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含之死：一场文学幻梦的自省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为一个残酷绝望的性侵害故事，这点不证自明。但在讲述的过程中，林奕含用极其细腻、雕琢的文字刻画了文学在这个故事中的巨大存在感。与其说，这本书是对李国华、对成为诱奸帮凶的整个社会的控诉；毋宁说，这本书是林奕含对文学功用的质疑，是她对自己文学梦境破碎的绝望和自省。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小说开篇不久写到：“读波特莱尔而不是波特莱尔大遇险，第一次知道砒霜是因为包法利夫人而不是九品芝麻官，这是她们与其他小孩的不同。”房思琪和她思想上的双胞胎刘怡婷就以这般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们是十二三岁就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熟少女，敏感而聪慧。她们对于爱人的想象全都源于文学作品，“深目蛾眉，状如愁胡，既文既博，亦玄亦史”是她们对李国华的最初印象。

年幼的她们眼中没有同龄小孩，因为“你要怎么给读《幼狮文艺》的人讲普鲁斯特呢？”她们尽管年幼，就已经形成一种文学上的高低秩序。而这种秩序感，来源于她们对文学的崇敬，也是房思琪悲剧的源头之一。

林奕含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书讲的是“女孩子爱上诱奸犯的故事”，她说，这里面是有一个“爱”字的。那么，进一步追问这个“爱”——被诱奸的房思琪，爱上的究竟是诱奸犯李国华本人，还是他所携带的有关文学的气质？房思琪在书中所说：“多亏李老师才爱上国文，不自觉这句话的本质是，多亏国文考试，李老师才有人爱。”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林奕含自杀前8天受访视频

在房思琪还相信文学美与人格美绝对一致，对胡兰成式舌灿莲花的男性毫无抵抗力的少女岁月，李国华用他的虚伪、粗暴、猥琐、无知彻底摧毁了她。一次做爱之后，思琪问李国华，做的时候你最喜欢我什么？李国华用曹雪芹形容林黛玉初次登场的“娇喘微微“作答。思琪追问：红楼梦对老师来说就是这样吗？他毫不迟疑：“红楼梦，楚辞，史记，庄子：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这四个字。”如此道貌岸然又理所当然，根本无法想象对文学有着巨大信仰的房思琪，面对这种分裂和丑陋，是何等的痛苦。而她自此以后，也就从未长大，“李国华压在她身上，不要她长大。” 这里的“长大”是从对生命的上进心、对活着的热情角度来说，从心理上，思琪拒绝长大。在猝不及防被扔进生命的无边黑洞之后，她不再相信美好、幸福、快乐这些词语存在。

李国华，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一个全恶的形象。诱奸少女成性、自私猥琐、巧言令色、冷漠不仁。但是，林奕含通过这个全恶的形象是要完成她对诱奸犯的控诉吗？当然不止于此。她想做的，还要控诉那个哪怕看清李国华真面目却爱上他的思琪，控诉思琪身上飘渺的文学幻梦。她要通过书写，完成对文字有着“对下等的迷恋”的自己的控诉。

事实上，这种控诉无比绝望。因为林奕含看透了李国华所谓的“爱”：“我甚至相信李国华在某些时刻，他是爱的。但是他不是爱饼干，或是爱晓奇，或者爱思琪这些小女生，他爱的是自己的演讲，他爱的是这个语境，他爱的是这个场景，他爱的是这个画面。”更因为，即便如此，林奕含也深知这种巧言令色的“套子”对房思琪而言，依旧受用。

林奕含

林奕含用“巨大的诡辩”定义自己的书写行为本身。她用极为细腻的工笔去刻画这个故事，甚至细腻到了刻意、雕琢的地步。必须承认，这种书写方式在我看来，并不能够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相反，它们让我感到愤怒，甚至沉重。随处可见的文学典故，无数将语言、文字、修辞作为喻体的元修辞，文学引语作为谈话语轮本身。这些以文学作为经验本身的的个体经验书写，无情清点着少女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其中有多少是精神武装，又有多少是思想缴械，一眼即明。

受困于文字表象与道德内核的巨大断裂，林奕含进而质疑文学艺术的真实性。所以，她选择用书写这一行为控诉文学对她的“辜负”。基于此，我愿意将小说技法上的刻意和雕琢看作林奕含的有意为之，而非她写作技巧的不纯熟。因为她早已如此清楚看到：书中的痛苦如此真实，而经由文字通过文学建构起来的审美快感也如此真实。这种被她视为“堕落”、“屈辱”的书写，竟然伴随着“变态”的写作欲望！

这正是林奕含的悲剧所在：一方面她对文字和书写的神圣崇敬，让她将生命和书写行为本身连接在一起；另一方面，她也绝望地意识到“艺术就是一种巧言令色”也是她终生脱不下的套子。“对文学的追寻同样也是逃入监禁状态的一种画地自限”，文学于她成为一种无用的武器。于是，她在后记中痛苦地写到：“我恨透了自己只会写字。”

这种文学幻梦的破碎和自省通过林奕含的书写行为同时发生。她试图通过自己的书写把文学带给她的禁锢变成书中女性们更为密不透风的枷锁。所以，在书中，不只有房思琪，还有另外两个“房思琪”。

