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恺：50年前，对台戏唱到对手搬家的徐玉兰

文 | 王恺

题记：八年前采访徐玉兰先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八年后“宝二爷”离开我们去到天堂，并没有特别悲哀，因为她留下来的光影，都是最佳呈堂证供，足以支撑起人们对她的思念。

去徐玉兰先生家里，是2009年前后的事情，她当时已经88岁，住在上海延安路高架旁边的华敏世纪广场，一个新楼盘。并不像她同辈的越剧红伶们，多数还居住在卢湾区，那里是老法租界，也是上海的真正黄金地段，袁雪芬先生住在常熟路的花园洋房里，王文娟则在著名的武康大楼，老名伶们从旧上海一路走来，既有资格，也有实力住在最好的区域——要知道，当时越剧戏迷们贡献给名伶的资金雄厚，不仅仅是1949年之前，之后也是如此，越剧十姐妹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1951年义演一个月，就唱出了一台”越剧号“飞机，开赴抗美援朝前线。

上海的越剧戏迷多为女性，可是上海女性有独立做主的权利——很多纱厂女工拿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是去各大剧场，买上本月的越剧套票，然后坐在台下看台上的悲欢离合，缠绵悱恻，越剧红伶们各有拥护者——就像今天的小花们各自有粉丝群，徐玉兰的拥护者让她自豪，除了纱厂女工，还有不少知识女性，她们觉得她扮演的角色有性格，不俗气。

徐玉兰至今还记得这些粉丝对她的忠诚。这份忠诚，到了多少年后，还没有离去。

我在她家里轻易地目击了这种诚意。

“我喜欢高楼的爽气”，徐玉兰说，这也是她从老房子搬出来的原因。因为楼层高，她家里明亮宽敞，异常阔大。前后去了几次，次次都有不同的阿姨在打扫房间，忙前忙后，开始以为是她雇佣的阿姨，后来才知道，她哪里需要阿姨，这些都是义务来照顾她的戏迷，大家轮着排队想抢的好岗位，照顾她竭尽心力。88岁的她，自然而然地享受着粉丝们对她的爱。

在越剧十姐妹中，徐玉兰排名不是最前，可是无疑她的性格非常突出，88岁的年纪，说起自己年轻时候的光辉业绩，还是声腔高亢，她完全不打圆场，也不照顾同行面子，说自己年轻时候的玉兰剧团和旁边的几家越剧团唱对台戏，大家都不谦让，一定要分出高下。

当时上海的越剧演出兴盛，和今天的百老汇一样，剧团全部集中在南京路一带，面对面打擂台，每天晚上华灯初上，各家剧院拿出自家今晚上演的剧目，谁家排队最多谁就赢了，这就逼得演员们尽心尽力，编剧们日日更新，很多新戏几天内就要写成，然后编排演出也得尽快，这样才能招徕观众，很多观众一看剧目不满意，立刻就掉头去别家，演员们只能靠新戏保持长期的关注度。好处是，竞争机制下，演员们能拿出全套本领，刺激自己成长。

这种残酷竞争里，个子不高，眼睛甚至有斗鸡的徐玉兰还是胜出来了，她哈哈大笑着说着50年前的旧闻：谁谁谁被我唱得搬家了，谁谁谁唱不过我，只能不断换搭档，很多名字，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越剧名伶，也是她们著名的“十姐妹”的成员——丝毫不掩饰。

习惯于听表面文章的我听起来，目瞪口呆，我一直以为大家超级和睦，想不到有如此赤裸的竞争。

徐玉兰戴着墨镜，无论室内外——很多旧上海的女明星，包括流落香港的上海女明星到了一定年纪都爱戴墨镜，大概是她们的标配，时髦且遮挡皱纹，墨镜片后的老太太说起当年勇，一点不谦虚，只能用艺高人胆大来形容。

▍宝二爷，来了

《红楼梦》的编排，更像是一个奇迹，越剧其实也有若干版本的《红楼梦》，包括和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为另一个著名的越剧名家尹桂芳所写的《红楼梦》——可是据说解放后的越剧要求革命，尹派是著名的委婉动听，在新时代的戏剧领导者耳朵里，就成了靡靡之音，这一版本的《红楼梦》很快消失于舞台了。

但徐玉兰完全不一样。首先是她的整体感觉，别的越剧女演员扮上上男人，一般都特别温柔蕴藉，很多台下观众是在她们身上投射出理想男性，可是徐玉兰除了温柔一面，还有刚烈的一面，1949年前，她排演《国破山河在》，演出的是刘备的孙子，刘阿斗的儿子北地王刘湛在蜀国破灭的时候自杀殉国的故事。

