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章培恒先生的内曜与心声

（1934-2011）

文︱ 陈建华

与《不京不海集》一样，《不京不海集续编》 （以下简称《续编》） 也是章培恒先生生前亲自编定，在编排上有所不同。《不京不海集》收入三十九篇文章，分两类，前二十四篇是对作家和作品的具体考证，后十五篇属于文学史专题论文，两类均据历史时序编排。《续编》收入《洪昇年谱》与二十三篇文章，不分考证或论述，按发表时间编排。一个最直接的印象是：前集终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发表于2001年，而续集中《传统与现代：且说〈玉梨魂〉》至《〈桃花扇〉与史实的巨大差别》等十篇作于2001至2010年，即先生最后十年与病魔艰难挣扎抗争的期间，读来不禁敬仰与悲痛弥漫心头。

章培恒著《不京不海集》

在《不京不海集》中有我的《追求真理，毋变初衷》一文，是读后体会，大致叙述了先生有关文学史的主要观点，今读《续编》，有一些新的体会。如其所提供的，1979年的《从李贺诗歌看形象思维》、1984年的《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展望》和1996年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等文，隐含其知识累积与工作方向，若与《不京不海集》相参照 （包括先生与骆玉明合著的《中国文学史》） ，似能略见先生关于“人性”——他的文学史的核心观点——的思考轨迹，于是想起鲁迅的《破恶声论》：“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八卷，25页） 先生历经磨难，却始终对未来抱着希望，不倦思考而发为心声，本文追踪先生心迹，也是学习与纪念的一种方式。

《续编》中《洪昇年谱》之后的三篇，《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论晚清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与《论黄遵宪的诗歌创作》发表于1964至1966年间，是“政治挂帅”时代的产物，皆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红楼梦》如帝制王朝封建阶级腐朽没落的挽歌，宝黛之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同样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或黄遵宪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倾向痛加批判，表明作者的正确立场。从当时的政治环境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将来临，正值“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章先生初出茅庐，锋芒毕露，其批判矛头另有所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官场现行记》、刘鹗《老残游记》与曾朴《孽海花》称为晚清“谴责小说”，评价不低。章先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准做了修正性演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小说史稿》中，这几部小说的改良主义思想倾向得到称赞。黄遵宪是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诗界革命”的最高成就；他的《出军歌》等作品在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里得到好评。这些都代表当时文学史领域的主流见解，尤其是北大集体编撰的《中国小说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青年学者书写的文学史，贯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但在章先生看来，他们的革命立场还不够鲜明和彻底。

凡经历过那一段狂风暴雨的历史的，写些革命大批判文章，不足为怪，在拨乱反正之后，或弃之如敝履，或将之淡忘，更有坚持己见的，亦不足为怪。但是章先生为何编入这些文章？我们知道自1980年代以来他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把文学从“革命”的战车上卸下而走向“人性”的求索之旅，如果把上述《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与《续编》中2005年发表的《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相比较，那么可见他对宝黛爱情的态度变化。他这么做，我想正如他在《关于中国文学的开端》 （《不京不海集》最后一篇） 一文中针对他过去曾经主张现代文学起始于“五四”的观点，加了一个注解说明：“我在以前也持此一看法，所以本文同时是对我自己所持有的相应观点的清算”，所以选入这三篇文章，意味着对自己过去的“清算”。而对章先生而言，直面自己的过去，则是一种坚持真理的态度。

这些文章体现了章先生挑战权威的锐气，与“革命大批判”文章不同，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出发，出自真诚的信仰，也是他后来的一贯风格。从学术规范看，对四部谴责小说、黄遵宪和《红楼梦》的全面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与批判，以文本为理据，体现了实证学风与科学逻辑，具有很强的抽象思辨的能力。自从1956年起师从蒋天枢先生，在传统文史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洪昇年谱》即是早年研究的成果；同时在文学理论方面向贾植芳先生、朱东润先生学习并深受影响，由于转益多师，学养上已达到相当的程度。其实《不京不海集》收入更早的——1963年发表的与刘大杰先生合写的《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刘先生邀请他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有关章节，显示对他这方面能力的信赖。文中抓住金圣叹的思想矛盾，条理清晰，是辩证思维的实践，却反映了某些个人兴趣，如果从后设视点看，埋藏了对文学思想的研究兴趣，贯穿于后来的著作中。文中指出金圣叹的思想“与李贽的童心说和袁宏道的性灵说，都有相通之处”，显示他对明清之交的思想史脉络的把握。又称赞金圣叹“相当有力地捍卫了《西厢记》，这和他‘万物自然之曲’说中所包含的个性解放的观点应该是相联系的”。这与当时的反封建观点没什么不同，但“个性解放”的提法颇不寻常，似与鲁迅的“人性的解放”的观点有关。据文末《附记》：“在原稿上是说金圣叹已经意识到了作者在写作时必须突入人物的内心与人物融为一体，这一段刘先生改掉了，因为我所写的这种‘突入说’其实是胡风的观点。”章先生受胡风一案的牵连，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刘先生的改动是出于好意。不过章先生确实是受了胡风的影响，也显示他在接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同时，十分关注与感情、美学关联的唯心主义文艺理论。

