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总结了关于农村生育意愿、教育焦虑以及东亚内卷现象的研究报告。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受生育成本提高、生育价值观变化等因素影响。教育焦虑体现在家长对孩子的极高期望和投入，导致教育内卷现象。东亚地区的教育竞争压力同样引发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文章还提及韩国内卷现象，强调了教育焦虑背后的社会机会结构问题。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变化
总体消极生育意愿较低，大多选择生育一个孩子，但二孩及以上的生育意愿较低。生育成本提高是转变的直接动力。年轻女性在生育决策中的权力越来越大。
关键观点2: 教育焦虑与内卷现象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高，投入大量资源。教育焦虑导致教育内卷，如补课、教育支出增加。东亚地区尤其是韩国，教育竞争压力巨大，引发社会焦虑，抑制生育意愿。
关键观点3: 韩国内卷现象背后的社会问题
韩国面临失业、创业困难、教育内卷等问题。创业机会少，大部分人只能进大企业或创业失败。教育焦虑背后是机会结构的狭窄、僵硬和封闭。
正文
农村人也不想多生孩子了
前一段时间，南开大学的李永萍发表了她的一份田野研究报告，题目是《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在报告中，提供了她在安徽一个村庄的观察：
第一，总体来看，我国农村地区的消极生育意愿较低，很少有人主动选择终身不生育，即大部分农民家庭都会选择至少生育一个孩子，但对于二孩及以上胎次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很多年轻人明确表示，不愿意生育二胎，更不可能生育三胎。如果将调研范围内新生代青年视为一个整体，其生育二胎的比例为50%左右。如果将“80后”和“90后”分开来看，还会发现“90后”的生育意愿还要明显低于“80后”。
第二，生育成本提高是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直接动力。她观察到，在农村，80后和90后父母对子女教育更为重视，他们会将孩子送到乡镇乃至城里读初、高中，租房陪读、买学区房等现象由此产生。她粗略计算过，加上房租、生活费、兴趣班学费等，一位母亲带一个孩子在乡镇、县城陪读一年的开销在两万元以上，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第三，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生育价值观由传统乡土社会的终极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为主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情感性价值为主，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生育决策是家庭本位的，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在生育决策上并不具有太大话语权。而在当前的乡村社会中，生育决策虽然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但年轻女性在生育决策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作为生育主体的年轻女性在生或者不生、生多生少等问题上都具有较大主导权。这意味着，相对于由父代主导的家庭本位的生育决策而言，由年轻女性主导的个体本位的生育决策使得生育行为具有更多不确定性，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成为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理由。
东亚的教育焦虑
教育焦虑首先体现在，父母对子女普遍有着非常高的教育期望。这点大家很容易理解，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且并不完全取决于家庭背景。
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甚至是美国的亚裔群体中，有一个特点：无论父母的教育程度怎么样，他们对孩子的期望都是很高的。比如说在甘肃华池，父母对于0到21个月的孩子期望怎样？其与家庭背景的相关性是极小的。也就是说，当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家长几乎是普遍都期望他们未来可以取得非常高的教育成就。
根据2020年我们分析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可以看到，如果家长的学历在本科及以上，那么他们期望孩子的受教育年限平均是16.93年。如果家长的教育水平只有初中及以下，那么他们期望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概是15.6年。两者仅相差1.3年左右。但事实上，家长在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和初中及以下的教育，他们本身的教育程度可能差了6年，甚至更多。
