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君的福利派来啦！
作为现代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读《资治通鉴》？
对于《资治通鉴》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经典，我们该以何种方式读懂它？
诞生于宋代的《资治通鉴》，和《春秋》《左传》《史记》《汉书》这些书相比，篇幅更长，历史跨度更大，收录的问题&解决方案也更多，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答案之书”。那么，阅读《资治通鉴》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
本期将要介绍给大家的正是《资治通鉴：熊逸版》第四辑（定价：399元）。书中内容涵盖《资治通鉴》汉纪七至汉纪十五，以210个问题为抓手，讲述大汉王朝的兴衰荣替。
一位位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张骞、董仲舒、卫青、李广、司马相如、霍去病、苏武、桑弘羊……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应接不暇：霍去病出击匈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张骞通西域；苏武牧羊……一件件亟须追寻的历史真相等待你去探索：汉朝远征匈奴战果如何？李广为什么一再“难封”？张骞通西域经历了多少波折？……
这是一个贤才辈出的时代——
“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汉武帝迫不及待地要建立文治武功，所以才会求贤若渴。而他既有求贤若渴的动机，又有慧眼识人的能力，所以人才如滔滔江水般涌现——司马相如、公孙弘、霍去病、卫青……成就了这一时期的繁荣辉煌。
这是一个开疆拓土的时代——
汉武帝一朝在各个方向开疆拓土，在河西地区设置一个又一个据点，终于打通了河西走廊，连通西域，著名的丝绸之路就这样囫囵成型。如果把汉帝国想象成一个站立的人，这段疆域的经营相当于他把一直蜷缩的左臂伸展开来，向左上方伸直，与西域牵手。
这是一个儒法结合的时代——
汉武帝时代的政治实践有法家的底子、儒家的面子。如果说法家思想是简洁高效的格斗实战技法，那么儒学就是电影中精心设计的武打场面，华丽壮观，这对武帝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一面建明堂、搞封禅，一面任用酷吏，对此并没有感到任何违和。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四辑。
正如哲学可以反观日常，历史亦可言说当下，读史，是为了更好地活在当下。只是大部头的《资治通鉴》会让许多人望而生畏，要想读出其中的深意，更是巨大挑战。熊逸老师不仅精通史料，而且视野宏阔，他的精湛解读，贯通中西古今，既有对古人透彻的理解，也有对今人深切的关怀。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为什么我们如此看重《资治通鉴》？
罗振宇
为什么在那么多中国文化典籍中，我们如此看重这一部《资治通鉴》呢？
这牵涉到历史在中华文明中的独特价值。
一般人说到“历史”两个字，想起来的好像就是一个一个的故事。有人物、有事件、有转折、有高潮、有结尾，等等。有的有趣，有的没什么意思。所谓故事，过去的事嘛，好像就是闲聊时候说的闲话，是打发时间用的娱乐品。要是这么想的话，就太低估历史的价值了。历史不仅是故事，历史还是一整套人的行为模板，它是会映射进现实，对我们的现实选择造成重大影响的。套用一句电脑术语，历史是可供我们快速调用的、过上有尊严生活的“快捷方式”。这么说有点抽象。
我举个例子。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如果有这么个人，读书，然后当官，官当得不怎么好，只好滚回家去种田，那这个人在旁观者的眼里，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至少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对吧。对，当时就是这样一种观念。但是请注意，当历史到了公元405年11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小县令辞官不做，回家了，回家的路上写了一篇文章，叫《归去来兮辞》。你知道的，这个人叫陶渊明，那一年，他40岁。然后，他用自己余生20年的时间，种田、写诗、受穷，承受儿子没出息的痛苦，然后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去世了。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死了而已。但是，只要稍微拉开一点历史的视野，我们就知道，陶渊明最后20年的生活，惊心动魄，因为它的价值超过了同时代发生的几乎所有的事。因为有了陶渊明，因为有了陶渊明这晚年的20年，后世中国人里所有失意的人，不管是被动失意的，还是主动辞官不做的，他们心里烦闷的时候，都可以来到陶渊明这个名字旁边坐下来，和他聊几句，听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者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从此，咱们中国人就知道了，人在飞黄腾达之外，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努力的方向：拼尽全身力气，和山川田园融为一体，度过普通而有真趣的一生。
我刚才说的陶渊明，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个例子。但是，积累得多了，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西方人在一起，面对一模一样的人生挑战的时候，他们内心感受的丰盈程度是不一样的。