胡风的“突入说”是一种美学上的“移情”理论，今天已成为常识。1936年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指出，中国的“物我合一”或“凝神观照”的说法与西方的“移情”理论相通，并介绍了克罗齐等人的相关论述。这些在新中国成立后都被认为宣扬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而遭到批判。不无吊诡的是后来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一边详细介绍克罗齐的“直觉即艺术”和“情景交融”说，一边表示：“这种凭心灵活动来产生现实世界的主观唯心主义企图是克罗齐的全部美学观点的病根所在，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类情况，包括刘大杰删去涉及胡风的文字，如章先生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中说：“在五十年代强调文学的政治标准第一，强调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种强制性的理论，学者即使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似乎包括这类言不走心、欲言又止的情况。

在1978年发表的《从李贺诗歌看形象思维》中，已取一种开放姿态。章先生在举例分析李贺的诗歌之后表示：“这样，李贺从生活中取得形象直至诗篇写成的整个过程，也即典型化的过程，在这里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插入一个把形象变成概念、再把概念变成形象的阶段，更没有任何‘主题先行’的可能。所谓‘表象—概念—表象’（或‘概念—表象’）的创作论，在李贺的创作实践中是找不到立足之地的。”这里对作家的主观精神的强调其实跟“突入说”是同一思路，而以“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更没有”的修辞表达对“主题先行”这一文学创作的金科玉律的决绝否定，为使文学摆脱政治附庸地位而恢复自身的尊严。虽然在“四人帮”垮台两年多之后，政治气候还不是很明朗，这样的提法仍显得超前，无怪乎有人与章先生商榷，如《再论李贺诗歌与形象思维——答王文生同志》一文所示，王文生把他的理论与胡风挂钩，仍是政治整人的故伎重演，可见思想上每前进一步都来之不易。

章先生坚持自己的主张，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水涨船高。其实不受概念主宰的“形象思维”令人想起强调“直觉、时间和生命”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或主张“直觉即艺术”的克罗齐。并非偶然，他在2007年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导论》中首先表明文学史以描述“人性的发展”为宗旨，然后在论述文学为什么能打动人心时，引用了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的话：“……艺术家把我们带到情感的领域，情感所引起的观念越丰富，情感越充满着感觉和情绪，那末，我们觉得所表现的美就越加深刻、越加高贵。”章先生解释道：“艺术家之‘把我们带到首先表明情感的领域’，也就是使我们‘同情那被表达的情感’。倘若没有这种‘同情’，我们是不会被带到艺术家要我们去的那种‘情感的领域’的。”当然，这也包括艺术家对生活与对象的“突入”，首先得自己感动，才能使人感动，正是这种“同情”的艺术力量成为章先生的文学史的理论支柱之一。

章培恒 、骆玉明编《中国文学史新著》

章先生对“形象思维”的讨论，还有一点，与当时众多说法截然不同，就是采用一种历史化的研究方法。有人认为早在《易经》或刘勰的《文心雕龙》里已经有了形象思维的理论，这种任何发明古已有之的说法言之成理，但章先生更信赖科学方法与历史真实。他认为如果说形象思维体现为一种“规律”，那么在中国文学中即使到唐代，以李白、杜甫为例，仍未出现，而李贺的诗歌“完全是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来显示的。这些形象不仅跟生活本身一样具有个性化的形式，而且比生活中原来的那种样子更鲜明、更生动”。作出这结论，需要对中国诗歌传统的整体和个人风格的把握，而对文学形式运用历史化方法也是章先生的一个重要特点。如《论〈金瓶梅词话〉》中以恩格斯“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论述为基准，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两方面追溯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比较，《金瓶梅词话》真实再现了西门庆及社会环境里的典型事件，在它之前的中国小说，“没有一部能够像它那样深切地揭示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在典型人物方面，最为人称道是《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个个性格鲜明，但章先生指出，这“只是在根据情节需要而设计的事件中注意人物性格的描写”，而《金瓶梅词话》则把人物塑造放在第一位，有些情节对小说整体无关紧要，而对人物不可或缺。在后来的《写实主义成分在明清小说中的增长》 （见《不京不海集》） 中继续讨论写实主义的发展，从唐传奇、《金瓶梅词话》、《儒林外史》到《红楼梦》，进一步贯彻历史化方法。

