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你们来看阿婆，阿婆就很开心了。”

上午去看了电影《二十二》。

“二十二”是一个数字，也是电影开拍的时候还健在的二十二位老人，而这个数字到今天，已经减少到了八位。

不想把“慰安妇”这个名词置于她们之前，就像为老人们讨公道十几年的志愿者说，她们是“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去看电影之前其实做了挺久的心理建设，也不敢设想太多情节，只是想去看看老人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导演没有把太多镜头放在过去的语境里，只是尽量平静真实地记录她们的生活常态：

在破旧的老屋里摇着蒲扇，在门口的井里用咯吱作响的龙头接水洗衣服；

留下自己的一点口粮喂邻居家新生的几只小猫崽，带东西给院子里的孩子们吃；

在山坡上拾掇柴火，回来和着丢弃的玉米棒子一起生火煮饭。

那些奶奶弯着腰，穿着宽松的花布衣服，说起话来嘴巴扁扁的样子，像极了从小把我带大的外婆。

可当她们开始回忆过往，一切又变得完全不一样。让我觉得特别难受的一幕是，出生在韩国的毛银梅阿婆唱起韩国民谣《阿里郎》的样子：

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

我的郎君翻山过岭，路途遥远

你怎么情愿把我扔下

出了门不到十里路你会想家

她不记得说韩语，名字也从韩国名字朴车顺变成了自己取的毛银梅——因为想跟着毛主席姓，可她还完完整整地记得这首民谣，即使故乡的面貌早已模糊不清。

电影里的访谈画面不多，镜头也很克制，但还是有好几次我都低下头没有继续看，当时我想的是，多希望她们健忘一些，只留存下那些好的片段。

导演郭柯在2012年的时候拍了一部同样题材的、稍短的纪录片《三十二》，当时他看到韦绍兰老人的故事，她生下了日本人的孩子，而她的儿子现在七十多岁，至今因为身份还是单身。郭柯拍下了韦绍兰老人的故事，却觉得自己的技术和创作意图太多。

于是在《二十二》里，他决定用这样的方式来记录她们的生活。

有很多人在看完电影之后觉得片段化和零碎，但我却觉得展现真实，已是最好的注解了。

她们的生活也像普普通通的老人一样，下雨的时候看着窗外发呆，兴致来了的时候打两局桥牌，还会跟小孩一起看《西游记》看得津津有味。

这是很多人不曾想到的。我们以为她们将痛苦不堪，甚至接近她们的生活都是一种伤害。可她们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脸上不曾表露出对外界的恶意。

就像电影里的一个志愿者米田麻衣说，如果是我遭遇这些事情，我可能会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

她是来自日本的留学生，说自己小时候就是外婆带着她和弟弟长大，所以喜欢老奶奶。镜头没有拍到的时间里，她一直在照顾这些老人，陪她们说话，帮她们捶肩膀晒衣服。

老人们待她的态度友善，她最喜欢的王玉开阿婆把她当成自己的孙女看待，而当她再次回来的时候，阿婆去世，她给阿婆新买的被褥，都还收在袋子里，完全没有用过。

直到最后一刻，阿婆们也珍惜着，想回报这些小小的善意。

郭柯在采访里说：“《二十二》的最后我们选择用一场葬礼来作为结束，因为每个人都会走到这一步，她们的离开给了我某种启示，当时我正要开始拍摄《二十二》，她们就走了，如果我们再不看她们一眼，她们就像被一场雪覆盖的山野，默默隐去。”

看到最后一幕，奶奶的坟头周围由黄变青，远处的公路上仍旧车来车往，一切如常。

直到音乐响起，我才发现电影中间没有加上任何配乐。

或许对于很多电影来说，煽情是一件成本很低的事情，演技稍佳的演员凝神掉下几颗眼泪，加上恰到好处的音乐，深谙观众会在哪个节点眼眶湿润。

郭柯没有选择刻意煽情，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观众，我真的特别感激。

感激于他出于记录而不是消费，感激他尊重老人们的生活习惯，也不逼迫她们说出不想说的话。

就像海南养老院里的林爱兰婆婆，曾经是抗日战士，杀过两个日本鬼子，最宝贵的东西是国家发的两枚“抗日战争纪念章”。她是个性格挺刚毅的阿婆，在电影里从来不肯开口说自己的故事，只说自己的腿是当时被打伤的，说子弹擦着她的头飞过。

直到最后，她的脸色开始软下来，摆了摆手说，不聊了。

而导演也没有问更多。

剧终放字幕的时候，身后坐着的女孩有点压抑不住地抽泣起来，在黑暗里，所有的人都静默无言，看着参加众筹的32099位的名字从放映屏上划过。

很久没有这样认真地等到最后一刻，屏幕上的萤火影影绰绰，影院的工作人员也一直没有把灯打开。

最后的字幕里，一位奶奶说，“你们来看阿婆，阿婆就很开心了。”

就像乡下的外婆，要把床后面罐子里攒的所有糖塞在我手里。

“日头出来点点红，

照进妹房米海空。

米海越空越好耍，

只愁命短不愁穷。”

这首电影的主题曲《九重山》，是郭柯2012年拍《三十二》的时候，韦绍兰老人回忆唱起的瑶族民谣。

在这首歌的网易云评论里有一条说：“我们来得太晚，而她们走得太快。”

她们在跟时间赛跑，我们也是。

电影的海报上，22的字样下写着“深情·凝视”。

我想这也是我们能为她们做的，别忘记，一刻也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