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推送的是一篇有点沉重的文章。
这里原本是广州郊区的一个村子,随着城市扩张,成为了城中村。约十年前,从天河开过来的三号线地铁开通,很多年轻的白领选择坐地铁回来这里睡觉,倦鸟归巢,只是过夜而已。
傻妹在
城中村出生,在街头巷尾里游荡,问陌生人讨食长大。去年9月
,她被一个男人强奸。大半年过去了,城中村的生活依旧。
傻妹
文 | 罗洁琪
1
我第一次见到傻妹时,她独自坐在超市门口的水泥阶梯上,把头埋在膝盖里,用手指逐个扣着脚趾缝,搓着脚皮。那是5月25日下午三点多,太阳热辣辣地烤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道的城中村,让人总想躲在某个阴影下面,又要提防脚下的垃圾和头顶上乱七八糟的电线。路上行人不多,看商铺的和开摩的的人漠然张望,大马路上的汽车川流不息。
当我和她的奶奶走近时,她刚好抬头,眯着眼睛,看了过来。本来几乎静止的身影,突然活动起来,举起塑料拖鞋,在地上用力地拍了几下鞋底,再把光脚塞进去。她抬头看了一下我,指着旁边快餐店的广告牌,用粤语说,“我要吃那个,我要吃那个”。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是台湾卤肉饭的图片,一盘鲜红的肥猪肉和白花花的米饭。
去餐厅的路上,我悄悄地打量着她,仿佛在寻找一个谜底。与其说她是个少女,不如说是少年。她和其他十七岁孩子一样,手里随时握着手机,还有一个新的充电宝。一米五左右的个子,穿着蓝黑相间的迷彩服和绿色的校服裤。圆圆的脸蛋,又长又浓的眉毛,短发很厚,没有层次,是随便剪出来的轮廓。皮肤晒得黝黑,身躯结实有肉,嘴唇薄,嘴角微微翘起。看上去只是个孩子。说话的时候,露出两个黄褐色的牙根,是门牙断了一半的残骸。
快餐厅是明快的黄色调,座上没有顾客。一个大嘴巴的女服务员站在点餐台后面,迎面而笑。我问:“你认识她?”
她侧眼看了一下傻妹,笑着用手比划,“她还是这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那时候,我在阳光商城上班。她跟奶奶在路上捡垃圾。”
傻妹拿着菜单点餐,用手指戳着不同的图案,换来换去。她奶奶有点尴尬,大声吆喝,“就要那个,不要换了。”奶奶说,傻妹以前不能进这个快餐厅的。有个经理禁止她进来,曾打过她,还报警要拉她走。奶奶对那个经理说,“如果你要打她,有本事就干脆打死她。 ”
在等饭菜的时候,傻妹把餐桌上的座位牌放倒又扶起,放倒又扶起,又在桌上敲打,最后端在怀里说,“我要把它拿走。”过了一会儿,她拿起手机自拍,对着奶奶拍,对着我拍,然后让我们看她里面的照片,是各种歪歪斜斜的镜头,是路边的各种人。奶奶60多岁,脸上满是一道道的皱纹,木然对着镜头,没有笑过一次,重复说着“拍什么拍,费电的,还要找地方充电。”手机是她第二个孙女用过的,充电宝是辉哥给傻妹50元买的。辉哥是番禺本地人,一个有钱的老板,以前经常在奶奶干活的大排档吃宵夜。他认得傻妹,常常给钱,出手阔绰。
傻妹用勺子大口大口地吃卤肉饭,喝可乐。奶奶喝套餐里的乌鸡汤,用纸巾擦了嘴巴,递了一张新的纸巾给傻妹。傻妹没用,塞回去,拿奶奶面前用过的纸巾擦了脸上的油,然后把碗一推,“饱了,不吃了。”奶奶说,“别浪费了,还有那么多。”傻妹没吭声,把白灼生菜盘子里的酱油倒进饭里,用勺子使劲翻了几下,重新吃起来。吃完了,奶奶又塞一张纸巾给她。傻妹又塞回去,伸手拿奶奶用过的纸巾胡乱地在嘴上和脸上擦了油。
我对奶奶说:“傻妹很听话啊。”
“如果她不听话,我就说我不管她了,我去死了,她就害怕了。”
为了向我证实,她对傻妹说,“奶奶去死了,好不好?”