1984年的《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展望》是回顾古典文学的研究现状而给出一些建议，却关乎他的中国文学的整体企划。章先生以明代文学为例，主张把诗文与戏曲、小说放到文学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不必严分文类的界限。如高启的《青丘子歌》、李梦阳、李贽、袁宏道、汤显祖的《牡丹亭》与《三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指出由于市民经济的发展，这些作品在表现自我意识方面一脉相承，形成“晚明文学革新思潮”。这对于当时的文学史研究来说具有抉幽发微之效。他说：

这段表述含有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基本原理，这为人熟知，而章先生引述了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中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对于他的文学史来说，这成为判断文学价值的基本法则，不仅要根据作品的思想内容，也要根据其艺术形式。在判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运用“比较”的方法，“既要进行比较，我们就必须说明这一阶段的文学跟前一阶段的有什么不同，不但要指出明显的差别，尤其需要分辨同中之异。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持续，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是很缓慢的，在后一阶段所出现的反复，只有仔细地剖析其同中之异，才能显示出前后的发展关系。”这不啻是自己的经验之谈，不仅需要对中国文学的发展的宏观把握，也需要对微观细节的分辨能力，而所谓“反复”，即文学史中“人性”发展的升沉起伏，已在章先生的思考之中。

此后章先生铺开文学史地图，开始布局，从《不京不海集》看《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和《明代的文学与哲学》，对以前的讨论加以细化深化，巩固既有阵地，在后来的文学史中晚明文学标志着“人性”发展的“复兴”阶段，固见其重要。另如《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别》《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考察》《走在下坡路上的文学——简论宋诗》等，涉及重要时段、块面或主题，前两文具有文化史面向。发表于1987年的《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则意味着又一次华丽而引发争议的逆袭，严密的论证中情思飞扬，接二连三抛出新观点，埋下以待深耕的种子。这回触及传统道德，比起使文学摆脱政治的羁绊更为艰巨，所针对的不仅是古代、也是当代的问题。在几部当时流行的文学史中，魏晋文学被认为是追求“形式主义”而遭到贬低，章先生指出其实在历史上从裴子野、李諤到白居易就贬斥魏晋文学背离了为政教服务的方向，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颇有兴味的现象，现实主义本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概念，但当这一概念输入中国后，在具体的理解中，却很容易地跟传统的儒家文学观结合起来了”。先生从思想解放、美的创造与诗人的主观精神方面说明在魏晋南北朝出现尊重个人、诗与哲理结合的倾向，是对文学史的重大贡献。另如南朝的“宫体诗”向来以趣味低俗而为人诟病，其实表达了对自然风景、歌舞与人体的美的感受，是一种进步。如萧纲的《咏内人昼寝》真切传达了青春女性的睡态之美，谈不上“色情”。

同时，章先生继续在理论上推进，从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引证：“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章先生说：“作家是在勇敢地冲破旧的束缚，力图按照自己的认识、评价和感情来写作呢，还是在神圣事物、旧的秩序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力图使自己的认识、评价和感情与之相适应？”这是对上面《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展望》中恩格斯的是否“提供新的东西”的论述的加强和补充，更重要的，在最后总结部分引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名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又大段引马恩《神圣家族》关于“人性本善”的论述。稍后在《再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兼答刘世南君》中驳斥“人性即阶级性”时，再次引用《神圣家族》中马恩同意边沁的“个人利益是惟一现实的利益”、霍尔巴哈的“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的思想，章先生说：“根据这样的对于人的本性的认识，那么，‘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也就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社会组织。”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中，个人欲望与自由发展之间相契合，至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阐发，基本完成他的文学史书写的核心理论。

1996年他与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章先生即作《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一文作为回应，首先表示：“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人心，以及近年来关于许多理论问题的讨论，是本书产生的大背景。”并交代了文学摆脱了狭隘的阶级性而回归普适“人性”的认识过程。在理论部分以马克思的“联合体”为基础引述了《资本论》中：“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从而声称：“人自身而非某种政治或道德理念才是历史的主体。可以说，整个人类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性的发展史，就是‘人的一般本性’透过其在不同时代中的变化而渐进地、持续地最终充分地得到实现的过程。”

这是章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长达四万字《导论》中的主要论点，他阐述了人性的历史变化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表现，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资本主义产生人性“异化”或“自我克制”的论述为指导，指出中国文学史所表现的既有人类本性的，也有人性扭曲的，呈现非直线、不平衡的发展轨迹。最后总结说：“一部文学史所应该显示的，乃是文学的简明而具体的历程：它是在怎样地朝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有过怎样的曲折，在各个发展阶段是通过怎样的扬弃而衔接起来并使文学越来越走向丰富和深入，在艺术上怎样创新和更迭，怎样从其他民族的文艺乃至文化的其他领域吸取养料，在不同地区的文学之间有何异同并怎样互相影响，等等。要写好一部文学史，是一项浩大、繁难的工程。”

