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连续四次创业，这次她想成为中国创新药军团领头羊！

飞机滑过天际，地面上的景象开始依稀可见，稍稍活动下长时间飞行下有些发僵的身体，这已经是黄岚近两个月来的第四次美国行。自从今年三月份万春药业（以下简称“万春”）登陆纳斯达克以来，身为创始人的黄岚日程中这种跨越半个地球飞行的频率明显增加。说不累是假的，她却也甘之如饴。

万春药业创始人兼董事长 黄岚

作为医药行业内鲜有的连续创业者，黄岚身上有很多标签，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多年累积的经验和多面相也让万春的投资人对其感到放心，直言不讳地表示她创业的成功率会更大。

对于包括黄岚和万春在内的一批创业者和创新药企业来说，眼下是中国创新药从未有过的发展良机。无论是从顶层设计的政策支持，还是国内资本市场对于创新药企业的持续关注，都让中国创新药发展得到加倍助推力。

已经是第四次创业的黄岚，将万春看作是自己职业生涯的总和。在她看来，如果说之前三次的创业经历教会了自己一身技能，那么万春就是将这些技能得以施展发挥的平台。

潜能，行动，结果，信念，这是世界著名演讲大师安东尼·罗宾口中关于成功的四个步骤。大量开发潜能，大量行动，并且带着100%的信念去做，就会得到想要的结果。即将迈入第八年的万春和她的领导者黄岚，希望成为中国创新药军团中的领头羊。

“我有一个梦想”

一切的源起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甚至让人觉得有些俗套的故事。

把自己带大的外公因为肝癌去世，让9岁的黄岚当即下定决心以后要进行癌症药物研究。当时的她也许并不知道新药研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但日后能让像外公一样的癌症患者有质量地生活却也是年幼的黄岚彼时最简单的想法。

因此，没有遵循建筑学专业的父母的意见进入同济大学，黄岚选择了复旦大学的生命科学院，留学美国后则进入伯克利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这是全美最好的化学系，同时这也是全美淘汰率最高的学校，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在最后不能拿到博士学位，而化学系更是每年只招收55名成绩全A的学生。

“要么成为三分之一被淘汰的人，要么就努力进入那三分之二。”从博士、博士后到研究员，从中国再到美国，做癌症药物始终是黄岚心中不曾改变过的信念。

新药研发的艰辛和不易就像西天取经路上逃不掉的九九八十一难，但不同的是，故事中历经磨难后的师徒四人终于取得真经，然而现实中新药研发则是不折不扣的高风险项目，能否在最后摘得成果充满了不确定性。

1.1类抗肿瘤新药普那布林是万春重要的新药项目，黄岚已经在这个全新化合物上倾注了十年的时间。而联合用药是普那布林的研发重点，包括与多西他赛联合用药来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治疗化疗引起的白细胞降低症以及与PD-1免疫抑制剂纳武单抗联合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等。

黄岚对于上市后普那布林的全球商业市场前景充满期待。根据数据统计，在20%的化疗人群中，2015年白细胞降低症的市场规模就有73亿美元。此外，肺癌的市场规模到2020年将达到280亿美元。

除了市场规模，普那布林比现有治疗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药物G-CSF更加有效和安全才是最让黄岚觉得有信心的原因。作为新型小分子静脉注射药物，普那布林在化疗一小时后即可进行给药，而G-CSF由于受到药品活性限制，须在化疗24小时后给药，但那时中性粒细胞已受化疗药物的严重影响。相比之下，普那布林的当日给药更有优势，保护中性粒细胞不被降解的效果更好。同时，普纳布林还能够降低化疗药物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其他并发症，如感染、败血症、住院以及化疗药物剂量下调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远凯是普那布林预防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在中国注册性临床的主要研究者，他曾表示，临床试验如果获得成功，必将大大降低肿瘤治疗领域的主要副作用——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发生，这将会是抗肿瘤领域又一重大突破。

