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程绍国的《林斤澜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里面说到汪曾祺的自信和狷傲，作者问及林斤澜：“我看你也不会在汪曾祺的眼里。”林斤澜笑道：“当然当然，他酒喝多了还会说自己胜过老师沈从文了。”接着又说起，一九九五年十月在温州那次，汪曾祺说：“诺贝尔奖算什么？川端康成算什么？他值我的老师沈从文吗？！”由此推论，汪曾祺似乎觉得自己胜过沈从文，而沈从文又胜过川端康成。
《林斤澜说》 程绍国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上述回忆的有趣之处，不仅是文坛八卦，可能也将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隐性话题，那就是：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文学水平，孰高孰低？
汪曾祺是沈从文弟子，得其真传，曾不无得意地称：“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自报家门》，收入《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他们师徒情深，举世皆知；但两人都以小说名家，难免不互相比较。实际上，最早比较的不是别人，正是沈从文，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便赞扬汪曾祺“写得比我好”。当时汪曾祺初出茅庐，并无代表作，此话只是对爱徒的预言，没人当真。但等到汪曾祺大器晚成，师徒孰高孰低的问题就真正浮现了。据林斤澜弟子刘庆邦回忆：“林斤澜跟我说得最多的是汪曾祺……汪曾祺的创作远远没有达到沈从文的创作成就和创作水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沈从文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刘庆邦自己喜欢汪曾祺，但也委婉认同汪不如沈的评价：“因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太少，不够读，我就往上追溯，读沈从文的作品。我买了沈从文的文集，一本一本反复研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人问我，最爱读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我说第一是曹雪芹，第二是沈从文。”
（《林斤澜的看法》）
这个世界上最了解自己的人，是作家自己；最先评价自己的人，也是作家自己。同辈和晚辈对他和沈从文都有比较了，汪曾祺自己会没有？这想想都不可能。汪曾祺很谦虚，但去世后，三个孩子合写了一本《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
，称：“爸爸骨子里很 ‘狂’”，“照爸爸看来，谁会写小说呢？还真是不多。他八十年代初对我们说，中国让他服气的小说家只有三人，鲁(迅)，沈(从文)，孙(犁)”。后来孙犁不提了，改提废名，“可能是‘老头儿’也算有了一些名气，孙犁的年龄和他相差不多，当众宣称孙犁对他影响很大，觉得有些‘跌份儿’。这都是我们的小人之心。不过，爸爸当初确实把孙犁列入中国三个会写小说的作家之一”。其中一章《“老头儿”如何看“老头儿”》又称：“在艺术上，爸爸则相当自信，认为他的作品能够流传下去，认为他对文学语言的认识和具体运用上有独到之处”，“我们家里有一幅高尔基的木刻像，是黄永玉的作品，他送给爸爸的。这个镶在框子里的高尔基跟了我们快四十年……一九九六年爸爸从蒲黄榆搬到虎坊桥时，我们觉得这幅画像该换换了，可一时又想不到换什么合适。没想到爸爸嘟囔了一句：‘该挂我的了。’说完，还有点不好意思。得，听他的，换。于是‘老头儿’的照片进了画框，占据了原先高尔基的位置。……从这小小的一件事上，看得出爸爸自我评价还是不低的”。
既然“狂”，那就会有所表现。汪先生表现的方式可谓别具一格，那就是——喜欢跟欣赏的前辈搞“同题竞赛”，比拼高下。李陀的《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如是回忆：
汪曾祺外表谦和，给人以“心地明净无渣滓”的印象，但实际上骨子里又好胜又好奇。有人若不信，只要读一读他在一九八二年写的《桃花源记》《岳阳楼记》两文，就不会认为我是瞎说。当年在《芙蓉》双月刊的目录上一见这个题目，我真是吓了一跳，且深不以为然：这老头儿也太狂了！用现代白话文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不久后我见到汪曾祺，问他：“汪老师，《湘行二记》你是有意为之的吧？”汪曾祺不动声色地反问：“怎么了？”“那可是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这事从来没人干过。”汪曾祺仍然声色不动，眼睛望着别处，默然不答。我以为老头儿要回避问题，不料他突然转头向我调皮地一笑：“写了就写了，那有什么！？”