如本文有限的追溯，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先生开始对“人性”及其历史“反复”的思考，那么在1996年的《导论》中，这一思考已趋向成熟，且在实践上已产生一定的成果。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中概述自魏晋贵族阶级表现自然人性的文化价值到唐宋的平民士人的兴起，因屈从于专制皇权而造成自我抑制，至元明时期城市经济的繁盛而产生市民阶级的自我意识，同样在文学形式方面也随着人性发展的轨迹而呈现起伏之势。这在大体上勾画了文学史“人性”发展的曲折“流程”，比《导论》更为扼要精辟。须指出的是，《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始于1980年代中期，章先生召集一批青年学人，笔者也参加过两次讨论，最后由骆玉明根据各人所写的进行整理和统稿，虽然与几部文学史已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地方如最后五四与传统的部分体现了章先生的想法，但毕竟时过境迁，与《导论》所说的人性曲折发展的图景存在不小的距离。后来章先生重新组织撰写《中国文学史新著》，这篇《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具有某种宣言书的意义。

先生的最后十年，一切皆围绕新著文学史，鞠躬尽瘁，斗志弥坚。除主持《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写作外，《不京不海集》中《鲁迅的前期和后期——以“人性的解放”为中心》旨在加强理论建设，如《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与《关于中国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等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打通古今文学和研究方法等重要方面作了理论性阐述。我们来看《续编》中的十数篇文章，兼有考证与论述，珠粒般光芒闪烁。除对“屈原名平”、《大招》、《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等考证之外，《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传统与现代：且说〈玉梨魂〉》和《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古今文学演变》则是有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理论阐述。而在章先生的倡导下，“古今文学演变”成为复旦大学古籍所的一门新的研究领域。

此时章先生尤其关注文学史上的女性问题。实际上在《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中打通文学史内在思想筋脉，揭示晚明对魏晋的传承关系。的确，晋人王戎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之语几成晚明文人的口头禅。而章先生则发见女性之声，以《搜神记》中唐文榆、《幽明录》中石氏女为例，指出她们“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精神形态与《牡丹亭》题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是一脉相通的。而《〈玉台新咏〉的编者与梁陈文学思想的实际》可说是石破天惊，一反《玉台新咏》为徐陵所编的陈说，而认为由陈后主陈叔宝之妃张丽华所编。这一论断不仅以严格的资料与逻辑探考为基础，也是对南朝文学作多方考察的结果，其实也是集体讨论的产物 （如《中国文学史·导论》中提到谈蓓芳《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新著》中提到她的《玉台新咏版本考》等；吴冠文、谈蓓芳、章培恒合著的《玉台新咏汇校》于201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对中国文学的性别研究如1993年孙康宜、苏源熙合编《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与2002年张宏生主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 ，已形成国际潮流，而主张张丽华编辑“艳诗”性质的《玉台新咏》，为中世文学的女性议题开启新的窗口，具标志性意义。

从性别角度看，吴伟业和龚自珍形成对照。明清之交才女辈出，多为歌妓，她们与文士交往留下美篇佳什，是抒情传统或性别研究的话题。在《试论吴伟业的文学创作——以其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关系为中心》中，吴伟业延续晚明文学的流风余韵，在诗歌中悲悼卞玉京等女性的命运，哀婉凄绝。体现了尊重个人的概念，也是对自己无法掌控感情生活的悲悼。与黄毅合作的《龚自珍和归佩珊诗本事考》揭示龚自珍与其第一个非婚恋人的“影事”始末，至为精微。颇具反讽的是，在这位以尊重自我著称的近代思想家身上，虽对这场恋爱表达了苦痛、多情乃至忏悔，却实际上表现了对爱人的残忍与专横。“所以，这些诗词其实均是男性话语。就此点来说，从女权主义的视点对过去重加审视实有其必要。”文章以此为结语，尤为警辟 （可参看《新著》中对陈端生的《再生缘》的“男权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分析） 。这篇文章是对《新著》中有关龚自珍章节的补充，先生晚年在思想上不懈进取，于此可见一斑。

全球化促使科技、信息、资本和人员前所未有地高速流通，也加速了教育与学术科研领域的国际交流的节奏。就北美地区而言，随着中国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中文地位的提高、亚裔移民文化上寻根的要求与数十年来汉学研究的长足发展，在新世纪头十年相继出现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Victor H. Mair,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新星出版社，2016年，以下简称《哥伦比亚》，引文标页码） 和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 （Kung-y 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三联书店，2019年，以下简称《剑桥》，引文标页码） ，是值得庆贺的文化事件。章先生与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版于2007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如果将之与上述两部文学史在大体上做一番比较，可显示其独特的回应与贡献。

