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和清朝西学运动的区别如此大？

《失去的三百年》，作者：郭建龙，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

康熙皇帝统治时期，中国对西方科学的利用达到顶峰。但后来的人们依然有一个疑问：康熙皇帝是最善于利用西方技术为帝国服务的皇帝，可是，为什么他的时代距离闭关锁国已经不远了呢？

其中有一个现象，那就是虽然康熙皇帝善于利用传教士，但与明朝相比，利用和学习传教士技术的只有皇帝一人。

在明朝，利玛窦进入中国之后，迅速引发了整个阶层对西方技术的兴趣，从最早的瞿太素，后来的徐光启、叶向高等人，到后期的孙元化，再到南明时期的瞿式耜、焦琏和太监庞天寿，这些人都对天主教带来的新技术有着向往，并不耻下问地学习。可以说，明朝的西学运动是来自社会智识阶层的自救运动。

利玛窦像。

而在清朝，只有康熙皇帝的远见卓识值得夸奖，真正利用了传教士技术的只有皇帝一人。大臣们对于科学技术既不感兴趣，也不想学习，他们除了恭维皇帝的明智之外，什么都没有做。因此，清朝的西学运动只是依靠皇帝一人，缺乏群众基础。

为什么明朝和清朝西学运动的区别如此大呢？这又和明清时期不同的政治局面有关。人们提到中国的大一统集权社会，往往会认为其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二者不加以区别。事实上，明朝虽然在朱元璋时期实现了高度的集权，但随着朱元璋死后统治力的松弛，明朝的官员依然保持着相当的自主判断。在明朝，即便权臣执政时期，依然有大量的言官敢于忤逆皇帝，明末的东林党更是为了节操而不惜献出生命。这时的官僚都有自己的判断力，而地方官员也有一定的选择权。

到了清朝，官僚们的自主性消失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汉人受到猜忌，有自主精神的汉官大都被拿下。随着“三藩之乱”的结束，汉官集团除了表达忠心之外，已经不敢表露自己的立场了。而另一方面，对于满族官员，更加原始的制度让他们以奴才自居，对主子的服从更是写在了天性之中。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官员们的能动性和学习精神消失了。因此，虽然明清时期都是集权政治，但明朝官员是有人格的，而清朝官员往往放弃了自我判断，甘心做奴才。

两朝的哲学也影响了人们的选择。平心而论，清朝的哲学是比明朝更加现代的。清朝的哲学称为“实学”，也就是利用逻辑的力量去检验大到历史、文字，小到各种器物、金石的学问，这甚至有点西洋逻辑学的味道。而明朝中期兴起的“心学”则更宽泛、笼统，没有实际内容。不过，心学虽然看上去更接近中世纪，却是为了反叛宋元理学（道学）而产生的，为了对抗朝廷对人的思想格式化，不惜完全退回到人心而放弃客观世界，强调一个人应当遵循自己的内心，不应该放弃个人的判断能力。清朝的实学虽然先进，却只是官僚文人士大夫们在当官之余的娱乐工具。也就是说，官僚们在官场上并不能反对皇帝，只能唯唯诺诺。所以，他们将实学作为一种私下里的爱好，学会了人格分裂式地将公私分开：在朝（当官）时是一个奴才；只有回到家，钻到故纸堆里，才变成一个人。这种二分法让清朝的政治成了一言堂，其余的人毫无动力去挑战权威。

利玛窦、徐光启像铜版画，1667年，上海图书馆藏。

正因为这种区别，西学在明朝能够吸引大量希望独立思考的文人名士，但在清朝连一个文人也吸引不到，他们只是将西学当作皇帝的爱好恭维一下，就转入自己的角落里不吭声了。

二者区别最典型的体现是对待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态度。这份地图在明朝吸引了大量官员的注意，他们都把它当作一种先进的地理知识加以学习。而在清朝，修纂《四库全书》的都是当时最聪明的学者型官员，当他们整理《四库全书》时，虽然也提到了《坤舆万国全图》，却只是将之当作一种荒渺莫考的东西。

康熙后期，皇帝一方面对传教士宠幸备至，另一方面，国际局势的复杂化又让皇帝对西方事物警惕起来，从而为重新闭关埋下了伏笔。

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可以总结为：南北两方面的贸易压力，以及南北两方面的传教压力；在和清朝打交道的国家方面，英国和俄国已经慢慢取代了之前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而中国商人的境遇日益艰难。

这里先看北方贸易的情况。

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除了疆界、追逃的条款之外，还有一条贸易条款，规定“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即便在谈判还没有结束时，双方的贸易关系也是一直在发展的，这得益于中亚地区的布哈拉商队。当条约签订之后，主要的贸易地则是与中国东北地区相连的尼布楚，以及与蒙古地区接壤的色楞格斯克。这些地区统称为“外贝加尔地区”，逐渐成了中俄贸易的主通道。

纪录片《康熙与路易十四》剧照。

但双方对贸易的态度又是不同的，俄国乐于派遣商队前往中国，清政府却对贸易不感兴趣。康熙皇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却没有把他的眼光带到经贸领域。按照协定，双方都有派发护照前往对方国家的权利，也都有接受对方国家商人的义务，但清朝一方不仅不鼓励商人前往俄国，还生怕他们与俄国人勾结。由于满族人对汉人也充满了不信任，最初更是禁止汉人参与贸易。这导致只有俄国单方面派出贸易商队，俄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贸易的主动权。