查《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可知，《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同时写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一天之内“枪挑”陶渊明和范仲淹，的确是“又好胜又好奇”的。这两次比拼，汪先生自然输了，但这样的“高手过招”，正是他对前辈的“致敬方式”。这种方式，他亦施用于现代作家。周作人有著名散文《故乡的野菜》
（1924）
，汪先生亦于一九九二年写了同名散文，以示比拼。汪曾祺在饮食上是行家，这次比拼可谓完胜周作人。四年后，又挟胜者之威，在为《废名短篇小说集》写序言的时候，挑剔周作人为废名小说《莫须有先生传》所作序言“有几句写得比较吃力，不像他的别的文章随便自然……都有点着力太过。有意求好，反不能好，虽在周作人亦不能免”
（《万寿宫丁丁响》，1996年3月6日,收入《汪曾祺全集》第六卷）
。此话有胜者之“狂”在焉。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汪曾祺跟古人陶渊明、范仲淹比拼，跟今人周作人比拼，难道他就不曾技痒，去跟自己老师沈从文比拼比拼？
答曰：他的确比拼过，只是世无察者而已。一九四〇年，沈从文以西南联大的一位帮工为原型，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王嫂》
（1940年5月29日发表于香港《大公报》，收入《沈从文全集》第十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四十一年后，汪曾祺亦以西南联大的一位杂役为原型，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鸡毛》
（1981年6月6日，收入《晚饭花集》和《汪曾祺全集》第一卷）
。这篇《鸡毛》正是他对沈从文的暗暗比拼，虽不“同题”，却“同题材”——毕竟是自己老师，他不好意思把题目直接写成《王嫂》。
《汪曾祺全集》（全十二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王嫂》里的帮工叫“王嫂”，小说提到一位由她照顾公鸡的“金教授”，原型显然就是金岳霖，由此推测她也是有原型的。《鸡毛》里的杂役叫“文嫂”，亦有原型，她在西南联大校园养了好多鸡，后来被偷。汪曾祺子女回忆：“这个文嫂确有其人，丢鸡也确有其事，许多联大学生都知道。爸爸和妈妈还给我们学过文嫂发现鸡毛时号哭的调子：‘我那笋壳鸡呀！我那芦花鸡呀！’”
（《老头儿汪曾祺》）
不能确定这两个人物是否出自同一个原型，但她们有一个类似的悲剧遭遇：前者死了女儿，后者死了女婿。
现在，我们来比较这两篇小说。
首先比较语言，因为他们师徒都重视语言，汪曾祺更是把语言的重要性强调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称“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先看沈从文的《王嫂》的描述——
每天大清早，家中小黑狗照例精神很好，无伴侣可以相互追逐取乐的，因此一听公鸡伸长喉咙鸣叫，就似乎有点恶作剧，必特意来追逐公鸡玩。这种游戏自然相当激烈，即或是哲学教授的公鸡也受不了的。因此这庄严生物，只好一面绕屋奔跑一面咖呵咖呵叫唤，表示对这玩笑并不同意，且盼望有人来援救出险……
那时节王嫂也许已经起床，在厨房烧水了，就舞起铁火铗出来赶狗，同小狗在院中团团打转。也许还未起床，等到被小狗恶作剧闹到自己头上，必十分气愤的，从房中拿了一根长竹竿出来打狗，这枝竹竿白天放在院子中晒晾衣服，晚上还特意收进房中，预备打狗。小狗虽聪明懂事，食料既由王嫂分配，对王嫂也相当敬畏，并且眼见那枝竹竿是王嫂每天打它用的。只是大清早实在太寂寞了，精神兴趣又特别好，必依然折磨折磨大公鸡，自己也招来两下打，因此可好像一个顽皮孩子一般，讨个无趣后，答答跑到墙角去撒一泡尿，再不胡闹。（《王嫂》）
《汪曾祺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同样清晨的场景，再看汪曾祺的写法——