自1904年林传甲出版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以来，同类著作层出不穷，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反映了各时期文学经典、审美观念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文学史大致分为古代、现代和当代；古代文学史以历代王朝更迭作为叙事架构，《哥伦比亚》和《剑桥》首先对此表示质疑，因为考虑到其所隐含某种统一性及其评价标准，或者试图寻找一种体现文学发展内在理路的叙事模式。无论是否依循朝代编年体例，它们均力图体现中国文学复杂与多元的样貌。在文化上崇尚多元和兼容是后现代与全球化风潮的共识，而在北美更受到人文学界去西方中心化与多元、平等和包容的族群政治的制约。

梅维恒在《导论》中说：“有一种老生常谈，说中国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帝国’；数以亿计的人们属于同一民族，有着同一种语言、文字、饮食、服饰和习俗，等等，此种说法纯属谬误。即使是中国的精英社会和文化，也显示出高度的多元性。比如以思想体系为例，佛教和道教有着儒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浩繁经文。” （上卷，第9页） 为了体现“多元性”，首先在编排上打破朝代编年体例，而兼用朝代与主题，上下两卷除《引言》《序》和《导论》外，第一编《基础》是综合性专题论述；第二编以朝代编年叙述诗歌，散文、小说与戏剧。其“主题”部分表明中国文学在思想与类型方面都具多元性。虽然从“文人文化”与“文”的概念出发，在发展中却经历各种文化上的混杂，不断超出儒家或精英文士所限定的界域。即使是中国思想并不限于佛道，还包括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还有摩尼教、犹太教、景教、伊斯兰教等，由是形成非儒家或反儒家思想。中外文化交流催生了新的富于活力的文类与语言，如在唐代，在中亚地区的“丝路文化”和城市娱乐带动下产生了“词”，另如敦煌卷子中的白话、佛教与晚明小品文等，旨在凸显中国文学的国际化的多元景观。

叙述三千二百年的文学历程，在展现多元性方面卓有成效，主要围绕各种关系——儒释道与民间宗教、精英与通俗、文言与白话、国语与方言、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等，多姿多彩，绚烂夺目。如撰写《少数民族文学》的专章，或分别叙述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周边”民族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或延伸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峡两岸的小说。在时空两方面都做了纵深开拓，给中国文学史书写开启了方法上的多扇窗户。

《哥伦比亚》的编辑本身颇为多元复杂。书中的《序》写于2000年1月，《引言》写于2000年5月，大概编者觉得《序》没有充分说明书的要旨，又不愿重写，便加了个《引言》，置于《序》之前。《序》交代了编撰这本文学史的缘起及基本目标：“许多人希望能够读到一部全面而目标多元的中国文学史。最理想的状态是，这是一部当所有专家和非专家需要获得中国文学的文学类型、作品文本、人物和运动方面的背景知识时，都能够依靠的一部参考书。” （上卷，页VII） 的确，全书五十五章，各具标题，从“背景知识”角度看犹如一部中国文学的词典。《引言》则声称：“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揭示中国文学史的核心特征，这样对中国文学完全不熟悉或者仅了解中国文学的某一领域的读者能够对它有更深的理解、更全面的把握。” (上卷，页V） 实际上起深度提示的作用，把《导论》中关于思想与文类的“多元性”论述加以提炼，我上面讲的也是根据这一诠释而对各章做了一番主观考察的结果。

编辑《哥伦比亚》缘起于一个基本要求，即配合哥大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选，但结果远非如此，五十五章由四十余位学者所撰，几乎网罗了研究中国文学各方面的专家，实际做的“是将最新的学术成果聚拢在一个框架中” （上卷，页IV） ，藉以代表北美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顶尖水平，而“众多作者参与撰写，不同观点或诠释上的分歧是难免的”，对此编者表示尊重作者，因为一个问题也会引发各种解释，“各个观点都揭示了这一复杂多面问题的一个或多个层面。所以，我并不坚持观点的绝对一致性，我坚持的只是论据的严格组织。” （上卷，页VIII） 其结果难免在“核心特征”与“知识背景”之间出现裂缝。如第一编《基础》中《道教作品》这一章属于各个道教派别历史的知识性叙述，与文学没什么关系。或第三章《早期中国的哲学与文学》，而在对后面诗歌等文类的专章里，没怎么关注哲学与文学的关系。总体上对宗教与文体的重视更甚于思想与文学的内在脉络。

编者声称：“作为一部力求真实的文学史，更重要的是具有启发性。” （上卷，页V） 对于如此巨型而出自众手的文学史，似乎有意避免划一的整合，的确，专家们在各自的领域里深耕细作，其成果自然“启发”多多。《基础》中《超自然文学》这一章是运用西方概念从《楚辞》、志怪、变文、戏曲、白话小说到《聊斋志异》，把文学中的神怪花妖一网打尽，“因为这是中国文学灵感中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序》） 另有《幽默》一章也是，综述各代笑话，旨在强调“边缘”文学所蕴含的民间智慧。而《文学中的女性》一章用性别角度叙述历代文学中的女性表现与女性的文学发声，探讨两性关系，指出男性与儒家思想的局限。编者特意提到1993年孙康宜、苏源熙合编的《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 （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事件” （上卷，15页） ，《文学中的女性》这一章可说是对正在如火如荼开展中的中国文学女性研究的一种呼应。

