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上世纪的“野蛮人”文化研究

了解一点人类学的历史背景（节选）

文∣ 王铭铭

对 “ 野蛮人 ” 的文化模式中蕴涵的理想因素，进化人类学家的著作早已给予关注。在 1914-1945 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学家对这些因素的关注程度急剧上升。这个变化与 20 世纪前半期西方内部的政治经济变化有密切关系。与 19 世纪不同的是， 20 世纪前半期西方内部出现了利益分化，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增多， 19 世纪的 “ 国际联盟 ” 和帝国主义逐步为 20 世纪发达国家之间的 “ 战国局面 ” 所取代。在这样的状况下，西方社会思想界中一度表现出的文明自信心一时失去了根基。对“西方中心主义”“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和 “ 政治文明 ” 信条的反思，成为这个时代人类学理论的基本特征。 1914-1945 年，西方人类学研究不约而同地注重从 “ 野蛮人 ”“ 朴实 ” 而 “ 原始 ” 的生活面貌中探索共同体内聚力（ cohesion ）的生成原理。 生活在英、法、美三国的人类学家，在探索共同体内聚力生成原理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的看法。

在英国，功能主义（ functionalism ）和结构 - 功能主义（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分别从制度与个人需要的关系和社会局部与社会结构整体的关系展开研究。 功能主义者认为，人类学的研究目的并非是求索 “ 野蛮人 ” 的文化丧失其现实存在理由的过程，而是为这些文化形态存在于当今世界的合理性提供解释。文化无所谓“先进”与 “ 落后 ” 之别，文化的意义正在于它作为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工具而存在。 所有的文化形态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他们满足了不同的人群对于生存、社会团结和尊严的需要。结构 - 功能主义者注重研究社会结构，将文化当成体现社会结构总体形态的 “ 形式 ” 来研究。这一派的人类学家主张，人类学研究应成为一种 “ 比较社会学 ” ，从不同社会形态的结构与功能的比较研究中，提出有关推动社会一体化的内聚力的一般概括。在理论解释方面，结构 - 功能主义者特别注重社会内部的构成部件结合为一个结构整体的原理。

在法国， “ 第二次世界大战 ” 前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人类学在年鉴学派社会学原则的指导下展开研究（英国结构 - 功能主义理论也受此影响）。年鉴学派社会学关于宗教乃是社会内聚力的核心动力的观点，影响了那个时代法国人类学的所有研究。 这种人类学研究特别注重从非西方、非工业化社会（包括文明社会）探究将不同个人和不同群体联系起来的纽带，特别注重探究围绕 “ 礼物 ” 和 “ 礼仪 ” 展开交换的社会意义。 对于西方近代思想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这个学派从一开始就保持着警惕。对于 19 世纪西方文明中商品市场对于构造共同体之间的和平关系和导致社会内部瓦解的 “ 双刃剑 ” 作用，这个学派也具有最深刻的认识。

在美国，在接近于新康德主义的知识论引导下，人类学彻底舍弃了进化论，进入一个 “ 历史具体主义 ” （ historical particularism ）和 “ 文化相对主义 ” （ culturalrelativism ）的时代。在具体民族志研究上，美国人类学特别注重对语言和物质文化的研究，深受德国传播论和人文地理学的影响，对进化论中包含的 “ 物质决定论 ” 和种族人类学中包含的 “ 生物决定论 ” 持极端鄙视的态度。 为了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物质和生物决定论，这个时期的美国人类学家大多采纳 “ 认识决定被认识的事实 ” 的观点，由此延伸开去，他们也主张不同文化共同体的语言 - 观念体系决定了文化共同体的存在方式。 对于社会内聚力，美国人类学家向来缺乏兴趣。他们采用美国化了的德国文化论来阐述文化决定个人 - 群体行为趋向的论点。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这种论点也将文化系统当成共同体的内在一致性来看待。美国人类学从被研究的 “ 野蛮人 ” 的 “ 局内人 ” 角度来判断文化价值，达成的理解也接近于社会内聚力的理解。美国人类学的 “ 文化相对主义 ” ，与英国和法国的 “ 普遍主义 ” 论调，构成了鲜明差异。对这个学派的普及化起过推波助澜作用的 “ 文化与人格 ” 学说，使它在克服种族主义的同时创造了一种无助于认识人的共性的极端化文化差异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内部及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西方内部，美国对于西方社会和社会科学整体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使社会科学由 “ 欧洲中心主义 ” 向 “ 美国中心主义 ” 转变。发达国家分为战争国与战败国。在西方以外的地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寻求民族国家主权的运动愈演愈烈，并在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中获得制度化支持。接着，一大批 “ 新国家 ” 随之产生。 “ 三个世界 ” 的论断比较精确地体现了这二十多年间的世界格局。在这个新的世界格局中，西方人类学出现了危机。 殖民地脱离殖民地宗主国，使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尽管第三世界人类学家继承了西方人类学的部分遗产，但他们对那种将他们当成 “ 原始人 ”“ 古代人 ” 的做法极为反感。 为了使人类学与自己的国家一样具有民族自主性，他们不仅对帝国主义时代的人类学加以抵制，也力求创造一种适合于自己国家的新人类学。面对世界格局的这些变化，西方人类学内部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在英国人类学界，功能主义和结构 - 功能主义的理论主张得到了部分修正。从学科定位来看，这个时期出现了将人类学与 “ 科学 ” 区分开来的人文主义主张。 为了去除人类学的知识霸权色彩，人类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学家所从事的工作与文化格局的关系，主张将人类学视为 “ 人文学 ” 之一门，以此来表明人类学在跨文化理解中的重要意义。 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人类学也出现了重视历史过程和社会冲突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英国人类学家反观了他们的前辈在想象非西方文化时忽视的文化动态性和文化内部多元性。在美国人类学界，文化相对主义的极端形态遭到了批评。人类学家的眼光不仅从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研究放大到海外研究，也对人类学史展开重新梳理。在这个基础上，美国人类学家提出了新进化论（ neo-evolutionism ）、文化生态学（ cultural ecology ）、文化唯物主义（ cultural materialism ）等学说，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文化演进中一致与差异、经济生活与符号体系的关系。随着农民社会的人类学研究的开展，也开始有人类学家深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的理论。在法国人类学中，对法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理论进行重新诠释，提出了结构人类学（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的主张。这一主张显示出法国人类学家特有的对于社会中人的和平相处的机制之关怀，从通婚、神话以至任何文化事项的研究，推论出了有助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