这种非常高的教育期望最直接的一个反映，其实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补课。我们要花费大量的资源去投资孩子的教育。在韩国，有超过80%接近90%的孩子，他们每周都会接受数学的课外辅导，并且平均会超过5个小时。在中国和其他的东亚地区，孩子都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在了学校教育之外。除了补课时长，教育期望的另一个最直接的反映，是家庭的教育支出。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教育焦虑呢？因为教育焦虑或者说教育竞争压力，会直接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主要是通过两个机制。一是如果教育非常卷，需要投入非常多的教育资源，父母就会想尽量少生，把家庭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不想再去生两个或者三个。另一方面，如果我生活在一个教育竞争压力这么大的地方，我会想我的孩子成年之后，他也要面临一个这么焦虑的环境，我的选择可能就是干脆不生孩子了（於嘉《各国生育率都在下降，但为什么东亚降到全球最低？》）。
韩国的地狱式内卷
韩国人口5000万，失业人口在百万以上，15到29岁的失业率为9.8%，不过这个数字不包括临时工，就业压力严峻，于是大家都要奋斗，都想找好工作。韩国几乎被大企业垄断了，10大财阀，创造的财富占据了整个韩国GDP的44.2%。
财阀和大企业几乎垄断了韩国，带来的结果就是年轻人几乎没有创业的机会，只能去做社畜。在朴槿惠时期，在政府鼓励下，韩国掀起了创业潮，但在产业高度垄断的韩国，随后就是倒闭潮，只有60%的新企业能撑过创业后的第一年，只有不到30%的企业能撑过创业后第五年。
很多个体创业者都集中在低技术含量的行业，面临同质化严重问题。首尔每0.62英里就有8家炸鸡店。在更极端的情况下，同一特许经营品牌的商店相互竞争。
普通人创业只能干低端，高端的产业由财阀把持。创业无门，要想过的好点，就要进10大财阀。要进入10大财阀的捷径，通道非常窄，就是进入韩国的天空之城。天空之城，是韩国首屈一指的三个大学，首字母合起来为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
于是，韩国的内卷从儿童时代开始。首先是所有的人要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买学区房，比如首尔江南区域的学区房，你出10万一平，我就出12万一平;但是，学区房的数量就那么多。
进入重点中小学只是开始，然后就是给孩子疯狂的补习，韩国的补习有多疯狂?在韩国，位于首尔江南区的大峙洞以韩国最高端补习班一条街著称，街区内各种补习班多达1057家，每年创造约20万亿韩元的补习班市场经济。每天都有大量学生进出各大补习班。在这儿随便找一个学生问，他们都会回答：开学期间至少要上四五个补习班，放了假就更多。
韩国的高中生，放学时间是晚上9点，放学后要么去补习班要么到家继续自习，每天12点之后睡觉是常态!但是，再怎么努力，好大学就那么多!2%的人能进入天空之城（坏土豆《残酷内卷，韩国的地狱模式》）！
一点感想：内卷，尤其是孩子的内卷，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都往往会怀念童年的时光。因为那往往是一个自由、快乐、符合人的天性的阶段。但后来的内卷几乎完全摧毁了这个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这种内卷主要来自于教育。於嘉副教授用了一个很好的说法，教育焦虑。实际上，现在整个社会都陷在这种教育焦虑当中。这种焦虑有一种互相感染和放大的作用。
但转念想一下，社会中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成功，只有一部分人能够上好学校，古今中外，不都是如此吗？那时候人们为什么没有今天如此的焦虑？互相的感染和放大是一种机制。但深层的问题还是社会的机会结构，是机会结构的狭窄、僵硬和封闭。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的社会中受教育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成为公务员，进事业单位，进国企，进大厂。但这样的机会能有多少？
这几年，不时有关于大学生就业的负面消息传来，比如，有多少大学生没有找到工作，有的大学生甚至硕士生送外卖送快递等。这当然不是好消息。但换个角度想，对于走出教育焦虑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契机。解除教育焦虑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不去卷也能有个不错的结果，二是卷也未必能卷出一个好的结果。
当然第一种最好，但在第一种不可得，而第二种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我们不妨可以考虑如何顺势而为，通过必要的变革和制度安排，为走出教育焦虑和内卷，哪怕是有所减轻，尽可能创造一些条件。因为每当听到多少多少少年儿童发生心理疾病的消息，实在让人揪心。让孩子有一个强壮的体魄，有一种健康的心理，有一个健全的人格，不是同样甚至更为重要吗？
推荐阅读：
孙立平：观察2025年世界风云的四条脉络
孙立平：大萧条是如何发生的？
孙立平：国运转折仅仅需要十年时间
孙立平：人们最焦虑的两件事情：也算是迟到的新年祝愿
孙立平：在劳动力备受排挤的背景下理解服务业，那也是一种再分配
孙立平：中国经济问题的三个层面
孙立平：内需外需空间都有限，出路在何方？
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
一款来自著名的景迈茶区的老生茶
有茶界袁隆平之称的肖时英制作
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上面的微信
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