当时越剧不流行这样硬的戏，可她的玉兰剧团的编剧是围绕她去写戏的，她武功好，就编了这么一出戏——反正她能卖座。“导演还喊我去读《三国志》，我看了之后才明白，刘阿斗不要战，周围有奸臣告诉他，他是紫微星下凡，敌人可以不战自退，可是我演的北地王是不肯投降的，里面有很多激情戏，都是我看了书的描写设计出来的。本来以为打不进来的地方突然全是兵，漫山遍野从山上翻过来了，这些是敢死队，北地王一看激动啊，才有大段高亢的唱，才有从三个垒起来的桌子做成高台子上翻下来的动作。”

她会功夫，那么高的台子翻跟斗下来，也没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造反派批斗她，喊她来个倒立，她二话不说就直接倒立过来。

她的嗓子是女小生中难得的：唱快板，高昂有激情，吐字清晰流利，她唱“宝玉哭灵”的时候，“一连20多句没有伴奏，音准精确，层层递进，是越剧创造人物的一个高峰”。周恩来最喜欢听她唱“问紫鹃”，见到她，常请她唱上一段。

很多人说她是天才型的演员，她演出《红楼梦》的时候，已经是30多岁的母亲了，越剧女演员结婚晚，有段演出期间她正好怀孕，因为要演出贾宝玉翩翩浊世佳公子的形象，所以必须束胸束腰，结果孩子生出来就有鸡胸的毛病，后来虽然好了，可还是怪她。

个子不高，人也丰满，可是30多岁的她往舞台上那么一站，宝玉的气度就在那里，你不由得不相信她是那个宝哥哥。

因为爱读书，所以也爱啄磨人物，所以她能演贾宝玉，实在是偶然中的必然。

1949年后，“玉兰剧团”尽管还是受观众的追捧，但未必还受政府的欢迎，要求大家归总到华东越剧院去，可是华东越剧院的演员岗位有限，徐玉兰不甘屈居人下，幸亏她和乐团的另一台柱子王文娟都属于政治过硬的年轻演员，1952年，她们被招进总政文工团参军，1953年，去了朝鲜慰问演出。

1948年，王文娟加入到徐玉兰挑头的玉兰剧团，从此两人一直没拆开，“我和玉兰姐在一起的时间比夫妻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也许就是在台上相处时间太长，宝哥哥和林妹妹下台后反而不太来往，各自回各自家。

1953年，在总政文工团的徐玉兰和王文娟在安东慰问志愿军，对面就是朝鲜，看看鸭绿江，非常窄，上面横着的桥，简直就像上海的外白渡桥那么短，走走就能过去。

徐玉兰一时冲动，对王文娟说，咱们去朝鲜演出吧。就这一句话，就去了朝鲜九个月，开始还是正常演出，后来在山洞里，战场上演出，再后来，人手不够，她们参加进了遣送战俘工作，那些战俘特别惨，浑身都是血污和伤痕，两个娇滴滴的上海小姐，做起这些工作来，也得心应手。

经历了朝鲜战场上的惨痛，徐玉兰和王文娟回国后的好处是，政治资本过硬。她们回到上海后，成立了越剧二团，属于自己领导自己，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这大概是去战场上受难的最大好处。

否则，我们今天看到的《追鱼》，《红楼梦》等经典，未必就能顺利问世。

▲ 《追鱼》剧照

当年接到演宝玉通知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文化局长徐平羽和我说，你要演贾宝玉，至少要通读10遍《红楼梦》，一听要晕过去。”

读书了解人物的最大好处是，徐玉兰能为戏中人物设计的每一个有来历的动作。尽管听说看10遍《红楼梦》要“晕”，可还是抓紧时间看了。平时没时间看，正好有出访任务，去苏联演出，“那时候没飞机坐，我们坐火车过去，要九天九夜的时间，我特意要了个上铺，上去就看书，她们不断拉我下来，说打扑克，我没下来。到了莫斯科演完后，又去民主德国，要五天五夜，这么折腾了一个月下来，基本人物框架有了，当时我演《西厢记》里的张生，本来觉得宝玉也是翩翩公子，后来一想，复杂多了”。

她把人物关系分成了几组，与父亲、母亲、老祖宗的时候怎么表现，与晴雯、袭人她们在一起怎么样，还有与钗、黛的复杂关系。

当时周围朋友都劝她不要演，“人人心中都有个宝玉，现在那些专家那么挑剔”。可是她确实比较固执，她说：“再难演也要有人去演。”

最难的是刚出场的宝玉，“他那时候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我怎么出场？太难了”。她去找过当时的文化大家王昆仑，还买了好多无锡、天津的泥人捏的宝玉形象，希望有所启发。