“不好。”
2
去年9月18日的夜里11点多,傻妹被人强奸的时候,奶奶还在回家的路上。
过去的20多年,奶奶一直在大石街道附近的大排档洗碗。傻妹十几岁时,曾跟着奶奶干活,用水洗刷碗碟上的残羹和油腻,奶奶再洗第二轮。洗了两个月,老板一分钱都没给,她再也不愿意去了。今年,奶奶62岁,已是老人,很多大排档不要她了,更加不欢迎傻妹跟着来。
后来,她在4公里之外找到一家汕头牛肉火锅店,远一点,傻妹找不到她,工资是两千多元。每天早上七点多,她走路去上班,家里留一锅白粥给傻妹。她还有两个孙女,是死了的小儿子留下的,一个约15岁,在上学,另一个约9岁,寄养在广西的工友家里,这两年因不够钱寄过去,暂时辍学。下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可是,她不想来回走路,也舍不得坐摩托车,就等到夜里九点多下班,才一边捡垃圾一边回家。十二点左右,她洗完澡,再去超市门口的夜市找傻妹。
傻妹的奶奶在出租屋前。
由作者拍摄。
奶奶在出租屋内。
由作者拍摄。
那天下班后,她没去捡垃圾,去了一个私人诊所看病。输液完,已是深夜十一点多。从外面的马路拐进来就是狭窄的巷子,有昏暗的路灯,小制衣作坊、台球室和冰饮小店。再拐过一个垃圾堆,就是她租的小平房。红砖垒砌的墙,一张铁皮门,整片的水泥瓦,能防风,但是不能挡大雨。经过台球室时,一个邻居对她说:“傻妹被一个男的拉走奸了。就在市场尾那里。”她说,当时懵了,哭都哭不出来,就是流着眼泪说:“咁阴功(缺德),傻妹还是细佬仔(孩子),连傻妹都搞。”她慌慌忙忙想跑步过去,可是一个踉跄,差点扑倒在地上。台球店的老板开动了摩托车,让她赶紧上来。
傻妹坐在一个牛杂店里面的床边,上身裸露,只穿了裤子,是治安员来到之后帮她穿的。奶奶见状,就着急地想找衣服给她穿,在凳子下面找到,全湿透了。她说,可能是那个男人对傻妹泼水了。
事后,傻妹也说不清楚细节,详细复述超出了她的智力。当奶奶问的时候,她指着那个50多岁的东北男人杨玉才回答,他给她喝酒,将她衣服脱光,让她用口含他的“鸡鸡”,还用“鸡鸡”插入她的小便处。奶奶发现她的脖子被抓伤,有淤血,下身有血迹,浑身都是酒味。她愤怒地冲过去,操起拖鞋底就想掌那个人的脸。旁边的警察拦住了她,她只能用脚狠狠地踹了一下。警察说:“我们都认识傻妹的。这个人渣,留给我们处理吧。”
城中村的治安员和警察都认识傻妹,她在那里出生,在街头巷尾里游荡,问陌生人讨食长大。出生后不久,她爸爸就病死了,妈妈“跑了”。直到五岁她都不会说话,走路也走不好。奶奶每天骑着三轮车去大排档,让她躺在里面。她说,傻妹很听话的,除了饿了、拉了,或者被别人打得很疼,才会哭。也有邻居提醒她,不会哭的孩子可能是“脑子不够数”,可是她也没有钱带她去治疗,也没有学校愿意接收她。
慢慢地,在她出租屋附近的一些人都习惯了喊她“傻妹”。曾有很多人劝奶奶把傻妹扔到广州的马路边算了,养大也没什么用。奶奶说,毕竟是亲生的,舍不得。很多年以后,傻妹学会了走路和简单的表达,就不再跟着奶奶去干活,而是在城中村到处走,见到陌生人就说,“姐姐,给我一块钱”,“我饿了”,“给我买肠粉”,或者“哥哥,你好靓仔”。这是她很重要的求生本领,有时候,也让她陷入不可预测的陌生人险境。
