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财新网报道,随着公立医院价格改革推进,深圳等多地都上调了辅助生殖技术价格,其中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上调行为引发患者不满,拉起横幅、集聚医院。
报道介绍了发生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冲突,包括价格调整的起因、成本测算以及调整、冲突过程等,并采访了一些专家,谈对辅助生殖涨价的看法。报道暗指的一个方向是,辅助生殖是基本需求,不应该列入特需医疗,应该进入医保目录提供补偿,降低患者成本。不少读者在文后表示对患者的同情,以及希望国家能够伸出援助之手,“不要在这种民生问题上让民众绝望”。
确实,不孕不育的患者让人同情。想要为人父母,是再基本不过的需求,这一点毫无争议。但对整个社会特别是社会医保来说,是不是不孕不育一定应该社会援助和保障,并不能这样简单地讨论、轻易地断言。
首先,社会医保的一个突出功能是二次分配,通过强制筹资,实现高收入群体对低收入群体的风险分摊、互助共济。
如果不孕不育的患者并非低收入群体、甚至是高收入群体,是否也应该由社会医保给予补偿报销呢?
其次,社会医保的资金是有限的。
一位读者在报道文后评论说,“他们只想要个孩子”,但是,存在医保支出封顶线的情况下,不孕不育的患者“只想要个孩子”,先天耳聋的儿童“只想要个人工耳蜗”,八十岁的癌症老人“只想再活两年”,优先满足谁?
哪些项目可以进医保、哪些人可以得到待遇倾斜、以及这些都通过哪些决策机制最终确定,是一个复杂的公共政策话题。
即便全社会都对某个医疗项目纳入医保呼声很高,医保管理方也仍然需要对其做出精算与评估,综合考虑人群覆盖、服务供给、基金风险等多重因素。最终决定是否以及多大范围内将该项目纳入医保,除了医保自己在执行层面的测算评估外,还应有机制设计保证兼顾了公共选择的价值考量等。
这是医保管理应有的负责态度,因为管理的是社会共有的保险基金,基金花穿了,就要财政来兜底,财政的钱,说到底也仍然是大家自己交的钱。这些都不作考虑,只是简单地说“我真同情你,医保应该帮助你”,不过是一种“慷他人之慨”罢了。
回到事件本身。结合新闻报道以及文后读者提供的信息,引发医患冲突的并不仅仅是调价行为,还包括医院未能做好事前告知,以及没有处理好正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的过渡问题。试管已经开始了,储存在医院,突然通知说价格翻了近四倍,接受不了的话,正在孕育胚胎的试管就可能变成医院废弃物,这个确实极易引发争端。患者拉起横幅抗议,当然值得同情,
但此处更值得关注的,是当社会发生争端时,为何总要挑起横幅,才可能换来问题解决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