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4日至27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婦女史研習營：
性別視角下的全球史」，旨在以性別的視角，探索全球史與婦女∕性別史的發展以及對話空間。
9位擔任講師的歷史學者以不同的研究取徑與提問角度，處理性別史與全球史交會的課題，涵蓋的範圍從民族國家到帝國；
主題牽涉移民、殖民、人權、日常生活與戰爭等課題。
與會的學員來自臺灣、香港、中國、美國與英國等地，專長各異，包含經濟、法律、教育、文學與性別史等領域。
研習營每日的課程規劃分成專題演講與分組討論兩部分。
為了促進學員與講者的交流，3小時的專題演講中，包含由講者帶領的綜合討論。
分組討論則分成5組，由博士後輔導員主持，小組成員評論彼此的研究計畫、討論指定閱讀。
筆者很榮幸參與本次活動，以下為研習心得。
第一場演講題為「思考性別史與全球史：
交集、張力與機會」（Thinking about Gender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Intersections, Tensions, Opportunities），由Ulrike Strasser 教授（以下省略敬稱）主講。
Strasser將演講分為三部分：
一、分梳全球史與性別史的發展與關懷；
二、提問並解釋兩者缺乏交集的原因；
三、提供四種研究策略，說明兩者可以如何展開對話，以期深化並開拓當下研究的未盡之處。
Strasser 首先梳理19世紀歷史學專業化的過程，指出歷史學因服務於民族國家，且書寫權掌握在白人男性菁英之手，致使女性與非西方世界的歷史長期處於邊緣。
一直到二戰結束，因應冷戰局勢而興起的區域研究，加上自1960年代開始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學者逐步反思民族國家的建構以及歐洲中心的宏大敘事（mega-narratives）。
在此脈絡中興起的全球史與性別史，皆嘗試修正並挑戰上述歷史框架。
全球史的觀點可說是從外部突破民族國家的限制，至於從女性經驗及性別關係討論權力位階的性別史，則可視作從內部解構宏大敘事的取徑。
接著，Strasser以美國的歷史研究為例，說明全球史與性別史之所以具有相似的對話對象卻仍缺少交集的原因，在於兩者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歧異。
前者著重物質取向，研究跨國政治、經濟體系；
後者則採取文化取向，從性別關係探討意義的生產與再現。
因此，對於性別史史家而言，全球史常作為另一種宏大敘事，而忽略了性別、階級與種族等課題。
針對上述問題，Strasser提出的解決方法包括：
全球性別體系的跨文化研究、獨立的女性全球史（separate women’s world history）、陽剛氣質（masculinities）的全球史研究以及從性別關係分析跨國體系。
無處不在的性別關係與其所連結的權力位階，是以上四種研究取徑的共通之處。
舉例而言，Strasser從西班牙殖民者與印加帝國女性貴族通婚一事，探究殖民者與女性貴族各自的盤算，如何逐步促成帝國瓦解。
此外，Strasser還從西裝如何形塑男性氣質著眼，說明男性身體作為權力載體的研究意義。
是故，不論在帝國邊界或是境內，持續發揮作用的性別關係，可作為結合全球史與性別史研究的重要切入點。
Strasser從學術史的角度梳理全球史與性別史的脈絡，分析兩者對話不足的原因，進而提出尚待開拓的研究取徑。
之後的7位講者從各自的研究出發，與Strasser的觀點互有呼應、補充。
講者們在各自研究中展現不同的著眼點，讓我們從實際案例學習如何細緻地交織兩種研究關懷，更使我們一窺在兩種課題結合之下的研究蘊含的可能性與侷限。
蔣竹山與 Frank Biess 從涵蓋複數民族國家、牽涉不同殖民帝國的兩次世界大戰中，重新探討暴力與性別的關係。
蔣竹山講題為：
「全球視野下的性別、戰爭與日常生活」，他從全球史的特色談起，接著連結性別史納入全球視野的趨勢，最後聚焦在日記上，從個人的記憶處理戰爭、性別與日常生活的課題。