她还想能不能像小时候那些地主家的孩子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路，“可是宝玉又是大家公子，受礼教束缚，不能跳来跳去”。

后来终于想到原著上宝玉有一次和王熙凤出游，庙里的师傅喊，宝玉过来，请他带回一串檀香串给老祖宗：“我就想，能不能上场的脚步很大步，但是手里摇晃着这串檀香串，结果后来一出场，导演就说好，设计得好，又天真又大方。可是他不知道光这一场我就死了多少脑细胞。”

每段演出，徐玉兰都特别细致地想宝玉的心理。“他为什么挨打？不是因为那些具体的事情，而是因为他看透了他的家庭，父亲逼迫他读仕途经济的书，可是自己却是个男盗女娼的家伙。”包括一向疼爱他的老祖宗，“到了金玉良缘那场，也猛虎一样地扑过来了，他想清楚了，所以最后能冲出去了”。

而宝黛的爱情关系，徐玉兰说：“我划成了几个阶段，一开始是爱情的前奏，再是萌发，再是爱情明朗化，四是爱情的成熟，如痴如狂，最后是爱情的升华。比如编剧徐进很喜欢的那段‘试玉’，他说过他特别喜欢小说里面这段，觉得宝玉爱得深，才那么莽，所以完整保留了这段，徐玉兰觉得这是宝玉第一次公开表示爱情，所以有各种表演，听到消息的时候，眼睛直，手脚僵硬，后来以大幅度和蛮横的动作叫把‘姓林的都打出去’”。

现在的演员尽管能模仿每个动作，徐玉兰说：“可是他们不知道我当时创造每个动作、每段唱的时候想些什么，缺点内在悟性，总隔了点什么。”

▍徐玉兰第一次看到红楼梦，是在批斗现场

1960年，上海轰动一时的越剧《红楼梦》剧组要去香港演出，以往出国只去民主德国，朝鲜和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从没有去过“资本主义那边”——实际上，出国演出基本从属于政治宣传，新中国在冷战中处于谣言的中心地带，所以喜爱越剧的周恩来在外交中格外看中柔美的女子越剧的作用，《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国外得奖只是一例，国内获誉无数的越剧《红楼梦》正好是外交利器。

对去“资本主义”地方自然要严阵以待。1960年是食品供应严重缺乏的“灾害年代”，“害怕别人笑话我们脸色不好，营养不良，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去粉碎谣言的，到了广州就把我们拉到珠江边的沙面，那是广州原来的租界，我们被安置在那种阴凉的老宾馆里面，平时除了演戏都不许出去，关了半个月。”

关起来主要内容就是吃喝加培训，徐玉兰那时候刚生孩子不久，胃口也确实不错，而且广州师傅做菜很好吃，吃得大家脸色都红润起来。

没想到忙中出错，在广州演出《追鱼》的时候，徐玉兰演的书生有个翻抢背的动作，不料因为当时演出的舞台很浅，而且台口没边缘，“差点掉出台口，幸亏我身子一扭收住了步子，结果胸部特别疼，下来一检查，锁骨粉碎性骨折”。

所有的成员都吓住了。“当时就怕香港之行受影响，那次去香港的主打剧目就是《红楼梦》和《西厢记》，我都是主角。结果迅速决定，把广州和深圳的演出都停了。”

徐玉兰的伤甚至惊动了广东省省委书记陶铸，他赶到剧团安排徐玉兰住院，并说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早日康复。医院决定施行中西医混合疗法，“没想到，真的10天就有成效了”，迅速就能下床，可是左手还是使不上劲。“我偷着在病房练功，请一个小演员搬了些砖块，压在左掌心上练习手劲。”后来被医生严格管理，在医院中耐心调养。“静心休息了10多天。《红楼梦》在香港连续演出18场，天天爆满，后来才感觉，要不是那10多天的休息，没办法保证声音的洪亮。”

谈到这一段往事，徐玉兰觉得自己当时的表现特别自然。从旧上海过来的名伶，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舞台形象，一丝一毫的错处都不能有。

1960年12月29日，所有人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做了旗袍，烫了头发，个个红光满面，一下火车站，大家就议论，谁说大陆没饭吃？你看这些女演员们不是很健康，很精神吗？”大家才觉得广州休养的那段时间很有必要。

虽然大家都穿了西式套装和旗袍，在国内人看来已经是顶尖的了，但大陆裁缝许久不与外界联系，“所以样子还是很土”。香港左派明星夏梦、陈思思、石慧那几天都见到了。“陈思思穿着大翻领的毛衣，石慧穿的是宽松袖的长大衣，那种款式，以前根本没见到过。”女演员还是很关心穿衣打扮问题，若干年后仍然念念不忘。

