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推送的是一篇有点沉重的文章。
这里原本是广州郊区的一个村子，随着城市扩张，成为了城中村。约十年前，从天河开过来的三号线地铁开通，很多年轻的白领选择坐地铁回来这里睡觉，倦鸟归巢，只是过夜而已。
傻妹在
城中村出生，在街头巷尾里游荡，问陌生人讨食长大。去年9月
，她被一个男人强奸。大半年过去了，城中村的生活依旧。
傻妹
文 | 罗洁琪
1
我第一次见到傻妹时，她独自坐在超市门口的水泥阶梯上，把头埋在膝盖里，用手指逐个扣着脚趾缝，搓着脚皮。那是5月25日下午三点多，太阳热辣辣地烤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道的城中村，让人总想躲在某个阴影下面，又要提防脚下的垃圾和头顶上乱七八糟的电线。路上行人不多，看商铺的和开摩的的人漠然张望，大马路上的汽车川流不息。
当我和她的奶奶走近时，她刚好抬头，眯着眼睛，看了过来。本来几乎静止的身影，突然活动起来，举起塑料拖鞋，在地上用力地拍了几下鞋底，再把光脚塞进去。她抬头看了一下我，指着旁边快餐店的广告牌，用粤语说，“我要吃那个，我要吃那个”。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是台湾卤肉饭的图片，一盘鲜红的肥猪肉和白花花的米饭。
去餐厅的路上，我悄悄地打量着她，仿佛在寻找一个谜底。与其说她是个少女，不如说是少年。她和其他十七岁孩子一样，手里随时握着手机，还有一个新的充电宝。一米五左右的个子，穿着蓝黑相间的迷彩服和绿色的校服裤。圆圆的脸蛋，又长又浓的眉毛，短发很厚，没有层次，是随便剪出来的轮廓。皮肤晒得黝黑，身躯结实有肉，嘴唇薄，嘴角微微翘起。看上去只是个孩子。说话的时候，露出两个黄褐色的牙根，是门牙断了一半的残骸。
快餐厅是明快的黄色调，座上没有顾客。一个大嘴巴的女服务员站在点餐台后面，迎面而笑。我问：“你认识她？”
她侧眼看了一下傻妹，笑着用手比划，“她还是这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那时候，我在阳光商城上班。她跟奶奶在路上捡垃圾。”
傻妹拿着菜单点餐，用手指戳着不同的图案，换来换去。她奶奶有点尴尬，大声吆喝，“就要那个，不要换了。”奶奶说，傻妹以前不能进这个快餐厅的。有个经理禁止她进来，曾打过她，还报警要拉她走。奶奶对那个经理说，“如果你要打她，有本事就干脆打死她。 ”
在等饭菜的时候，傻妹把餐桌上的座位牌放倒又扶起，放倒又扶起，又在桌上敲打，最后端在怀里说，“我要把它拿走。”过了一会儿，她拿起手机自拍，对着奶奶拍，对着我拍，然后让我们看她里面的照片，是各种歪歪斜斜的镜头，是路边的各种人。奶奶60多岁，脸上满是一道道的皱纹，木然对着镜头，没有笑过一次，重复说着“拍什么拍，费电的，还要找地方充电。”手机是她第二个孙女用过的，充电宝是辉哥给傻妹50元买的。辉哥是番禺本地人，一个有钱的老板，以前经常在奶奶干活的大排档吃宵夜。他认得傻妹，常常给钱，出手阔绰。
傻妹用勺子大口大口地吃卤肉饭，喝可乐。奶奶喝套餐里的乌鸡汤，用纸巾擦了嘴巴，递了一张新的纸巾给傻妹。傻妹没用，塞回去，拿奶奶面前用过的纸巾擦了脸上的油，然后把碗一推，“饱了，不吃了。”奶奶说，“别浪费了，还有那么多。”傻妹没吭声，把白灼生菜盘子里的酱油倒进饭里，用勺子使劲翻了几下，重新吃起来。吃完了，奶奶又塞一张纸巾给她。傻妹又塞回去，伸手拿奶奶用过的纸巾胡乱地在嘴上和脸上擦了油。
我对奶奶说：“傻妹很听话啊。”
“如果她不听话，我就说我不管她了，我去死了，她就害怕了。”
