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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武昌火车站附近面馆发生一起令人发指的断头血案。起因很简单，一位外地食客胡某不满店家姚某面条涨价一元，且与公布价格不符而提出质疑，胡某便呛声外地食客，“我想多少钱一碗就多少钱一碗，吃不起就不要吃”云云。进而引发两人口角。姚某自恃本地人且对方显得较为弱小，便推搡胡某，手掐其脖子逼到墙角。经过胡某同伴劝架，将二人分开，但仍然继续发生口角。使得姚某再次手掐脖子将胡某逼至墙角。胡某挣脱后，顺手抄起店里菜刀，砍伤姚某脚和胳臂；接着又将其拖到外面，砍其颅骨，并将姚某头颅砍下来，扔进垃圾筐。
有评论认为，之所以造成这起血案的原因是店家破坏了自己订立的规则，所以遭此噩运。店家公布的面条是4元/碗，而却要收食客5元/碗，食客要求按照规则收费，导致二人冲突并致血案。
这种观点兔痒兔生婆，人类的任何规则都包含了规则变更的权利。店家招牌4元/碗，但是随着种种原因，变更为5元/碗，这很正常。变更了，招牌来不及换，算是一个瑕疵，但也远远谈不上“破坏”。而且，物价上涨是全社会普遍的一种现象，非这家店之特异所为；从4元涨到5元，也完全在合理范围之内，与以前那些天价鱼，天价虾的宰客完全不是一回事。
换言之，武昌火车站附近面馆的这起血案，与所谓的“规则”有个屁关系。
问题出在哪？
当事双方，店家姚某应对食客胡某的质疑时，先是出言呛声挤兑，致使两人发生口角；接着又自恃本地人，且比胡某看起来体壮结实，因而推搡并掐胡某脖子，将其逼到墙角；这样的行为连续两次，直到胡某失控。店家姚某为什么这么“横”？因为他是本地人，在火车站附近经营面馆，做的是一锤子买卖。在火车站附加，吃几元钱一碗的面食的通常都是来自外地的社会底层的食客，相对居住在大城市的姚某，算是弱势人群。
按说，在火车站附近经营一家面馆的姚某，在整个城市里面也只是低底阶层，受着城管、工商、卫生、税务等诸多衙门的“管理”，这些“衙门”的任一工作人员到店里来都可以颐指气使，姚某都得唯唯诺诺地听着，受着。而且，俗话说，“店大欺客，客大欺店”，来店的食客，只要稍微有点地位，都可以对店家呼来唤去。对于城市低底层的姚某来说，他可能唯一只比外地农村来汉务工的民工更有优越感。
食客胡某来自四川省宣汉县，恰好就是令姚某可以感受到优越感的来自更低社会阶层的外地来汉民工。对于来自比自己更为低层的胡某的质疑，姚某的优越感顿时反映为一种盛气凌人的傲慢和愤慨。本来，胡某所提出的质疑也是合情合理，作为店家的姚某只需要稍加解释说明，也就避免了冲突。从道理上来讲，作为服务行业的姚某，对于客人的合理质疑，不应该会有愤慨的情绪，因为你确实涨价了却没有反映在公示的价签上。姚某出言不逊地呛声食客的合理质疑，从心理学角度最可能反映了两点。
其一，姚某已经习惯性地用粗暴的态度对待外地食客。这种对外地更低社会阶层的弱势食客的歧视性对待根植在姚某的人格之中。其二，姚某的愤慨源自生活其他方面受到挫折的转移宣泄。
先说其一。生活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内地和北方应该不陌生姚某的行为模式，服务人员以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普通客人，尤其是看起来是社会底层的客人。中国内地许多人骨子里认为“服务”是低人一等的活路，因此在对待普通，尤其是看起来来自社会底层的客人时没有好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从另一个方面，当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感受到被尊重，他自己在从事服务行业时也就不会尊重别的客人。“客大欺店，店大欺客”是一句中国传统谚语，但它所表达的意蕴在现时代中国内地仍然没有奥特，完全符合前现代文明的丛林社会的内在法则。
再说其二。既然姚某本身就是城市的低底层，那么受到推诿、羞辱、歧视性对待应该也是家常便饭。当一个人受到比自己更有权力的人的侵害，挫折感会带来愤怒。但愤怒却不可以向强权者表达和宣泄，只能压制下来，积蓄起来。这种郁结的愤怒遭遇到适合的宣泄对象时，就可能转移到安全的对象表达。因此，姚某对胡某的质疑表现出愤慨完全可能就源自长期在生活生活中郁结的愤怒。许多时候，我们把这种普遍的郁结的愤怒情绪称为“戾气”。
概言之，可以这么理解，姚某将社会生活中积累的“戾气”习惯性地向看起来比自己更弱小的胡某肆无忌惮地表达和宣泄出去。在99%的情形下，姚某这么做是“安全”，正如那些给予他自己挫折感的强权者一样，他隐忍下来，那么受到他歧视性对待的更弱势的食客也多半会隐忍下来。当胡某质疑并且与他发生口角后，姚某以当地人盛气凌人的优越感，依仗更为强壮的体型将看起来瘦小的胡某的脖子掐住，并逼到墙角。
可是，胡某并不是那99%的食客，而是一个小概率的具有特异性极端行为反应模式的食客。一般来所，遭遇到侮辱性的对待，连续两次被掐着脖子逼到墙角，足以使绝大多数人怒不可遏，并且反击。胡某第二次被掐脖子后的反击本身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顺手抄起菜刀反击，也不算太离奇。但胡某将姚某砍伤，拽出店外继续砍其头颅和脖子，直到将头颅与身体完全断离，并将头颅扔进垃圾筐，这后续的离奇行为就绝非普通人做得出来。大多数人即使在怒不可遏的情形下，仍然能够保持起码的理性，不会使行为太离谱，特别是会避免造成难以承受的补偿后果。胡某被激怒后，完全不可控制自己的行为，以极端的爆发的方式将姚某头颅砍下来，这完全可能反映了胡某的心理和行为的异常。以其行为的模式来看，胡某有可能具有某种冲动控制障碍的征象。
胡某的反应与去年将滚烫的汤汁浇到食客头上的服务员相似，因为难以遏制的冲动而采取暴烈的伤害行为，完全罔顾行为的后果。胡某所为属于那种小概率的极端行为，以姚某多年的有限经验，他完全不可能料到会有这样小概率的极端行为发生。
总结一下，武昌火车站断头案，其实质是丛林社会所习以为常的歧视性对待遭遇到小概率的具有某种冲动控制障碍的极端行为反应，与“规则”什么的，屁关系都没有。任何社会，都难免会有个别具有某种极端行为反应模式的个体。以个案来看，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如果将一个社会类似的事件汇总起来，却能彰显出社会失范的迹象和征兆。
毕竟，一块钱引发的令人发指的离奇血案，太具有中国特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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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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