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中方贸易。在东北地区，满族商人是可以前往边疆地区进行边贸的，特别是脑温等边境城市。汉人则只能在北京等待俄国商人的到来。

协议谈成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底如何执行《尼布楚条约》中的贸易条款呢？协议规定的只是大框架，但具体贸易商队的落实，还需要双方的实践。

康熙三十一年（1692）3 月，俄国商人伊杰斯在沙皇的派遣下，组织了一支商队，从莫斯科前往北京。按照贸易条款，伊杰斯显然是持有俄国护照的，应该允许其过境贸易。沙皇还向这位商人提出了六个要求，其中与贸易有关的要求包括：希望皇帝派遣中国人携带各种货物来俄国做生意；希望皇帝允许中国商人每次携带 1000 普特或以上的纯银前来莫斯科；不禁止中国商人向俄国输入宝石、花布、辛香作料和各种药用植物块根。

纪录片《康熙与路易十四》剧照。

清政府倒是遵照条约，允许他们过境前往北京了，但是态度并不友好（俄国人的看法）。康熙三十二年（1693）商队到达后，有五十多天不被允许离开指定住所。到次年 1 月，才终于可以自由活动，于是俄国人赶快会见商人，销售货物，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这样，原本说好的自由贸易又变成了缓慢的、特许式的贸易。

俄国人最不满的是清政府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认为这是恶意的表现。但俄国人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们并没有遭受不友好的对待，康熙皇帝对俄国人是满意的，即便当时还处于准噶尔战争中。真正的问题是，这就是清政府对待外国人的方式，皇帝只是将他们当作一个普通的朝贡团罢了。也就是说，在清政府看来，所谓的条约规定，与朝贡制度是并行不悖的，每一次沙皇派来的商团都只是和暹罗、东南亚诸岛屿国家相同的朝贡团，这些朝贡团到了北京都会先被关一段时间，完成磕头朝贡的任务，然后准许他们自由活动一番赚点小钱，最后赶走。《尼布楚条约》中的贸易条款，在俄国人看来是双方平等贸易的条款；但在清廷看来，只是朝贡框架的延伸而已。

可对皇帝来说，这个商贸团确实比普通的朝贡团麻烦一些，因为它竟敢向皇帝提出六项要求，并请求皇帝的答复。最后，理藩院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满足了俄国人的要求，给出了回答。关于贸易的回答是：中国的朝贡制度允许各国派遣使臣和商人前来中国，但是中国从不派遣任何使臣或商人携带任何东西去外国。

在朝贡框架下，每个国家的使团是有人数限制和频率限制的，对俄国人已是格外优待，允许他们一年“朝贡”一次，每次可以带二百人前来。另外的优待是，除了沙皇，边境长官也可以派遣使团，但人数只有五十人。

朝贡贸易的本质是，一旦决定了这样的朝贡制度，对方必须跟着清廷的制度来做调整。按照这个制度，自由贸易是不可能了，沙皇每年必须派遣使节按照朝贡方式前往中国。私人商人无法独立贸易，只能加入使团，成为二百名成员之一，然后才能前往中国。由此延伸出了沙皇对贸易权的垄断，特别是贵重的紫貂皮和黑狐皮，都是国家专营的。

纪录片《康熙与路易十四》剧照。

这支商队最初还不禁止私人商人参加，只要他们购买名额就可以了，但很快，沙皇发现私商携带的货物侵占了官商的利益。比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商队，官方获得的贸易收入是四万一千九百卢布，但随团前往的私商却获得了十一万三千六百二十卢布的利润。于是，到了康熙四十五年，沙皇干脆下令禁止私商加入贸易团前往中国，所有的货物都是官方货物，这样就可以垄断销售利润了。果然，到了康熙四十九年，官方货物的利润达到二十万卢布。

对于沙皇禁止私商前往北京，清廷是持赞同态度的。在皇帝看来，只与一家商人打交道，比与许多家小商人打交道更容易。

但沙皇没有想到的是，只要禁止了私人参与，效率就会立刻下降。而清政府在北京也不断地给贸易团制造麻烦，到最后，在北京售卖毛皮变得越来越困难。康熙四十九年（1710）以后，官方商队带来的货物价值不再增加，商队也越来越少，最后整个贸易都陷入停滞。与此同时，随着准噶尔战争的结束，皇帝对俄国人也没有那么重视了，各种矛盾越来越多，影响了贸易。

在官方商队衰落的同时，边境地区的民间贸易（私人贸易）却蓬勃发展。私人商人不能去北京了，他们就前往能去的地方，就这样，蒙古城市库伦（今乌兰巴托）就逐渐成了私人贸易的主要地点。从俄国边境城市色楞格斯克走十到十二天就可以到达库伦。由于沙皇禁止私人商人在任何情况下销售高端毛皮，表面上，私商带着一般的货物（低级毛皮）前往库伦，但实际上他们携带了大量的高端货。到了库伦，再由逐渐兴起的山西商人买下来，将它们带往中国内陆销售。

相比较而言，去往北京需要三个月，加上清政府的刁难，朝贡制度也拖慢了官方商队的节奏，没有一年时间很难完成一次贸易，与私人商队一个月来回一次库伦的灵活速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最后，私人贸易挤垮了官方贸易。

沙皇彼得大帝为了应付清政府的朝贡制度而采取了贸易团的形式，又由于割舍不开利益，垄断了贸易团，最后违背了自由贸易的规律，造成了俄国官方贸易的衰落。他原本可以在远东地区更快速地发展，将清政府甩在身后，但由于错误的政策，俄方在康熙时期并没有完全展现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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