为了向我证实，她对傻妹说，“奶奶去死了，好不好？”
“不好。”
2
去年9月18日的夜里11点多，傻妹被人强奸的时候，奶奶还在回家的路上。
过去的20多年，奶奶一直在大石街道附近的大排档洗碗。傻妹十几岁时，曾跟着奶奶干活，用水洗刷碗碟上的残羹和油腻，奶奶再洗第二轮。洗了两个月，老板一分钱都没给，她再也不愿意去了。今年，奶奶62岁，已是老人，很多大排档不要她了，更加不欢迎傻妹跟着来。
后来，她在4公里之外找到一家汕头牛肉火锅店，远一点，傻妹找不到她，工资是两千多元。每天早上七点多，她走路去上班，家里留一锅白粥给傻妹。她还有两个孙女，是死了的小儿子留下的，一个约15岁，在上学，另一个约9岁，寄养在广西的工友家里，这两年因不够钱寄过去，暂时辍学。下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可是，她不想来回走路，也舍不得坐摩托车，就等到夜里九点多下班，才一边捡垃圾一边回家。十二点左右，她洗完澡，再去超市门口的夜市找傻妹。
傻妹的奶奶在出租屋前。
由作者拍摄。
奶奶在出租屋内。
由作者拍摄。
那天下班后，她没去捡垃圾，去了一个私人诊所看病。输液完，已是深夜十一点多。从外面的马路拐进来就是狭窄的巷子，有昏暗的路灯，小制衣作坊、台球室和冰饮小店。再拐过一个垃圾堆，就是她租的小平房。红砖垒砌的墙，一张铁皮门，整片的水泥瓦，能防风，但是不能挡大雨。经过台球室时，一个邻居对她说：“傻妹被一个男的拉走奸了。就在市场尾那里。”她说，当时懵了，哭都哭不出来，就是流着眼泪说：“咁阴功（缺德），傻妹还是细佬仔（孩子），连傻妹都搞。”她慌慌忙忙想跑步过去，可是一个踉跄，差点扑倒在地上。台球店的老板开动了摩托车，让她赶紧上来。
傻妹坐在一个牛杂店里面的床边，上身裸露，只穿了裤子，是治安员来到之后帮她穿的。奶奶见状，就着急地想找衣服给她穿，在凳子下面找到，全湿透了。她说，可能是那个男人对傻妹泼水了。
事后，傻妹也说不清楚细节，详细复述超出了她的智力。当奶奶问的时候，她指着那个50多岁的东北男人杨玉才回答，他给她喝酒，将她衣服脱光，让她用口含他的“鸡鸡”，还用“鸡鸡”插入她的小便处。奶奶发现她的脖子被抓伤，有淤血，下身有血迹，浑身都是酒味。她愤怒地冲过去，操起拖鞋底就想掌那个人的脸。旁边的警察拦住了她，她只能用脚狠狠地踹了一下。警察说：“我们都认识傻妹的。这个人渣，留给我们处理吧。”
城中村的治安员和警察都认识傻妹，她在那里出生，在街头巷尾里游荡，问陌生人讨食长大。出生后不久，她爸爸就病死了，妈妈“跑了”。直到五岁她都不会说话，走路也走不好。奶奶每天骑着三轮车去大排档，让她躺在里面。她说，傻妹很听话的，除了饿了、拉了，或者被别人打得很疼，才会哭。也有邻居提醒她，不会哭的孩子可能是“脑子不够数”，可是她也没有钱带她去治疗，也没有学校愿意接收她。
慢慢地，在她出租屋附近的一些人都习惯了喊她“傻妹”。曾有很多人劝奶奶把傻妹扔到广州的马路边算了，养大也没什么用。奶奶说，毕竟是亲生的，舍不得。很多年以后，傻妹学会了走路和简单的表达，就不再跟着奶奶去干活，而是在城中村到处走，见到陌生人就说，“姐姐，给我一块钱”，“我饿了”，“给我买肠粉”，或者“哥哥，你好靓仔”。这是她很重要的求生本领，有时候，也让她陷入不可预测的陌生人险境。
3
出事那天，城中村的某个族系的祠堂外面有人在跳广场舞。那个祠堂有青砖灰瓦，古色古香的木门，青石阶梯。阶梯外面是一个宽敞的广场，有一些社区的健身器材。晚上，傻妹跻身于人群中，来自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杨玉才在旁边喝酒。后来， 他对警察说，他在一个小士多买了一瓶白酒和一瓶饮料，一个女孩子过来讨饮料喝。那个人就是傻妹，他们此前并不认识。傻妹对她奶奶说，当时那个男人给了她三元钱，让她跟他回去出租屋。她就去了。
