬的价格。当时一架马丁-B10轰炸机需要4名机组人员，两架飞机就是8人，一共是80万美元。
价格高昂是让国民政府犹豫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外籍飞行员毕竟没有中国人那样的国仇家恨，万一到了那边一碰到情况就折返，甚至跳伞，任务完成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思前想后，蒋介石最终决定用中国自己的飞行员组成远征队，去执行这个很可能“有去无回”的任务。
远征队的队长人选，选定了一个叫徐焕升的人。
徐焕升
徐焕升，江苏崇明人（现为上海的一个区），1906年出生，当时32岁。他最初是笕桥中央航校的教官，后来担任蒋介石座机的副驾驶，后来担任空军第十四大队的大队长——两架马丁-B10轰炸机，正是属于第十四大队。
随后，甄选远征队优秀飞行员的工作开始，中国空军第十九大队副队长佟彦博等一批精英被集中到了一起，开始训练和研究马丁-B10轰炸机。
一研究，发现出问题了。
4
“马丁-B10”轰炸机并非完美。
这种类型的飞机最大时速343公里，升限7300米，航程1900公里，可载弹1.25吨，乘员为4人。
如果从航程上算，飞机从武汉起飞，飞到日本目的地上空（当时选定的是日本佐世保军港和八幡市），燃油肯定不够。如果选定飞到宁波的机场加满油再飞，飞到八幡的距离是980公里，一个来回是1960公里，即便做到丝严缝合，也是燃油不够。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按照马丁-B10的载弹量，每架飞机只能装两枚炸弹，两架加起来四枚。就算成功飞到目的地上空，炸弹投下去，万一没炸中目标怎么办？岂不是平白让敌人嗤笑？
那么就算炸中了，四枚炸弹能起到多大的效果？
这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远征大队，也困扰着蒋介石。
最后，计划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
首先，目的地调整为更近的日本长崎、福冈和北九洲。
其次，拆掉一个投弹舱，改为油箱，确保万无一失。
那么只投一枚炸弹了吗？并不是，因为国民政府已经决定——不投炸弹，投“纸弹”。
这个建议，是徐焕升的远征队提出的（一说由蒋介石侍从室一处提出）。
因为中国从来没有飞行员飞临过日本的上空，对那里的天气状况，气流一无所知，也缺乏精确的日本地图，所以投弹命中的概率极低，即便命中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与其这样，不如发动宣传攻势——投放传单，警告日本人。
这个建议经过再三权衡，被蒋介石通过了。
5
时间回到1938年5月19日，23点48分。
经过精心的准备，远征队队长徐焕升驾驶的1403号轰炸机（苏光华副驾驶、刘荣光领航、吴积冲通信员)和副队长佟彦博驾驶的1404号轰炸机（蒋绍禹副驾驶、雷天眷领航、陈光斗通信员)加满燃油，从衢州机场起飞，直扑日本。
佟彦博。他在1944年1月4日训练学生盲飞时飞机失事，魂归长空。当时年仅33岁，没有看到抗日胜利的那一天。
为了防止被舟山群岛日军防空警戒哨发现，机队自宁波出海后先转向南，然后照准日本九州飞行。
20日凌晨0点35分，在发完第一封誓死完成任务的电文之后，徐焕升发了第二封电文：
“云太高，看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
20日凌晨2点40分，远征队终于顺利抵达长崎上空。长崎根本没有实行灯火管制。徐焕升发出命令：“目标马路路灯，投弹！”
数十万封传单在投弹舱打开后，飘落下去。
远征队依次飞临久留米、佐贺、佐世保等计划目的地，一共投下了100多万份传单。
宫崎骏先生画的当时国军飞机空袭日本的漫画
3点45分，飞机飞临最后一个目的地福冈上空。
此时日本地面防空力量已经有所发现，开始发出警报，实行了灯火管制，无数探照灯开始向空中照射，同时，高射炮开始密集发射。
但此时，中国的远征队已经完成了任务，于凌晨4点掉头返还，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拦截，顺利在早晨7点20分飞抵浙江海岸，8点45份降落在南昌机场，加油后于11点返回汉口机场。
同样出自宫崎骏
据徐焕升后来的回忆：
“当时日本的防空哨警戒能力相当幼稚，我们侵入日本上空时，并未被发现；直到完成任务离开日本，俯视眼底的都市才刚刚在实施灯火管制。
乃至天色通明飞到我国东海岸上空之际，接到地面联络，得知在上海、杭州一带有多架日本飞机升空拦截我们，但我们则掩蔽在云雾中安全返航。”
日本人为什么完全没能做出拦截？
除去时间因素等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认为当时自己是亚洲首屈一指也是唯一一个航空强国，根本不可能有飞机有能力或敢飞到自己本土的上空。
据说，中国远征队飞越大海时，曾被一艘日本军舰发现，但正是出于“怎么可能有别的国家的飞机敢飞向日本”这个原因，日军以为是自己本国的飞机。
所以，当时日本军方第二天看到传单后，还不相信是中国飞机投的，经过多方确认和检验，才相信真的是前一天晚上有中国飞机来过。
这是有记录以来，日本国土上空第一次有敌国飞机侵入。
6
那么，中国轰炸机投下的传单上究竟写了什么呢？
以下是两段节录：
告日本国民书
(一)
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的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全领土上做着怎样的罪恶。请诸位静听
……
日本兄弟，在诸位之中，有开始时反对战争，理想着正义和平的人，也有为军阀的宣传所欺骗而讴歌战争的人；但，不管是哪一种人，想来一定都因贵国的言论被统制，要了解时局的真相是困难的。所以，试作以下的说明，希望诸位详加考虑。
中华民国空军将士 中日人民亲善同盟
(二)
日本国民诸君：
老早从昭和六年，贵国军阀就对人民这样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只要满洲到手，就民富国强。”
可是，占领满洲，今已七年，在这七年之间，除了军部的巨头做了大官，成了暴发户以外，日本人民得到些什么呢?只有沉重的捐税，昂贵的物价，贫困与饥饿，疾病和死亡罢了。
中华民国全国民众