他指出，全球史將歷史議題放到更廣的全球脈絡，重思「空間層」與「時間層」的複雜交織，與近十年性別史的全球轉向彼此參照，這表現在婦女和同性戀權利的運動以及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移民研究上。
其中，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研究關注殖民權力對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文化建構，可與Biess對戰間期德國「自由軍團」（Freikorps）形塑男性氣質的分析進行對話。
至於移民的課題，則在郭美芬、顏杏如與楊惟安的演講中呈現更為複雜與細緻的圖景。
值得一提的是，蔣竹山介紹臺灣、中國、日本與歐洲等地的戰時日記，呈現個人視角下的戰爭與日常生活，展現全球微觀史研究的可能性。
Biess同樣關注戰爭，在「暴力與性別：
探討兩次世界大戰的東歐與西歐」（Violence and Gender from World War I to World War II i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中，細緻論述性別化的暴力經驗與記憶，如何促使暴力型的男性氣質逐漸成為德國戰間期的主導聲浪，最終釀成戰爭。
Biess 從男性氣質的競爭與建構連結情緒史與政治史研究，其重要對話對象為 Klaus Theweleit 的《男性幻想》（Mannerphantasien, 1977）。
Theweleit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自由軍團成員撰寫的自傳與小說，探討其中的厭女情緒如何促成法西斯主義，並由此推導出一戰與二戰的延續性。
Biess對此延續性提出挑戰，不滿足於單純討論延續或斷裂，他更強調暴力化的過程，並分析當下的社會情境如何提供暴力的溫床。
他指出，憎恨的日常化以及無法紓解的戰時創傷，在戰間期彼此迴盪，促使戰爭經驗被轉化為仇恨的記憶。
此記憶使得暴力型的男性氣質佔據主導地位，與新一代的年輕人要求以暴力復仇並恢復戰前榮耀的情緒相互呼應。
值得注意的是，Biess指出經驗與記憶的區別，說明戰間期德國對一戰暴力經驗的遺忘，強化憎恨的記憶並製造創傷，某種程度上，二戰是遺忘與創傷造成的結果。
最後，他拋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處在後二戰時期的我們，是否因遺忘暴力的記憶，正面臨「男性幻想2.0」（Male Fantasies 2.0）？
在《全球史的再思考》中，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指出全球史將注意力放在互動與跨邊界的纏結，意圖重新定義「空間」。
[2]以下三位學者從女性分別跨越中華帝國、日本帝國與大英帝國的移動過程，將女性移民的課題放置到在地脈絡與跨國網絡的互動中，展現女性在帝國與性別秩序的結構裡具有的能動性與限制性。
楊惟安主講「性別、買賣與人口流動：
英屬馬來亞的豬花貿易」，從英國殖民政策、清朝海禁與南洋港埠發展的三方互動，梳理華南女性被賣到新加坡與檳城從事性工作的歷史脈絡，並以廢除華娼運動凸顯殖民者與華人在地社群的角力。
相較於楊惟安聚焦於華南貧困的農村女性，郭美芬在「書寫移民與性別史：
以澳洲華人為例」的演講中，探討富裕的華商女眷如何在澳洲舞龍慶典中開拓性別交誼空間，說明女性社交影響力在凝聚海外華人社群以及形塑華人正面形象的重要作用。
兩相參照下，楊惟安與郭美芬呈現在跨國網路與地方社群的互動中，佔據不同社經位置的女性所擁有的不同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源如何形塑她們的選擇。
是故，在空間、階級、性別與種族等要素共同作用下，華人女性移民課題更顯複雜。
前述的華人女性移民研究，揭示女性較普遍的兩種移動模式：
一是作為親眷跟隨父系家庭移動；
一是因生活所需，基於自願或是被迫成為娼妓到海外工作。