中国因为历史绵长，因为文化没有中断，数千年积累出来的人格模板，可以被一个当代中国人随时调用。就像昆明大观楼那幅对联上说的，“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你看，我们中国人就有这个本事，一登楼，放眼一望，数千年往事，滚滚英雄就在眼前，这就是历史长的文明的好处啊。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有一位如雷贯耳的人物，张三丰。话说，张三丰和弟子说到一位前辈大侠，叫“百损道人”，众徒弟沉默着，没人搭话，因为百损道人是何方神圣，弟子们都不知道。因为张三丰活得太久了，他熟悉的很多人和事，旁人都不清楚，哪怕是跟了他最久的徒弟也都不清楚。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当代中国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张三丰。虽然我们的肉体生命都不足百年，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这个数千年传统的继承人，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就有着数千年积累下来的人格基因。而其他文明里的人，就没有我们这样的优势。
你可能会问了，这样的文明优势对我们个人来说有什么用呢？用处挺大的。你想：孔子奔走一生，不得重用，他内心孤独吗？不孤独，因为他可以经常梦见500年前的周公；司马迁受尽摧残，悲愤作书，他内心孤独吗？不孤独，因为400年前有个叫左丘明的人写了《左传》，给他指明了道路；一个普通的中国木匠，辛苦劳作一生，他内心孤独吗？不孤独，因为他知道，自己对手艺精益求精，祖师爷鲁班地下有知，会看着他微笑的；一个戏班里的演员，所谓下九流，社会地位卑微，他内心孤独吗？不孤独，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一行叫“梨园行”，是唐代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所创，皇帝都能演戏，我这也没有什么丢人的。
……我们中国历史太长，又有着举世无双的连续性，所以，这个庞大的人格基因库积累的数据就足够多，我们当代人的任何处境，都可以用极高的分辨率在历史中找到对应的镜像。
同样是帝王的谋士，既可以有张良那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也可以有陈平那样巧计百出诡谲奸诈的，还可以有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同样是莽撞人，可以有张飞那样粗中带细的，也可以有李逵那样天真烂漫的，还可以有鲁智深那样豁达热血的；同样是创立伟大帝国的人，西方人讲来讲去，好像脑子里也只有一个恺撒这样的模型，但是咱们中国人呢？一说起来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国人有着更多、更精细的人格模型。
在这么丰盛的历史资源面前，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真的是可以“各取所需，丰俭由人”呐。当然，中国历史的这种力量，不仅赋予每个人以勇气，整个民族的勇气也是这么来的。当年，汉武帝用卫青、霍去病北伐匈奴，虽然很成功，但也闹得民穷财尽。在当时看，对汉武帝这个人的评价是功过参半的。但是换到历史的角度来看呢？汉武帝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不管外来侵略者多么凶残，中国人心里都有数——中原民族是有办法积累力量，反败为胜的。
所以你看，后来就一次又一次地应验。
宋朝灭亡之后，不到100年，朱元璋那代人，就可以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心里有底气。而这句口号，在600多年后，颠覆满清的那一代革命党人，又可以几乎一字不变地喊出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几十年后，日本用一个工业国的力量，碾压式地要征服中国这个农业国。不管局势多么绝望，中国人心里都清楚，日本人想灭亡中国，办不到。咱们仍然可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你想，这其实不需要多少历史知识，抗战的时候，在中国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你跟普通老百姓只要提起一个人的名字，岳飞岳武穆，他们的抗日激情马上就能点燃。你看，历史不是过去的故事，不是印在书本上的高级知识，历史就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无论是危难关头，还是日常生活中，都能随时借重到的力量。
前不久，我读到赵汀阳老师的一本书，叫《惠此中国》，其中有一段话，我当时看了就很激动，抄录下来，今天也分享给你：
一个精神世界越被广泛使用，越被更多的人分享共用，就会因此凝聚起越多的文化附加值和难以拒绝的魔力，就越能够吸引更多的心灵，结果会形成一个无穷增值的循环。
读历史，不是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故事，而是为了让我们这个脆弱、短促的生命加入到那个无穷增值的循环里去，去汲取力量，支撑我们过好这一生。理解了赵汀阳老师这段话，也就顺便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那么多的历史典籍里面，我们最看重这一部《资治通鉴》。
你想，《资治通鉴》诞生于宋代，和《春秋》《左传》《史记》《汉书》这些书相比，不仅是篇幅长、历史跨度大，它还因为卷入到那个无穷增值的循环里去的精神资源更多。这些资源既包括到宋代才正式成熟的儒家意识形态，也包括伟人在思考当代中国问题的时候读了它17遍的传说，等等。
看待精神资源咱们就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哪里卷入过更多的精神资源，哪里就有更多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当代中国人一定要读《资治通鉴》的理由。