那个出租屋是一个还没开业的东北饺子店。谁也不知道杨玉才曾经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来到这个城中村。5月26日夜里，我找到了店铺的房东陈小姐，一个已经做母亲的年轻女人，平常做桶装水生意。她自建的楼房，她住楼上，楼下铺位出租。店铺唯一的门口就是一个铁闸门，朝着马路，杨在里面铺床睡觉，在外面放了冰柜，餐椅，打算做饺子生意。租户和和房东是隔绝的，房东从巷子里的侧门上楼梯。那天晚上，她在楼上闻到很浓的酒味。但是，她没下楼看，她知道这个新来的租户很爱喝酒。
2016年9月1日，一个倒闭的牛杂店老板把这个地方转租给他。按照当地行情，”押二付一“。他付了3600元左右的租金，陆续买了很多旧的厨具和桌椅回来，乱七八糟地堆在店里，半个月还没开业，只是常常喝酒。马路对面的士多店老板娘说，那个人经常只穿着一条内裤，坐在门口阶梯喝酒，然后在别人的店铺门口找人说话。别人不想应付他，他就骂，一骂就是半个小时。他常常去她那里买珠江啤酒。城中村的超市一般开到凌晨三点。那个人搬来之后，如果老公不在，她就会害怕。对此，房东陈小姐也有点知情。她说，还来不及提出解除租约，强奸案就发生了。
杨玉才租的店面，还留着牛杂店的招牌。
由作者拍摄。
杨玉才被拘留后，工人清理他的东西，拍下了出租屋内景。
那个爱喝酒的男人没敢对周围的女人下手。他把傻妹带到了那个肮脏混乱的出租屋里，强迫她喝了白酒、半瓶桂花酒，自己也喝了白酒，桂花酒和珠江啤酒。他一边喝酒，一边用DVD机播放着黄色影碟《金瓶梅》，让傻妹一起看。
夜里十一点多，有男群众去村里的治安队报警，说有个男人拉一个智障女孩回到出租屋，两个人都没穿衣服。治安队的人过去，房间亮着灯，敲门没人应。窗户里面拉了窗帘。从窗帘和墙壁的缝隙，看到床上有两个人头在动。叫房东下来开门后，他们看到那个男人上下身都穿着衣服，但是比较凌乱，看上去是刚穿上去的，裤子的拉链还是敞开的。傻妹在床上朝内侧躺着，上身赤裸，下身用一张被子盖着。
几个月之后，房东请了一个建筑工人处理了杨玉才在店铺里的物品，发现冰柜里的东西全长了俎子，行李箱里是凌乱的衣服，里面裹着一瓶敌敌畏。那个长得非常健硕的工人给我看了当时拍的照片，他至今存在手机里。
“他留着敌敌畏干什么呀？”
“不知道，这里没有人认识他。”
4
从广州三号线地铁的大石站出来，走过几百米绿树掩映的公路，就到了傻妹所在城中村。沿路有一长排的黄色共享单车和带着帐篷的摩的，这是最潮流和最传统的广州城市标志。经过两排热闹明亮的商铺，再走进去，就是昏暗狭窄的巷子。巷子里，再有小巷子左右延伸，像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从下午6点多开始，大石地铁站就开始有密集的人流涌出来。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城市的各个方向汇集，戴着耳机，背着电脑包，有情侣，有孕妇，还有穿着高跟鞋的年轻女子。
三号线是广州地铁的重要干线，连接最成熟的CBD天河城。从天河城到大石才7个地铁站，可是20分钟路程的两端是相差悬殊的房价。番禺县被划为广州的辖区后，大石镇就变为番禺区的大石街道。大石街道的中心区域有连锁百货，大型超市，建材批发市场。公路的两侧是修剪整齐的绿植，整齐划一的城市景象。可是，在绿植的背后，向内延伸十几米，就是城中村。
城中村外是整齐划一的城市景象。
由作者拍摄。