今年1月，普纳布林针对预防化疗引起的中粒性细胞减少症的III期临床试验在美国启动。随即万春用相同资料在中国进行临床申报，五个月后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批准了普那布林针对相同适应症的两项Ⅱ/Ⅲ期注册性临床试验申请。而如此的中美两地联合申报，也被外界认为是万春的一大优势所在。

在黄岚看来，中美各一半的团队配置以及公司高管团队丰富的新药全球上市经验，让万春的中美两地联合申报比其他人走的更快且有效率。

普那布林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参照贝达模式，美国市场则会寻求大型国际医药公司进行合作，这是黄岚早就设计好的商业模式。小而精，从而实现更强的竞争力和战斗力，在她看来，认真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最大的成功。

万春药业登陆纳斯达克

实际上，万春更让业内关注的是今年3月成功登陆纳斯达克，这不仅使其成为继百济神州与和记黄埔之后又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生物医药公司，同时万春也是今年首家纳斯达克IPO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显然，对于极度烧钱的新药研发来说，登陆资本市场意味着更加多选择的融资渠道。

从上市伊始的20美元，如今万春的股价已经上涨到37美元左右，黄岚认为，这也是美国资本市场认可公司的表现。而原因就在于万春满足了创新和国际化两个重要影响因素。创新来自于拥有1.1类抗肿瘤新药普纳布林，国际化则源于美国纽约与中国大连的双总部设置，这两点同样是国际资本市场对于中国创新药企业的重要关注点。

“蜕皮很痛苦”

“说实话，最初开始创业的前三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蜕皮过程。”从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身份转变，从而转变大脑思维模式来逐渐适应企业家的角色，让黄岚直言很困难。

之前，作为科学家的黄岚可以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这也意味着自己一定要有最前沿的科研发现，并且更多的时候是个人努力的呈现。而当开始创业，黄岚发现不仅需要自己做得好，更重要的是能够领导整个团队。

现在，黄岚已经更加认可企业家这个新标签。对于她来说，没有选择留校成为教授而是进行创业，正是源于从始至终自己未曾变过的新药信念。如果说科学家的职责是从基础研究中发现重要的靶点跟机理，那么在从科学发现到新药诞生这条漫漫长路上，需要的则是企业家动用监管部门、公司以及投资人的力量来最终能将成果落地，以帮助患者。在她看来，后者对于社会的贡献会更大。

相较于国内大部分创新药企业来说，已经登陆资本市场的万春在融资问题上的压力会减轻很多，那么，新的挑战是什么？

黄岚坦言，中美两地联合进行新药研发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且不说12个小时的时差和做事风格以及文化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如何保障两地团队高度协同的执行力可以最大化实现，从而完成两地数据的整理和报批。而黄岚要做的，就是将分散在两地的各个部门串联起来，真正做到无缝对接，这也是为何两个月内她四次往返中美两地。

从2002年回国创业至今，黄岚深刻感受到了国内创新药研发环境的巨大变化。90年代的中国医药市场根本找不到风险投资，几乎所有企业都在做仿制药，成本低但也由此打开了市场。而如今，中国医药市场中活跃的风投景象是黄岚此前未曾想到的，VC对于新药项目的认可和追捧让她觉得兴奋。

除了资本市场的热度一路看涨，政策对于创新药的大力支持也是让一批创新药企业看到发展希望，黄岚直言这是百年不遇的好机会。包括审批速度的加快和上市许可人制度的推行等利好政策，让她看到了政府对于培育国内新药研发土壤的决心和力度。

这样的变化同样也发生在普那布林的临床审批上，不仅距离FDA批准其在美国进行III期临床5个月后就同样得到CFDA批准，更让黄岚看重的是在与CFDA的沟通中后者的专业水平和在技术上提供的帮助，甚至CFDA还向她提出了FDA没有给到的建议，这也让黄岚实实在在地看到了行业管理者对于新药研发的助推力。

你必须在自己的生命里刻下一个观点：不休止地朝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成功的秘诀。

安东尼·罗宾这样告诉那些逐梦者们，而黄岚从儿时的梦想到如今的努力追逐，一直没有变过。现在，她对自己最大的期许就是作为中国人能够做出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在美国和全球上市的全新药物。

“我希望能很快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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