3
出事那天,城中村的某个族系的祠堂外面有人在跳广场舞。那个祠堂有青砖灰瓦,古色古香的木门,青石阶梯。阶梯外面是一个宽敞的广场,有一些社区的健身器材。晚上,傻妹跻身于人群中,来自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杨玉才在旁边喝酒。后来, 他对警察说,他在一个小士多买了一瓶白酒和一瓶饮料,一个女孩子过来讨饮料喝。那个人就是傻妹,他们此前并不认识。傻妹对她奶奶说,当时那个男人给了她三元钱,让她跟他回去出租屋。她就去了。
那个出租屋是一个还没开业的东北饺子店。谁也不知道杨玉才曾经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来到这个城中村。5月26日夜里,我找到了店铺的房东陈小姐,一个已经做母亲的年轻女人,平常做桶装水生意。她自建的楼房,她住楼上,楼下铺位出租。店铺唯一的门口就是一个铁闸门,朝着马路,杨在里面铺床睡觉,在外面放了冰柜,餐椅,打算做饺子生意。租户和和房东是隔绝的,房东从巷子里的侧门上楼梯。那天晚上,她在楼上闻到很浓的酒味。但是,她没下楼看,她知道这个新来的租户很爱喝酒。
2016年9月1日,一个倒闭的牛杂店老板把这个地方转租给他。按照当地行情,”押二付一“。他付了3600元左右的租金,陆续买了很多旧的厨具和桌椅回来,乱七八糟地堆在店里,半个月还没开业,只是常常喝酒。马路对面的士多店老板娘说,那个人经常只穿着一条内裤,坐在门口阶梯喝酒,然后在别人的店铺门口找人说话。别人不想应付他,他就骂,一骂就是半个小时。他常常去她那里买珠江啤酒。城中村的超市一般开到凌晨三点。那个人搬来之后,如果老公不在,她就会害怕。对此,房东陈小姐也有点知情。她说,还来不及提出解除租约,强奸案就发生了。
杨玉才租的店面,还留着牛杂店的招牌。
由作者拍摄。
杨玉才被拘留后,工人清理他的东西,拍下了出租屋内景。
那个爱喝酒的男人没敢对周围的女人下手。他把傻妹带到了那个肮脏混乱的出租屋里,强迫她喝了白酒、半瓶桂花酒,自己也喝了白酒,桂花酒和珠江啤酒。他一边喝酒,一边用DVD机播放着黄色影碟《金瓶梅》,让傻妹一起看。
夜里十一点多,有男群众去村里的治安队报警,说有个男人拉一个智障女孩回到出租屋,两个人都没穿衣服。治安队的人过去,房间亮着灯,敲门没人应。窗户里面拉了窗帘。从窗帘和墙壁的缝隙,看到床上有两个人头在动。叫房东下来开门后,他们看到那个男人上下身都穿着衣服,但是比较凌乱,看上去是刚穿上去的,裤子的拉链还是敞开的。傻妹在床上朝内侧躺着,上身赤裸,下身用一张被子盖着。
几个月之后,房东请了一个建筑工人处理了杨玉才在店铺里的物品,发现冰柜里的东西全长了俎子,行李箱里是凌乱的衣服,里面裹着一瓶敌敌畏。那个长得非常健硕的工人给我看了当时拍的照片,他至今存在手机里。
“他留着敌敌畏干什么呀?”