在兩種敘事模式中，未見從女性的視角討論她們的移動經驗，諸如她們如何看待、感受與定義因空間轉換而變動的家庭關係、社會角色與人際網路。
顏杏如發表的演講「日本帝國圈內女性們的足跡：
越境與殖民地經驗」，提供了第三種移動敘事。
她以三位在臺日本中間層女性的書寫為史料，分析她們移動的背景、軌跡與經驗，進而探究支撐她們移動的外在環境與內在意識，凸顯結構限制與個人意志之間動態的互動關係。
顏杏如以高橋鏡子（1884-?）為例，說明她原先受「賢妻良母」教育影響，扮演「從兄、從夫」的性別角色，卻在蒙古、臺灣與滿州的越境經歷後，超越賢妻良母的框架。
是故，在臺日本中間層女性的移動經驗，讓我們在帝國邊陲中看見女性在帝國擴張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以及此種作用與女性移動的互動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顏杏如點出女性跨越殖民地疆界的軌跡，不僅是地理界線的越境，亦包含社會階層的游移、性別規範的越界，以及國與家界線的重新定義。
正是在多重界線的重構中，顯現女性動能、性別秩序與帝國擴張的相互關係。
若將楊惟安與顏杏如的研究互相參看，可以觀察到即使同樣為了帝國需求而移動，自許為賢妻良母的日本女性賤斥「賣春婦」，至於「唐行小姐」（赴華人為主地區從事性工作的日本女性）比起華人娼婦，較不以性工作為恥，留下許多她們穿著和服的工作身影。
女性看待自身與他人移動的歧異態度，牽涉當下所處的社會文化與性別規範，成為跨文化比較的重要素材。
全球史修正宏大敘事，對以民族國家為固定研究範疇的時間與空間發起挑戰。
即便如此，康拉德仍說明：
「全球史並非是要把民族國家掃進歷史的垃圾桶，而是要重新評估其歷史角色，把它的出現與重要性解釋得更清楚。
」[3]康拉德的澄清可呼應秦曼儀與陳正國的演講。
兩位學者的研究範疇落在民族國家之內，卻以交織全球史與性別史取徑的提問視角，豐富「人類本質」（human nature）與「人權」（human rights）課題的歷史脈絡。
秦曼儀主講「平等的社會想像：
性別、人權與近代早期法國」，她從閱讀史的挪用視角，意圖探討發軔於18世紀的人權觀，如何於20世紀中後期「再現」。
為了釐清兩者的關係，她上溯人權辭彙與論述出現的法國，觀察在等級制的法國社會中，人們如何看待並想像「人生而平等」的「平等」說詞。
值得注意的是，她提醒在等級法制不變的情境下，當時的平等一詞並不具有制度和司法的意涵，而是著眼於道德風俗與內在品格，訴求改變人際互動模式。
最後，她以女性友誼通信小說為例，分析女性如何藉由書寫與閱讀友誼的作品，表述理想的人際互動模式，反思自身生存處境，並實踐平等的社會想像。
秦曼儀梳理平等論述在社會場域被閱讀、接收與實踐的過程，論證在等級秩序嚴密的法國社會，人們如何想像平等，並在書寫與日常交誼中實踐。
由此，人權研究突破「起源－擴散」的單一敘事，開啟人權論述如何被不同性別、區域與族群吸納與融合的研究領域。
陳正國在「人類全史中的性與性別」中，觀察18世紀知識分子如何處理人類本質的問題，並分析啟蒙哲士針對文明價值的辯論。
他指出，在人類本質與文明價值的論辯中，女性被視為文明與否的標準與參照物，是以時人視不同民族與區域的女性為重要的窗口與尺度，透過她們來比較、了解不同的文明、國家與法律。
結合上述兩位史家的研究，可見18世紀的女性既作為「他者」形象，被納入到人類本質的論辯中，亦可藉由書寫、閱讀與日常互動，成為建構與落實平等想像的一份子。
全球史修正宏大敘事，對以民族國家為固定研究範疇的時間與空間發起挑戰。
即便如此，康拉德仍說明：
「全球史並非是要把民族國家掃進歷史的垃圾桶，而是要重新評估其歷史角色，把它的出現與重要性解釋得更清楚。
」[3]康拉德的澄清可呼應秦曼儀與陳正國的演講。
兩位學者的研究範疇落在民族國家之內，卻以交織全球史與性別史取徑的提問視角，豐富「人類本質」（human nature）與「人權」（human rights）課題的歷史脈絡。
秦曼儀主講「平等的社會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