有些篇章有“研究进路”的小标题，含有研究方法的提示。为编者特别提到“新方法”的是第四十三章《前现代散文文体的修辞》与第四十九章《口头程式传统》，前者中西比较地审视各种散文类型的修辞特点与思维方式的演变；后者论述讲唱文学与表演形式的发展，皆专业性较强。值得注意的是捷克结构主义学派的米列娜撰写的第三十八章《清末民初的小说（1897-1916）》。如“新方法，新角度”的小标题所示，提出“清末民初”这一概念就具挑战性。她指出这一时段的文学被大大低估，而它“对于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认为民初的“新一代中国作家明确抛弃了充当天地代言人的传统角色，反而如同欧洲的象征主义者或是美国的意象派作家那样，化身为他们想象之宇宙世界的缔造者，以求表达作者心志与情感。” （上卷，772页） 这些说法与一向把“五四”视为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观点大异其趣，而以“上海：现代中国文化的摇篮”为题的论述也不啻开风气之先，虽然后来更为人们熟知的是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论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及其引发的“上海热”。

《哥伦比亚》之后接踵而至的《剑桥》明确表示不涉及少数民族文学及“周边”——朝鲜、日本和越南的文学，也不以文类作为主题，这些方面与《哥伦比亚》拉开距离，但根本上说《剑桥》主打的是“文学文化”。编者声称：“采用更为综合的文化史或文学文化史视角” （上卷，第6页） ，因此“与大多数常见的中国文学史不同，本书的编写更偏重文学文化的概览和综述，而不严格局限于文学体裁的既定分类。” （下卷，19-20页） “与一些学界的文学史不同，《剑桥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不是作为参考书，而是当做一部专书来阅读”，既可从头到尾，也可分章独立，“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质疑那些长久以来习惯性的范畴，并撰写出一部既富创新性又有说服力的新的文学史。” （上卷，第2页） 实际上在文学史传统之外另辟新天地，另创传统。十七位撰者大半执教于常青藤大学，体现一种沉稳中的激进，雄心勃勃，胸有成竹。

《剑桥》包罗万象，使学术具可读性；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似乎不再满足于文本的精致解读，而希望听到更多关于文本的故事、作家和作品是怎么流通的？他/她们怎么印刻于民族的记忆的长河之中？某种意义上《剑桥》体现了文化史转向，涉及政治史、媒介史、书籍史、阅读史、生活史、性别史等领域。它是务实而亲切的，其主体是“汉语”，“在本书中，我们对我们的研究领域采用的是一个较为有限的定义：即在汉族社群中生产、流通的文学，既包括现代中国边界之内的汉族社群，也包括那些华人离散社群。” （上卷，13页） 把下限包括两岸文学乃至当下的网络文学。“长久以来，中国决心维持一个单一的政体，其利益有所不同；只能有一种国族语言存在，而且，需要一个将一种单一的古典语言转变成一种单一的白话的故事，这既可确认领土的完整统一，又可确认文化的连续性。” （上卷，17页）

这也是过往的文学史的共同主题，而对《剑桥》来说，含有学术创新的使命感：“一部新的文学史，是一次重新检视各种范畴的机会，既包括那些前现代中国的范畴，也包括1920年代出现的新文学史所引入的范畴。重新检视并不意味着全盘拒斥，只意味着要用证据来检验各种旧范畴。旧的习惯有时还是会挥之不去。” （上卷，20页） “我们这里试图面临的挑战，是写出一部不简单重复标准叙事的文学史。最终能帮助我们能实现这一愿望的惟一方式，就是把标准文学史叙事本身变成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叙事的一部分。” （上卷，23页） 区别在细节上，不像《哥伦比亚》那么追求不同文化的多元性，而把重点放在中古时代的佛经翻译和十九世纪欧洲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作为中国文化受外来刺激的节点，“重新阐述‘传统’中国文化在遭遇西方时的复杂转化过程” （下卷，第3页） ，中外文化无论是交融还是平行，都显示中国文化的弹性和活力，通过内化外来因素而变得更为强健。另外针对以往重唐宋而轻明清的倾向，更着力呈现明清以来文学的复杂多样性。