“不知道,这里没有人认识他。”
4
从广州三号线地铁的大石站出来,走过几百米绿树掩映的公路,就到了傻妹所在城中村。沿路有一长排的黄色共享单车和带着帐篷的摩的,这是最潮流和最传统的广州城市标志。经过两排热闹明亮的商铺,再走进去,就是昏暗狭窄的巷子。巷子里,再有小巷子左右延伸,像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从下午6点多开始,大石地铁站就开始有密集的人流涌出来。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城市的各个方向汇集,戴着耳机,背着电脑包,有情侣,有孕妇,还有穿着高跟鞋的年轻女子。
三号线是广州地铁的重要干线,连接最成熟的CBD天河城。从天河城到大石才7个地铁站,可是20分钟路程的两端是相差悬殊的房价。番禺县被划为广州的辖区后,大石镇就变为番禺区的大石街道。大石街道的中心区域有连锁百货,大型超市,建材批发市场。公路的两侧是修剪整齐的绿植,整齐划一的城市景象。可是,在绿植的背后,向内延伸十几米,就是城中村。
城中村外是整齐划一的城市景象。
由作者拍摄。
傻妹所在城中村,以前是大石镇的一个村。那里曾是稻田成片,池塘边栽着香蕉树的村庄。约10年前,三号线地铁通到这里之后,田地和池塘都被填成宅基地,见缝插针地建起了密密麻麻的自建楼房。在楼下的路边,横着竖着各种牌子,用大字写着“出租公寓”,夹杂其中,是各种便宜的木桶饭、川菜馆、肠粉店和各种炒菜的大排档。每个月花500元左右,就能住进配备齐全的一居室。很多年轻的白领选择坐地铁回来这里睡觉,就像倦鸟归巢,只是过夜而已。有个村代表说,现在,有三万多个外地人,只有三千个左右的本地人。
下班回来后,他们会去大排档吃饭,或者去马路对面的夜市逛逛,那里有十元一双的丝袜,潮流的手机贴膜,可水洗的纹身贴,便宜的T恤,银饰耳环,水果摊和热气腾腾的肠粉大排档。
请傻妹吃完台湾卤肉饭的第二天,我站在一个卖内衣的店铺门口,远远地看着傻妹在夜市里晃荡。五月的夏夜,暮色刚起,华灯初上,她在一个三轮车水果摊旁边,不停地翻弄人家的水果,偶尔被卖果人劝住。她一直在那里磨蹭,后来得到一根长竹签串着的水果吃。随后,她又站在一个卖银饰和水洗纹身贴的地摊前面,随意地拿起东西,放在手里看。卖货人是两个年轻女子,她们厌恶地赶傻妹走。傻妹不加理会,顽固地乱动。那两个女子瞪圆眼睛,怒视着她,威胁她。傻妹悻悻地走开。
然后,傻妹到了一个卖袜子的中年妇女那里。她姓张,来自湖北,她的出租屋就在傻妹家附近,彼此隔一个转角。她在夜市摆地摊已经有17年了。她说,周围的人都笑话她说,她是傻妹的亲妈,因傻妹喜欢来找她,讨到好吃的,也会分给她吃。深夜,奶奶找傻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来问她。有时候,是她们夫妇俩把傻妹送回家。她说,傻妹其实不傻,见到有城管来没收地摊,也会跑着来通风报信。
我搬了张圆凳子坐在张阿姨身边,和她聊天,看她卖袜子。天色越来越黑,她吩咐傻妹“点灯”。傻妹就熟练地接了电源,按了开关,灯泡立刻照亮了摊子上的各类袜子和内裤。
我问她,“傻妹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教她的。”
她问,“傻妹,你中不中意阿姨?”
“中意。”
“阿姨累了,帮我捏脖子。”
傻妹在她肩上胡乱使劲地敲打。
她说,疼了,疼了,再不听话,阿姨就回去了。
傻妹就目无表情,习惯性地说,“不要。”
她说,傻妹奶奶人好,春节从老家回来,有什么好吃的,就会让傻妹送过来。她丈夫站在地摊旁边,抽着烟,乐呵呵地说,“傻妹现在能养活自己了,起码不会挨饿了。陌生人一般都情愿给她一块钱,不愿意被她烦。我工厂里的一个女的,女儿是脑瘫的,十几年了,都是被锁在屋里的。”
在夜市摆地摊的人,在傻妹小时候跟着奶奶捡垃圾时,就见过她。她们都是外来人,都在城中村租房,已经习惯了傻妹的烦扰,也习惯了分她一口吃的。
傻妹出事的9月,张阿姨有事回湖北老家了,没在夜市。事后,傻妹让夜市的其他人给她拨了微信视频。她记得傻妹对手机屏幕喊:“阿姨,有坏人,我好疼啊。你快点回来。”
5
出事的晚上,傻妹就见了法医,
鉴定结果是处女膜新鲜破裂 ,无性自我防卫能力,中度精神发育迟缓。天快亮时,才回到家。第二天清晨,奶奶照常去上班了。两个儿子相继去世,她已经习惯了屏蔽生活中的悲伤,麻木着神经让生活的车轮继续。她甚至记不得儿子们是哪一年走的。傻妹出事后,她想得更多的是,要继续挣钱,交房租,让几个孙女能吃上饭,读上书。
第二天,傻妹没去超市那边玩,在家整整睡了一天,也许是难过,也许是疲惫。接下来的几天,她有点反常地哭泣,问奶奶:“那个坏人抓到没?”除此之外,没有更加激烈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