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期间，央视“法治在线”特别节目《坐标》邀请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先生两位嘉宾，与主持人徐卓阳就“法治热点 如何围观”、“法治政府：作为与不应作为”等主题连续i两天一同起探讨。
下文内容节选于两期节目中的主持人、嘉宾观点，法律读库推送时有删减。
央视记者：曾晓蕾 秦默 等
公平正义要有载体。大家关注司法案件，最关心的是真相。但舆论场的真相的版本有好多，版本之间相互打架。随着信息不断曝光，事情出现反转。去年发生的快播案，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技术中立和快播无罪是否可以直接划等号，这个需要有一问。判断技术中立可以构成一个大前提，快播无罪与有罪是一个结论。公众直接从技术中立跳到了快播无罪，但是司法机关会在技术中立方面，用证据建立一个小前提，即快播公司不仅提供技术，还利用技术，并且明明知道淫秽的视频在传播，仍不加以制止。
在围观的公众当中，很多人希望案件处理体现公平正义，但很多人靠分贝的高低、人群的多少判断是非，在舆论场上“随大流”。也正是因为舆论传播的复杂性，给司法工作带来了复杂性。
一个事实的认定往往需要用证据来加以确定，我们在判断案件的时候，应当以事实和证据说话。有时出于刻板印象，大众对一些事件会形成预断，预断要进一步吸收信息，从中调整判断，最后形成一个较为公允的判断。
在公权力系统遇到这种官民冲突的时候，要更多的把真相、信息、证据向公众公开，帮助公众了解事实的原貌，使我们的舆论趋向理性。
司法工作者要习惯去研究舆论场，在舆论的复杂的压力之下要保持司法工作应有的专业水准。而舆论场上和舆论场影响的大众，又需要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最基础的法治理念。公众、执法者都应该在法治进程中不断的学习，增加自己法律的常识、专业知识。
刑事司法当中有两个基本的假设，一个叫无辜者的假设，每个人被最后定罪之前应当被假设是无罪的人，那么保证他有充分的辩护权。另外一个方面叫涉讼人假设，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可能牵涉到司法当中、甚至成为错案的受害者。但是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不能把它变成了一种恐吓思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事实、对于证据，加以理性的、客观的、中立的态度审视对待，形成客观的结论，然后再发出适当的声音。
所有的规范是保护所有依法办事的人，无论他是执法者、司法者、还是大众。媒体是大众的一部分，但是媒体的法治水平可以影响更多的人。执法人员、包括司法工作者要习惯在围观之下去展开工作。司法人员不能对舆论无动于衷，但是也不能让自己的司法工作受舆论的左右。
一些公众舆论事件之所以最后发酵、给我们的司法机关带来很大的压力，恰恰是前期的信息没有进行充分披露，反而造成了公权力系统越来越被动。在行使司法的过程当中，随着诉讼阶段的不同，原则会有调整、有变化。在侦查阶段有“侦查不公开”原则，因为案件事实还没有理清，过多的信息披露，对当事人的生活、工作，可能带来消极影响。在审判阶段，应该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的案件，不予公开。但是在侦查当中一些案件变成了公众事件，公众很关切，也需要一些公开机制。
央视记者：曾晓蕾 常杨等
► 法治政府 需要法治思维
法治政府做没做到法治，首先看政府机关做公共决策有无依据，有无法律授权。有了法治的依据，即便有些公众一时不认同，政府机关也可以做决策。这就是法治思维的确立。
法治政府一定是权力有限的政府，法律之下不存在专横的权力。所有的权利都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律的限制；所有的人都受到法律的限制，所有的机关在行使权利时依照法定的程序运作运行，这就是法治思维。
► 诉讼虽了 纠纷未了 如何破解
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途径，也是最佳途径之一。民众有诉诸司法的权利，我们要拓宽渠道，让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司法的公共机制解决纠纷。 如果把公平正义比作阳光空气水，那么执政党、基层干部就如同搬运工，把公平正义搬到当事人面前。
► 政府成“老赖”，损害政府公信力
在现代法治，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政府机关要尊重司法，执行法院判决，自己不能成为违法者，要落实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一个法治社会、一个法治政府，出于对司法权威的尊重和公民自由权利的敬畏，对于法院作出的裁判应该予以履行。法治政府要站在最前排、做示范，引领社会，让法治思维、法治这种行为成为习惯。
► 行政权应尊重司法权：权大还是法大是个真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党大还是法大这是个伪命题，权大还是法大是个真命题。