《剑桥》“横跨三千载，从上古时代的钟鼎铭文到二十世纪的移民创作，追溯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久远历程” （上卷，第6页） 。与以往文学史的王朝编年不同，《剑桥》以“文学文化”为分期标准。如唐朝建立于618年，却以650年作为“文化唐朝”的开始，延至五代与宋初的六十年。不仅因为武则天登基的政治意义非同寻常，也因为“文学文化的唐代转型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新起点”。与实行科举制有关，文人逐渐走出宫廷而展演自身的空间，越来越多的聚会和出游产生“赠序”“游记”等新形式。每一位作家的生平遭际充满故事，从李白、杜甫到欧阳修、苏轼，被置身于一张流动的文学史地图之中，更让人看到他们的历史语境与写作方式，在某个时刻产生原创的风格与文体。唐诗中频繁出现的“古”的概念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感，从手抄本到印刷术的发明给文本带来更快的流通与新的机遇，如元稹自编文集删去了大量艳诗，却被保留在敦煌文献中。在很大程度上宋人建构了一个文学的“唐代”，例子之一是通过杨亿的辛勤收集各类抄本才形成最初的李商隐文集。

1368年明代开国，而《剑桥》以朱元璋处死大诗人高启的1375年作为开端，此后至1450年，中期1450—1520年、后期1520—1572年，分别标注“政治迫害与文字审查”“对空间的新视点”“贬谪文学”等文化主题。而王德威的第六章现代文学部分将“现代”的开始定于1841年，并非通常所采用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锐化了米列娜的晚清民初的论点，更激进的是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反思：“本书不将‘现代性’的开端设置于‘五四’时期，而是把它放在一个更长的进程中。” （下卷，第3页） “诚然，五四一代作家发起的一系列变革，其激烈新奇之处是晚清文人无法想象的。但是，五四运动所宣扬的现代性同样也削弱了——甚至消除了——晚清时代酝酿的种种潜在的现代性可能。” （下卷，463页）

关注物质媒介是“文学文化”的重要内容，使得这部文学史具有动感、立体感与历史化特征。从公元三世纪纸张的发明、十一世纪印刷术的推广、十七世纪的印刷文化至近代照相和石印的输入而涌现文学期刊的热潮，媒介技术的递进使作品更多更广地传播与流通；作品被不断挑选、编辑、改写与诠释，如宋人对“唐代”的发明、《三国演义》《水浒传》在长久口传之后至明代中期出现定本、二十世纪初开启文学史书写传统等。因此《剑桥》的另一特点是“较多关注过去的文学史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作品（即使是在印刷文化之前的作品）能长久存留下来，甚至成为经典之作，或其他大量的作品却经常流失，或早已被世人遗忘。” （下卷，第3-4页） 这关乎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重要议题，正是凭借“文学文化”的视点，穿梭于各时期的断层间，追踪作品被保存、流传的轨迹，从而揭示中国文学生生不息的特征。

关于女性文学《剑桥》当仁不让，尤其是下卷，展现了十六、十七世纪的二次女作家高潮，是中国文学史的瞩目景观。明清时期闺秀文学、女性弹词创作，明清之交的记忆文学余怀《板桥杂记》与冒襄《影梅庵忆语》到清末的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在文人与青楼女之间谱演新的情爱关系。另外“地缘文学”也是主题之一，晋朝、南北朝与宋朝皆分成南北，文学也随之变迁，至明代苏州成为商业文化的中心。而现代则形成多元趋势，分别叙述北京、上海、重庆、延安、台湾等地的文学。

这里描述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新著》 （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下《新著》） ，无意在其与上述两部文学史之间评判孰高孰低，而是把它当做全球化时代汉学共同体的一部分，在异同比照中呈现其独特的面貌与资质。二十世纪末西方各种人文理论争相涌入中国，给文学研究领域带来新的刺激与影响，《新著》的一些观点有形无形地受到感应，如上文提到的“女权主义”即为显例，但它根植于自身的思想与学术传统，理论上源自马克思主义，学术上则是源远流长的自身传统的结晶。

1996年《中国文学史》得到广泛回响之后，章先生即从事撰写《新著》，重组班子，十位撰写者几乎皆属古籍整理专业。1998年完成上、中两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嗣后章先生患上癌症，以致延搁，至2005年略有好转，遂全力以赴，至2007年出版，是为增订版。章先生撰写了《导论》、各章《概说》和大部分内容，因此《新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一个显著变动是不再按照朝代分期的通例，为了体现“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的” （《增订本序》） 。 《新著》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和近世文学三个阶段，在中世文学中又分发轫、拓展、分化三期，在近世文学中则分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期。这分期是参考了日本的历史研究，把江户时代（1603-1867）称为“近世”，把此后“明治维新”称为“近代”（也称“现代”，modern age）。而《新著》把“近世”定在金末元初，即十三世纪初，而“现代”则在二十世纪初。哈罗德·布鲁姆把西方文学经典分为神权、贵族和民主三阶段，而《新著》认为，在中国从上古到中世与西方的宗教、贵族的阶段不同，已具有人文主义，以儒家的“三纲五常”占为中心，所重视的是人的群体而非个人，直至金末元初的文学方逐步产生尊重个体的人文精神。这比日本的江户时代要早四百年，比明治时代晚数十年，因此“近世”显得十分缓慢 （上卷，15-16页） 。