傻妹所在城中村，以前是大石镇的一个村。那里曾是稻田成片，池塘边栽着香蕉树的村庄。约10年前，三号线地铁通到这里之后，田地和池塘都被填成宅基地，见缝插针地建起了密密麻麻的自建楼房。在楼下的路边，横着竖着各种牌子，用大字写着“出租公寓”，夹杂其中，是各种便宜的木桶饭、川菜馆、肠粉店和各种炒菜的大排档。每个月花500元左右，就能住进配备齐全的一居室。很多年轻的白领选择坐地铁回来这里睡觉，就像倦鸟归巢，只是过夜而已。有个村代表说，现在，有三万多个外地人，只有三千个左右的本地人。
下班回来后，他们会去大排档吃饭，或者去马路对面的夜市逛逛，那里有十元一双的丝袜，潮流的手机贴膜，可水洗的纹身贴，便宜的T恤，银饰耳环，水果摊和热气腾腾的肠粉大排档。
请傻妹吃完台湾卤肉饭的第二天，我站在一个卖内衣的店铺门口，远远地看着傻妹在夜市里晃荡。五月的夏夜，暮色刚起，华灯初上，她在一个三轮车水果摊旁边，不停地翻弄人家的水果，偶尔被卖果人劝住。她一直在那里磨蹭，后来得到一根长竹签串着的水果吃。随后，她又站在一个卖银饰和水洗纹身贴的地摊前面，随意地拿起东西，放在手里看。卖货人是两个年轻女子，她们厌恶地赶傻妹走。傻妹不加理会，顽固地乱动。那两个女子瞪圆眼睛，怒视着她，威胁她。傻妹悻悻地走开。
然后，傻妹到了一个卖袜子的中年妇女那里。她姓张，来自湖北，她的出租屋就在傻妹家附近，彼此隔一个转角。她在夜市摆地摊已经有17年了。她说，周围的人都笑话她说，她是傻妹的亲妈，因傻妹喜欢来找她，讨到好吃的，也会分给她吃。深夜，奶奶找傻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来问她。有时候，是她们夫妇俩把傻妹送回家。她说，傻妹其实不傻，见到有城管来没收地摊，也会跑着来通风报信。
我搬了张圆凳子坐在张阿姨身边，和她聊天，看她卖袜子。天色越来越黑，她吩咐傻妹“点灯”。傻妹就熟练地接了电源，按了开关，灯泡立刻照亮了摊子上的各类袜子和内裤。
我问她，“傻妹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教她的。”
她问，“傻妹，你中不中意阿姨？”
“中意。”
“阿姨累了，帮我捏脖子。”
傻妹在她肩上胡乱使劲地敲打。
她说，疼了，疼了，再不听话，阿姨就回去了。
傻妹就目无表情，习惯性地说，“不要。”
她说，傻妹奶奶人好，春节从老家回来，有什么好吃的，就会让傻妹送过来。她丈夫站在地摊旁边，抽着烟，乐呵呵地说，“傻妹现在能养活自己了，起码不会挨饿了。陌生人一般都情愿给她一块钱，不愿意被她烦。我工厂里的一个女的，女儿是脑瘫的，十几年了，都是被锁在屋里的。”
在夜市摆地摊的人，在傻妹小时候跟着奶奶捡垃圾时，就见过她。她们都是外来人，都在城中村租房，已经习惯了傻妹的烦扰，也习惯了分她一口吃的。
傻妹出事的9月，张阿姨有事回湖北老家了，没在夜市。事后，傻妹让夜市的其他人给她拨了微信视频。她记得傻妹对手机屏幕喊：“阿姨，有坏人，我好疼啊。你快点回来。”
5
出事的晚上，傻妹就见了法医，
鉴定结果是处女膜新鲜破裂 ，无性自我防卫能力，中度精神发育迟缓。天快亮时，才回到家。第二天清晨，奶奶照常去上班了。两个儿子相继去世，她已经习惯了屏蔽生活中的悲伤，麻木着神经让生活的车轮继续。她甚至记不得儿子们是哪一年走的。傻妹出事后，她想得更多的是，要继续挣钱，交房租，让几个孙女能吃上饭，读上书。
第二天，傻妹没去超市那边玩，在家整整睡了一天，也许是难过，也许是疲惫。接下来的几天，她有点反常地哭泣，问奶奶：“那个坏人抓到没？”除此之外，没有更加激烈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