政府间协议暂缓法院执行，是中国人一看就懂的事情。但是如果纳入到法治轨道上，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政府部门出于地方主义的思维，对法院的裁判试图影响，甚至是操控、干预，违背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原则，而将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之上。司法改革发展的方向就是司法要超越地方主义，要摆脱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不当干预。
如果政府总用非常时期非常手段解决非常问题，那为政一方的过程就永远是非常时期，不断用非常手段来解决问题，非常手段就会越来越多，越加陷入到不遵守法治思维的恶性循环。
► 公捕公判 宣扬抑或破坏法律权威
中国古代有一种示众文化，刑人于市，与众弃之，这种示众文化延续到现在演变成公开逮捕、公开宣判大会，可能具有震慑作用，但实际和法治的尊重权利、尊重人格尊严的现代法治精神完全相违背，效果上甚至适得其反。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里提到，“新故相推，日生不滞”，随着时代日新月异，基层干部的思维观念也要与时俱进。
► 党政主要负责人是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
在有些官员眼中，司法机关就是政府下边的一个部门，可以对司法机关下指令，安排很多司法职务以外的工作，有矮化司法之嫌，没有将司法权、司法机关放在在国家法治大局应有的地位。在法治国家，这种行为需要检讨。
司法机关要勇于对这种摊派、对这种非司法的职能的行政行为说“不”，这种说“不”的勇气需要制度保障。我们的制度不仅要完善，文明的观念，更要贯穿法治精神。2016年的年末中办、国办在文件中明确规定，党政主要负责人是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这其中传递一种意味，法治关系整个国民的福祉，同国家大局、民族力相比，个人乌纱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自媒体公众号《长安剑》有一个观点：
面对现实挑战、构建制度化的奖惩机制，以法治手段来推进法治建设，是《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的最大亮点。一部“接地气”的中央文件，稳、准、狠，打中各位领导干部在推进法治建设上“耍花枪”的七寸。一个更加精细化、系统化、规范化的法治建设之路，正在逐步成型。
► 由“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社会治理结构
同传统社会、传统法治思想比较，现今社会治理结构发生了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根本性转换。“全景监狱”的社会治理结构类似罗马人建造的金字塔式的监狱，所有犯人关在最底层、第一层，狱卒他比他们都高一层，狱卒居高临下，既是执法者、又是监督者，底下的人是看不见他，他看得见底下的人。
但由于技术发达打破了信息垄断，社会结构变成“共景监狱”，执法者不再高高在上，他不仅是监督者，他同时还成了一个被监督者。监督的主体变成舆论，管理者在舆论场的变化中，需要考虑怎样建成法治政府，怎样恪守法治规则。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治不光“治民”，还要“治官”，官员的权利越来越受限制。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权力是来自人民，人民应该行使监督权，执法者要遵纪守法。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应该得到官民的共性共守。在这个过程当中，民众通过舆论、通过媒体、通过媒体获得信息、然后形成有见识的反应，推动权利的正当行使，加强对政府权利的监督。
政府的工作人员应当把舆论监督当做背后的正向推动力。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必须研究舆论、研究舆论场，辨别舆论场中什么是对法治政府有益的正向压力，什么是不符合法治理念的声音，用行为和言行制衡，而不能简单的迫于某些舆论的不当压力扭曲应该做的事情。
舆论在传播信息时，也要恪守的一个原则，中立的、客观的、全面的传播信息，尤其是信息要全面均衡的传播给公众。
公众号“法律读库”有一个观点：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信息垄断资源被破除，治理的“不可把握性”越来越突出，传统上的“颐指气使”、统一口径已然失灵。政府站在规则制定者、公共平台建构者以及社会对话组织者的位置上，应当充分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和智慧，建立新的行为指引和治理体系。
一切法律当中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每一个公民的心里，只有这样公平正义的阳光可能才会真正普照大地、普照我们的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