今天我们提到儒家思想，想到的往往是《论语》《孟子》里的道德箴言，觉得孔老夫子和孟老夫子在慈眉善目地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能早早领会这些古代智者用一生总结出来的闪亮金句，应该就可以避开很多坑。就拿“吾日三省吾身”这句话来说，如果每天都能反省三次，哪怕打个折，只反省一次，对个人成长也大有益处。不过转念一想，这也没什么特别的，那些经历丰富的人总能总结出一套人生智慧。即使一个人没有什么文化修养，只会说“天上不会掉馅饼”或“条条蛇都咬人”这样的大白话，难道在智慧的深刻性上就一定比不上《论语》《孟子》中的道德箴言吗？对此，质疑声音最大的莫过于黑格尔了。他认为《论语》不过是一些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首先，这可能是因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本身是一套叠床架屋的恢宏体系，虽然以今天的知识来看，这套体系不过是建在沙子上的高塔，但它的确结构严密，任何一个结论都有一整套体系的支撑。相形之下，《论语》显然缺乏这样的系统化，其中任何一句道德箴言都是单摆浮搁的，“吾日三省吾身”和“天何言哉”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支撑它们的体系又在哪里呢？其次，《论语》很多内容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若结合当时的背景去理解，这些话可能意味深长；但脱离了这些背景，它们看起来的确像是一些基本的道德常识。再次，黑格尔所接触的儒家经典是翻译版本，在那个年代，“四书”在中国的传播远远超过了“五经”，这导致黑格尔将《论语》视为儒学的代表。如果他看到的是《春秋繁露》或者《春秋公羊传解诂》的高质量译本，那么他对儒学的看法可能会完全不同。这两部汉代的公羊学经典，虽然在内容的严谨性上可能不如《论语》，但在体系化和宏大程度上，有可能会让黑格尔自叹不如。在一些思想史著作里，武帝崇儒的动机被理解得非常高大上，比如有这样的说法：“汉武帝接受亡秦教训，根据当时社会政治形势以及建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的需求，即位之初，就反黄老而启用好儒术的人物……”但我们通读《资治通鉴》，逐年追踪历史大事件，再看到这样的观点时就不容易轻信了。因为这一辑的很多历史事件告诉我们，武帝不过是年轻气盛，套用评书里的话说，就是“小马乍蹄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而儒学又是建明堂，又是搞封禅，招招式式一个比一个华丽，正好激发了武帝的欲望和野心。在当时，除了儒学之外，还有黄老之术，要求皇帝清净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显然要遭嫌弃。剩下的就是法家思想了。
《汉武大帝》（2005年）剧照。虽然以法家原则搞管理确实得心应手，但一来“法家”和“暴秦”这两个概念成双成对，标榜法家的话，就等于公然重蹈暴秦的覆辙，有违当时全社会的共识，因此需要“外儒内法”，用儒家的温情面纱来掩饰“以法治国”的冷酷本质。二来“以法治国”这种一味追求管理效率的方式对于汉武帝来说太无趣了，当皇帝怎么不追求盛大和华丽呢？这就好比我们看格斗擂台赛，大家的打法都简单直接，所有多余的动作都在一次次过招之后被淘汰了，但这种实用的打法显然欠缺观赏性，不如动作片里由武术指导精心设计出来的打斗场面那样过瘾。在汉武帝时代的政治实践中，法家思想就像格斗实战技法，简洁高效；而儒家思想则更像电影中精心设计的武打场面，设计精巧、华丽壮观，充满了戏剧性和吸引力。在当时的儒学经典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春秋》。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是孔子为后世制定的一部国家法典、一套理想社会蓝图，足以为任何雷霆手段提供理论支持。但事实上，《春秋》不过是春秋时代鲁国的一部极简编年史，怎么就变成国家法典和社会蓝图了呢？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火烧咸阳后，文化几乎出现了断层，读书人能找到的书寥寥无几，一旦得到一本书，就会扎进去反复研读。而一个人只要拿出这种精神去读书，很容易从字里行间咂摸出深刻含义。只是，先秦时代的古汉语的表意能力很有限，加之抄写过程中还可能丢字和错字，比如一个叫仲孙何忌的人忽然被写成了仲孙忌，在当时是很正常的现象。在我们看来，这可能是抄写错误，但当时的学者却不会这么认为。相反，他们会认为这些看似矛盾或不合理之处，正是孔子刻意安排的深意所在。就这样，他们发现了很多所谓的“微言大义”，而这些“微言大义”在师徒之间口口相传，最终形成了文本，这就是《春秋公羊传》。在西汉时期，《春秋》学基本等同于公羊学，儒家知识分子从公羊学的角度来理解《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也就是《春秋》大义，并将它们运用于真实的政治生活。而公羊学因其深挖“微言大义”，天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既可以拿来支持，也可以拿来反驳观点。如何支持和反驳，完全取决于谁能更灵活地解读、谁能更准确地把握住武帝隐秘的内心。所以，当公羊学、中央集权、“以法治国”的法家传统结合起来后，武帝不管怎么为所欲为，都可以从儒家理论库里找到冠冕堂皇的依据。此外，汉代儒学还和方术合流，封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文总结过：儒学向方术学技术，方术向儒学要旗帜。你情我愿之下，竟然得到了一个双赢的结果。我们更可以理解，为何汉武帝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方面又痴迷于求仙炼药，因为两者其实是一回事，至少在汉武帝本人的理解中是一回事。想要书的朋友请在下方留言区直接留言，给我们发来你想要《资治通鉴：熊逸版》第四辑的理由，你给出的理由越真切，分享越动人，距离收到赠书也就越近。《资治通鉴：熊逸版》第四辑赠书共2套，将赠送2位读者。我们将在点赞数量最高的5位读者中选择1位读者（留言如与本书无关，书评君可能会顺位跳过哦），同时选择留言最为精彩的1位读者赠出图书。活动截止日期：2024年10月14日10时（我们会通过回复留言确认福利获得者，然后请被选中的读者另外单独发一条留言，告诉书评君你的邮寄地址和联系方式）。本文为《资治通鉴：熊逸版》的图书广告。整合：安也；编辑：张进；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