这次的“纸弹轰炸”，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首先来看中国国内。
中国各方面当然给这次行动高度评价。
《大公报》报道：“空军初次远征日本，在九州各地散发传单，唤醒日本迷梦，发扬中国德威。”
《申报》报道：“冲破万里长空，完成神圣使命，神鹰队长征三岛，散发传单不滥杀无辜，以正义人道告诫敌国。”
香港方面的舆论是：“传单比炸弹更具威力，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空防不可靠，今后日人不得安宁矣！”
孔祥熙（左一）等亲自到汉口王家墩机场迎接远征机组人员等凯旋
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对这次行动给予高度赞扬。《新华日报》报道：“我神勇空军征日创伟举，长崎佐世保传单飞舞惊破敌胆魂，我为维护人道免伤无辜并未投弹，警告残暴敌寇万吨炸弹随时可至。”
“人道”二字，是宋美龄提议的——她称这次轰炸，是“人道远征”。
5月22日，中共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代表王明、周恩来、吴玉章、罗炳辉还专门来到空军政治部，热烈祝贺八勇士凯旋归来，并代表中共中央赠送了锦旗，上书：“空军首次远征日本纪念，德威并用，智勇双全。”
那么日本方面反响如何？
日本的媒体，当然是竭力消除影响。
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5月21日发文《支那的怪飞机在九州出现，散发反战传单后遁走》说：
“二十日上午四点左右，在熊本、宮崎两县上空出现一架国籍不明的飞机，约一小时后消失于太平洋方向。这一飞行之后，球磨郡四浦，多良木，黑肥地，椎叶山奥以及宮崎县富岛附近发现了大量反战传单，县特高课立即与相邻各县及西部防卫司令部防空监视网联络，展开了大规模的对应行动。
根据目击者所谈，此飞机为白色道格拉斯型，发现的传单以《告日本劳动者》等为题，内容为激进的反战宣传。根据采访抛撒传单的现场目击者，发现传单出现地点与该飞机飞行线路基本一致。这次出现的怪飞机究竟为何来历尚不清楚，但从传单的内容看，似为支那飞机。值此徐州攻略战大胜，士气高涨之际，用此战术扰乱我国内不过可充一笑之儿戏，民心自无动摇。”
而作为第三方——主要是英美国家——的反应是：
美联社评论：“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成功，证实中国实力甚强，决非日本所能击败”。
路透社评论：“日本一向吹嘘，其本土从未受到外来威胁，其空防咸针对美苏，而视中国空军不足畏，而今恰恰是中国的空军，创袭击日本之最先纪录，可谓一鸣惊人！”
美国的媒体评论是：“中国飞机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国民，意义极为重大，且饶有趣味。”英国的舆论是：“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本空防不可靠，今后日人不得安宁，所谓大日本帝国固若金汤的空防，不过贻笑大方而已。”
当然，这些都是各带立场的评论。但对于执行远征任务的飞行员本身，绝大多数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就中国远征队的队长徐焕升。
该杂志定了个调：
徐焕升是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馒头说】
对于1938年的“纸片轰炸”，一直有两种声音。
一部分人认为，传单的震慑和宣传效果，远胜于丢四颗炸弹。也有另一部分人认为，经历了那么艰苦的飞行，到都到了，哪怕丢一颗炸弹下去，也比100万份传单的效果要好。
我个人比较认同前者。
主要还是因为客观原因：当时如果携带炸弹，无论是飞行还是投弹，或是返航遭遇拦截，会增加很多变数。更重要的是，就算炸弹投下去，炸掉一些建筑，甚至炸死一些人，以当时日本军方的掩盖能力（中途岛海战被他们完全渲染成日本联合舰队的一场空前大胜），真的掀不起什么浪花。
并不是说撒宣传单就是最好的策略。无奈吗？当然无奈。但在当时的各种条件限制下，“纸片轰炸”相对是最优选择。
当时两架中国飞机撒下的传单中，还有这样一句告诫日本的话：
“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而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中国人可以说没做到，也可以说做到了。
没做到，是因为之后日本加强了警惕，加大了力度，让中国空军再也没有机会远程轰炸日本了。
做到了，是在此之后，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25轰炸机自太平洋上的航母起飞，首次实弹轰炸日本东京，之后降落在中国机场（这是个远比“纸片轰炸”更悲壮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写）；1945年3月和5月，美国出动数万架次的重型轰炸机地毯式轰炸日本东京；1945年8月间，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被先后投下一颗原子弹——那已不是千吨炸弹，而是万吨炸弹的当量了。
可能有人会说，那是美国人干的事儿，又不是你中国人干的。
但作为让日本陷入战争泥沼十四年的中国，作为当时同一个战壕的盟国，中国难道真的没有一点贡献吗？
纸片也好，实弹也好，显示的都是一种信念。
那不是阿Q精神。
那是一种实实在在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血液中，坚持到底的必胜信念。
【延伸阅读一】
关于中日空中惨烈绞杀的故事——
《抗战期间的中国空中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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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歉声明
最近实在是缺觉，精神恍惚。昨天的推送，翁美玲的葬礼是在5月18日举行（于5月14日自杀），但我却阴差阳错写成了5月19日，非常非常抱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