每天一早，文嫂打开鸡窝门，这些鸡就急急忙忙，迫不及待地奔出来，散到草丛中去，不停地啄食。有时又抬起头来，把一个小脑袋很有节奏地转来转去，顾盼自若，——鸡转头不是一下子转过来，都是一顿一顿地那么转动。到觉得肚子里那个蛋快要坠下时，就赶紧跑回来，红着脸把一个蛋下在鸡窝里。随即得意非凡地高唱起来：“郭格答！郭格答！”文嫂或她的女儿伸手到鸡窝里取出一颗热烘烘的蛋，顺手赏了母鸡一块土坷垃：“去去去！先生要用功，莫吵！”这鸡婆子就只好咕咕地叫着，很不平地走到草丛里去了。到了傍晚，文嫂抓了一把碎米，一面撒着，一面“嘓嘓，嘓嘓”叫着，这些母鸡就都即即足足地回来了。它们把碎米啄尽，就鱼贯进入鸡窝。进窝时还故意把脑袋低一低，把尾巴向下耷拉一下，以示雍容文雅，很有鸡教。鸡窝门有一道小坎，这些鸡还都一定两脚并齐，站在门坎上，然后向前一跳。这种礼节，其实大可不必。进窝以后，咕咕囔囔一会，就寂然了。于是夜色就降临抗战时期最高学府之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新校舍了。（《鸡毛》）
一个写狗，一个写鸡，文笔俱佳，但还是可以看出差异：沈从文偏于叙述者口气，讲着讲着发现讲漏了，于是补充一句，句与句之间，衔接不是十分顺畅；汪曾祺则直接进入场景，一气呵成，行云流水，不削而自合法度。
汪朗回忆：“爸爸写的小说，读着很顺畅，绝少疙疙瘩瘩的地方。他的东西写完后很少再修改，不像他的老师沈从文，翻来覆去改个没完。爸爸的习惯是，动笔之前先把结构、段落包括用哪个词最合适，都想个差不多，然后一气呵成。”从这两篇小说的文风来看，的确如此。文忌多改，怕乱气脉，沈从文此篇文脉不那么顺畅，显然是这个原因。打个比方，《王嫂》文笔虽美，仍有锈斑；《鸡毛》则如新刃发硎，清亮逼人。《王嫂》是沈从文的中上之作，写得差的如《雪晴》和《长河》，文笔更拖沓冗杂。汪曾祺则不同，自一九八〇年复出后，虽然作品水平参差不齐，但文笔很少拖泥带水。论文笔，《鸡毛》是胜过《王嫂》的。
其次比较结构。《王嫂》的结构，沈从文围绕王嫂上下动用笔墨，寸步不离，以写出王嫂的道德品质。这是传统写法，缺点是“泥”，舒展不开。汪曾祺认为，小说的结构是“随便”，被林斤澜批评后，改为“苦心经营的随便”
（《林斤澜的矮凳桥》，1987年1月9日，收入《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鸡毛》的结构正体现了他的理想，的确“随便”：前面写文嫂，中间突然一跳，改写另一个人物金昌焕，好像小说断了两截，到了最后，随意一搭——金昌焕偷了文嫂的鸡，很自然地就把两个人物连到一起了。论结构，《鸡毛》奇里出巧，别出心裁，比《王嫂》更出新意。
《晚饭花集》 汪曾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他最反对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在昆明，他就跟我说过：“千万不要冷嘲。”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失业，曾想过要自杀，他写了一封长信把我大骂了一通，说我没出息，信中又提到“千万不要冷嘲”。他在《〈长河〉题记》中说:“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沈从文的寂寞》，收入《汪曾祺全集》第三卷）
《沈从文别集》 岳麓书社
沈氏观物待人，每每充满令人肃穆的庄严。比如，他在《烛虚》中这样写看云的观感：“黄昏前独自到后山高处，望天末云影，由紫转黑。稍过一时，无云处天尚净白，云已墨黑，树影亦如墨黑。光景异常清寂。远望滇池，一片薄烟。在仙人掌篱笆间小小停顿，看长脚蜘蛛缀网，经营甚力。高大山楂花正开花，香气馥郁，蜂子尚营营嗡嗡，不肯休息。觉人生百年长勤，情形正复相似。捕蚊捉虫，吃吃喝喝，其事至小，然与生存大有关系，亦即十分庄严。”
(收入《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
但这种道德情感在小说里投射过多，不加抑制，就成了缺点。《王嫂》有一段，写王嫂十二岁的儿子给她讲诉自己挨日本飞机轰炸的情形：
孩子把事情叙述得清清楚楚，毫不觉得可怕，也毫不觉得这次经验有何得意处。坐在他母亲洗衣盆边，裤子破了一个大裂口。把手抹抹，瘦瘦的腿子全给裸露出来了。王嫂声哑了：“咦，咦，咦，你不炸死。你看到死人？看到房子倒了烧起来？你看到人手人脚朝天上飞？人家抬你到医院去，九点钟才醒？回去主任骂不骂你？来，我看看你裤子。”
小孩子走到她身边去，她把破裤子一拉，在孩子精光光的瘦臀上巴巴的打了三下。“你不怕死？我自己打死你，省得吃日本水缸大炸弹五马分尸！”小孩子却嘻嘻笑着，因为看看母亲的眼睛，已湿莹莹的了。
孩子走后，家中人知道了这件事，都以王嫂人好，心好，命好，遇事逢凶化吉，王嫂不作声，只是陪主人笑，到晚上却悄悄的买了些香纸，拿到北门外十字路口去烧化，她想起年纪青青岁月里死去的女儿，死得太苦了，命可不好！有点伤心，躲在自己房中去哭了好一会，不曾吃晚饭，这件事一家人谁也不知道，因为她怕人知道要笑她，要问她，要安慰她，这一切她都不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