聊房思琪不可能跳过刘怡婷，这不单因为刘怡婷和房思琪是“灵魂上的双胞胎”，更是因为林奕含通过刘怡婷为自己创造了实在的镜像，是她关于“另一个我”的想象。房思琪和刘怡婷唯一的区别在容貌上：思琪有一张搪瓷娃娃般美丽的脸，而怡婷则是“扁平的五官上洒满了雀斑，脸几乎可以说是正方形的”丑女孩。怡婷觉得自己知道的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小孩都来得多，但是她“永远不能得知一个自知貌美的女子走在路上低眉颔首的心情。”

对于怡婷来说，作文日是一个礼拜光辉灿烂的开始，因为李国华给怡婷的作文课只是单纯的作文课，在那张状如愁胡，被所谓文学气质装饰的脸背后，怡婷看不到老师丑陋扭曲的性欲。而对思琪而言，作文日是长长白昼里一再闯进来的一个浓稠黑夜，她太了解作文日意味着什么了。在思琪看来，怡婷的无知是残酷的；但却不能怪她，因为这种“无知”正是她想拥有的。“无知”让怡婷未曾接触真正的丑陋，只活在文学的美好想象之中，而思琪的美却是打碎无知，沾染丑陋的钥匙。

仅仅因为容貌上的区别而带来的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则指向林奕含另一个想要得到回答的疑问：美貌是房思琪，同时是她自己，遭受诱奸的最大起因吗？这种起因与文学无关，仅仅关于容貌本身。

林奕含创造怡婷，塑造一种类似冉·阿让内心与外貌极不相称的形象，她站在怡婷背后，不停质问：如果我像怡婷一样相貌平平，就算我喜欢文学，拥有才华，是不是就不会遭到强奸？是不是就能继续做一个相信文学所创造出来的美好世界的“无知”的人？ 这一追问，将林奕含内心深处另一种痛苦赤裸暴露在我们面前：美就是她的原罪，美是具有毁灭性的。

许伊纹则是林奕含关于“另一个我”的又一种想象。她是书中思琪和怡婷的忘年交，是她们文学上的引路人，也是她们精神世界的守护者。许伊纹学习比较文学，二十余岁的她因为嫁人放弃读博，却成为丈夫家暴沉默的受害者。在一次家暴导致伊纹流产后，她下定决心离开丈夫，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伊纹的故事是林奕含在见过世界的阴面后，对生活最温柔的想象，也是她对自己人生可能有过的最美好的期冀。

在伊纹和思琪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幸的平等。正如张爱玲所言：“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家暴和性侵，让她们能够对彼此的痛苦感同身受；而她们对文学的共同热爱和天生的敏感细腻，又让她们对同为女性所无法逃避的悲剧性深信不疑。伊纹是另一个长大后的思琪，一个从痛苦中获得拯救的思琪。

作为另一个自己，林奕含一方面在伊纹身上放置了太多自己未曾拥有的幸福，另一方面，却是面对幸福的恐慌。故事的最后，伊纹对怡婷说到：“其实我很害怕，其实有时候我真的很幸福，但是经过那个幸福之后我会马上想到思琪。如果有哪怕是一丁点幸福，那我是不是就和其他人没有两样？”这里，伊纹把自己的幸福视为对思琪悲剧命运和以往她们所受痛苦的背叛。在林奕含看来，人生的幸福和痛苦无法共存，幸福与铭记痛苦永远背道而驰。也许，这是林奕含在书中借由伊纹重生获得幸福，在现实中却选择自杀的原因。

怡婷和伊纹的存在，可以看作林奕含为自己设想的两种摆脱悲剧的方式：一是不曾拥有美貌，二是选择遗忘过去。在这两条路中，她唯独不愿选择放弃文学——这里面包孕着她对文学何等绝望的爱。

“我的整部小说，到我的书写行为本身，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诡辩，都是对艺术所谓真善美的质疑。”林奕含原本想通过这本书撕破现实生活中胡兰成们巧言令色的嘴脸，叩问那些悖离五千年“思无邪”传统，用语言建构无坚不摧、自圆其说的思想体系的文人骚客。

可是，最终林奕含却缴械投降。她自己同样无法摆脱语言的魅惑——通过文字和书写，她对抗着由其搭建的罪恶。通过文学，她以极大的悲悯之心，记录又祭奠那些“有文学痴情然而停留在囫囵吞枣阶段的”少女房思琪们。这是属于林奕含的伟大和深情。

房思琪们的悲剧在于，她们始终将文学当成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拒绝接受文学和现实生活的巨大断裂。而林奕含的悲剧则更为深刻：她已然深切理解到语言和艺术的魅惑本质，然而面对这种断裂，她能够使用的武器却只有语言，最终却发现这场文学幻梦的自救自省，终究只存在于文学世界。

文学教会了林奕含真、善、美，但最终她却怀着对文学、对生活、对世界的巨大绝望离开了人世。希望有朝一日，当我们想起她时，能够记起她的叩问、反思、勇气和痛苦。林奕含的书写值得被这个时代铭记。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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