香港的不少电影导演看重了这部好戏，坚决要求拍成电影，包括著名的香港导演朱石麟。但上海市的领导并不愿意，因为觉得香港情况复杂，万一几个月拍摄《红楼梦》，逃走几个女演员，那就是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于是决定回上海拍摄，香港那边提供全部胶卷，提供的胶卷全部是德国进口的，这也是电影《红楼梦》的色彩这么多年后还异常鲜艳的缘故。

当时上海也有不少著名的导演，很多都是旧上海的著名导演。如拍摄《神女》的吴永刚，还有桑弧，岑范，正好都没电影可拍，戏曲电影政治风险小，很多导演都躲避在这个避风港里。

1962年，由朱石麟担任艺术指导，由他的学生岑范来执导，在当时刚刚成立的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全部是内景。他们新搭设了4个大棚，“连河流都是在棚里布景的。”

不仅如此，本来《红楼梦》“舞台版”的服装、陈设和佩戴的首饰已经很精致，徐玉兰还记得，1959年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周恩来见演宝钗的演员头戴的首饰比较旧，还跟她们开过玩笑说，你们欺负人家宝钗啊？人家是有身份的小姐，不能戴这么旧的首饰。当他得知是越剧团经费不够的时候，立刻决定，由国务院出资替越剧团新购一批道具。

整个电影的投入非常高，不过若干年后有人算账：越剧电影《红楼梦》的大陆票房是二亿，还不算当时出口换汇的收入，简直就是摇钱树——当然，更大的意义在于，在文化受到空前控制的年代出现的这部戏曲电影，由最优秀的编剧，导演，还有最出色的演员共同展现出来，是文化沙漠里的一朵奇葩。

电影导演岑范保留了舞台上最精华的段落，“电影版”比起“舞台版”没有大删节，但他要求演员也很严格，启发演员说“宝黛的爱情不能作为一般的才子佳人来表演”。但是“当时最大的麻烦，是舞台上做惯的动作，拿到银幕上一做就显得夸张了，因为电影里面特写很多，所以不能按照我们演惯的方式去演”。徐玉兰还记得，舞台上再优美的动作，导演也可能觉得不真实，让她们重复拍摄了好多次，“不过最大的好处是，内心戏提高了很多，因为不能光靠外部动作来补充，所以你得靠内心表演来表现复杂的情绪”。

即使是徐玉兰这样优秀的演员也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太细致”。恰恰是这种细致，成就了这部电影经典——很难归此电影仅仅为戏曲电影，这部《红楼梦》，放在中国电影史里，也丝毫不逊色。

电影《红楼梦》拍摄完后一直没在上海上演，倒是在周围的城市演个不停，徐玉兰说，她也不断听朋友告诉她，某地某人看了若干遍的新闻。“我们去苏州、无锡演出，那里都在上演电影，当时我就安慰自己，上海总会演的。”她的家乡浙江新登镇甚至也上演了《红楼梦》，按道理，当时镇一级的单位是不上演新片的，家乡人纷纷传说是她给中央写了信的结果。

1964年周恩来到上海，“总理来上海总要叫我们去，聊天说话什么的，那天去了花园饭店，看见罗瑞卿正在楼上写检查。”徐玉兰说：“这些蛛丝马迹都表示，马上又要有什么运动来了。”她就此不再奢望《红楼梦》能不能在上海的上演。

第一次看到《红楼梦》，是在“文化大革命”批斗她的场合。

“文革”开始没多久，她和王文娟一起被关在牛棚里，外面还画了一条蛇，说那是“蛇洞”，女演员总是被造反派格外关注。一天，一个造反派小头目审问她：“你在旧社会被多少人困过？”徐玉兰以她一贯的气势反问：“你以为旧社会不当婊子就不能活到新社会了？”这个人被问愣了。

这场闹剧最后以打她一顿告终。“我就想，过去我在戏里面演清官，经常把人打多少大板，这大概是报应。”

88岁的老人说起这些，一脸带有调侃的笑意。

造反派放《红楼梦》给她们看，打算进行现场批斗，徐玉兰她们还是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这部电影。宝玉出场，他们大叫，男阿飞出来了。徐玉兰又好气又想笑。

那次批斗没完成，原因是不少现场的人边看边哭，最后草草收场。

1979年上海36家电影院突然在同一天放映《红楼梦》，徐玉兰听到小道消息说是宣传部又要批判这电影，有人说贾宝玉当和尚就是不革命，没阶级意义。但是群众不管阶级不阶级。半夜1点，电影院就开始排队买票，有一家电影院门口扫出了一堆挤掉的鞋。

一部经典诞生，可是它的主角要在多年后才能看到银幕上的自己，这放在世界电影史上，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本文原标题《天上多了个贾宝玉》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