章先生的一大创见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运用于文学史书写。这一运用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一、它似乎延续了“五四”的“反传统”精神，但与二元思维或斗争哲学不可同日而语，它否定传统儒家的阻碍人性自由发展的僵化教条，主张文学回复其自身尊严，以人与人、人与物的“同情”为出发点，只有以情动人才能发挥其社会功能；文学的本质是自由的，为的是实现“人性的解放”，它不限于阶级论，文学的人性表现须臻至如康德所说的普适性审美高度，才是伟大的艺术品、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二、马克思所说的“联合体”含有乌托邦理想，含人性解放的愿景，在章先生的文学史里含有进步的意涵，但不等于历史目的论或线性发展的必然性；文学史有进展也有挫折、徘徊、嬗变等，是曲折而复杂的运动。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精神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如魏晋时期的“贵族文化价值”也体现了人性的进步，虽是初步的形式；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又充分重视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四、采用“同中之异”的“比较”方法研究文学史，起参差的对照之效，从而超越了二元思维的局限。

在当今西方思想界，如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出文化批判与文化研究的理论，在社会实践与人文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对章先生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南，也是他一生真诚的信仰。他的文学史研究始终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艰苦求索与体悟，如在《再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兼答刘世南君》中论及马恩对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边沁的接受时指出：“在马、恩看来，共产主义思想是跟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这种对人的本性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确实，马克思主义是在欧洲的启蒙思想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代表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论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至今依然幽灵般盘旋在资本主义的上空，魅力无穷而令人神往。章先生以此作为他的文学史的主心骨，他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理论，在更为广阔的视野里具有人文理想的意义。

《新著》中文学史、思想史和情感史拧成一根贯穿始终的主线。有学者建议“从文化的总体发展中来研究文学”，章先生回答：“从文化的总体发展来研究文学和着重于（并不是‘光从’）文学本身来研究文学都是需要的，二者可以——而且必须——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以至彼此纠正。本书属于后一种工作的性质。” （上卷，第3页） 表明《新著》以文学本身为主，目标明确，以汉语为主体，考察各时期文学的情感表现与审美价值，在思想脉络中凸显“哲学”维度，如把晚明文学与李贽的“好货好色”之论相联系，充分重视精神资源的物质基础，是章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亮点之一，对哲学史上宋明儒学的“格物”问题提供一种文学进路，对今天所面临的“物质转向”也具启示意义。《新著》既以感情为起点，所展演的不啻是一部中国抒情传统，对向来受到正统儒家压制的属于“艳体”风格——韩偓的《香奁集》、《祝允明书艳体诗册》、王彦泓的“香艳”风格等，都给予美的评估。在女性文学方面，指出张丽华编选的《玉台新咏》表现了女性的追求、悲慨和不平以及她们的艺术趣味，在违背礼教方面比南朝的另一部重要选集《文选》更为大胆。为唐代女诗人李冶、薛涛、鱼玄机分别立传。《新著》没有宏大叙事的训诫，而以新的批评语言重建了艺术审美体系，浓墨溢彩地描画出对自我不懈追求，对个性解放的渴望，跌宕起伏的人性之旅显示高扬、潜进、嬗变的多样形态，犹如一幅民族感情和精神的悲壮长卷，让人兴起、叹息和沉思。在这样的叙述中浸透着喜怒爱憎和历史反思，揭示作品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机制，保持一种批判的力量。

《新著》把梁启超提倡的“诗界革命”及其所孕育的《举国皆我敌》一诗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首诗”，意谓中国现代文学起始于二十世纪初，而不是流行已久的与“五四”有关的1917或1919年。这一分期的重要变动是为了体现“古今文学演变”的意涵，传统和现代并非截然对立，无论梁启超的《举国皆我敌》或鲁迅的“人性的解放”皆非一蹴而就，而是近世文学长期累积的结果，尤其在文学形式上都受到近世文学的无形制约。虽然五四新文学在与西方文学的接轨方面开启了新阶段，然而在人性表现方面“都是在本土思想的基础上获致的觉悟，而非西方思想影响的结果” （下 卷，531页） 。 因此并不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

对文学思想与文学形式皆追本溯源，从各自历史脉络中寻求发展轨迹，前者如杨维祯的《大人词》，后者如“形象思维”等，皆采用一种历史化方法，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属于“考据”之学。这跟《新著》的撰写者几乎都受过古典学的专业训练有关。对所有作家考订其生平资料，对所有作品都交代版本、目录和校刊等方面的情况，由是开展批评。包括对全书的引文做严格规定，如尽量保持作品原貌，为避免发生歧义而使用异体字或繁体字，甚至声称不引《四库全书》，多半因清王朝实行文化专制而篡改原文之故。

《新著》的另一特点是大量的作品引文，尤其是经典性作品，并对其所进行的细读方法。关于文学形式，“乃是作品的语言所构成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