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对于求知者而言，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即便当今科技发达、信息海量的时代，书籍仍然是人类知识的必需载体、精神生活的必备良药。
无论是高端大气的图书馆阅览室里，还是自家空间有限的读书房间，只要有五颜六色的书籍充满书柜，就显得格外地雅致而清朗。随时从书柜里抽出厚薄一册放置写字台上，或伏案阅读，抑或掩卷沉思，无不陶醉于满屋书香，给人以超凡脱俗之感。
正因如此，连我这个昔日读书不多的人，也敢冒他人“附庸风雅”之暗讽，自我“奢侈排场”之不安，从每月工资中破费一部分购书，并在家中独有一个书房、一套“苏菲亚”品牌的连体书柜和书桌、满柜满桌都是闲书和报刊杂志。置身其中，或领略别人提供的各种文字风景，或对过往、当下及未来作种种胡思乱想。
这点奢侈和排场并不过分。但若回到几十年前，自己更需要读书的那个年代，把沉醉于“书香”作为一种享受，那是很危险的。因为那时人人都被激励要求进步，而进步与否，不但与读书多少无关，反而可能相互抵触。
但形势的要求，并没有在我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本人骨子里仍对读书人的生活充满向往。尤其是从报纸上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中南海会见外宾时，身后书架上、身边沙发和茶几上无处没有书，于是更觉得读书的重要。这个世界上最要求进步的人，除了最爱读书的毛主席还有谁？
于是，在我那间未经粉刷的土砖卧室里，虽然靠墙处有我和弟弟共睡的大木床，床头有装满衣服和杂物的大立柜；其余空间，几乎被尿桶、脸盆和脚盆等生活用品填满，但我仍在窗下的一角，用几个砖头支起一块三尺左右的长方形木板，作为自己的“书桌”，“桌”面放着一盏煤油小灯，供我每晚伏案阅读和完成作业之用。“桌”上除了课本和作业用纸，其余就是毛主席语录和诗词，以及一大堆已经过了期的报纸。
除上述读物之外，我再也没有更多的书可读了。书店里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鲁迅杂文以及一些大家手里都有的政治理论书刊，其余再无别的书可买。我的那些报纸是生产队长给的。他是文盲，从大队领来的这些带有文字和图片的纸张，除了包装食物和如厕之用，再无任何别的价值。见我想看，他很理解我的心情，于是只要有报纸到手，就直奔我家窗外，将报纸一叠一叠地从我的“书房”窗口塞了进来。
听奶奶说，我有一位叔祖父是个秀才，他读的书堆积起来能超过我的身高，认得几个字的人附和她说，那些都是“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唐诗宋词等等；又听来村里说评书的盲人“吹牛”：不读《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就算不上读书人。但是，老师却提醒我们，千万不要看那些书，包括“文革”以前出版的《子夜》《家》《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还有外国翻译过来的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都是有毒的东西，不能随便看。据一位与我同班、父亲是公社书记的同学悄悄告诉我，听说有一本旧书名叫《红楼梦》，专讲才子佳人谈恋爱的故事，一般人看不懂、也不能看。
新书也好，旧书也罢，书店里统统的没有，也绝对不会有，我们“一般人”与它基本无缘。
可是有一天，学校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说提倡读《红楼梦》。《红楼梦》这本书至少要读三遍，最好读五遍。我们欣喜若狂，盼着新华书店早点有这本书出售，但始终不见其踪影。语文老师解释说，主席提倡读《红楼梦》，这话是对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讲的，我们不是高级干部，谁也没有资格去读有黄色内容的书。
正当大家因读书资格问题而困惑之际，上面又传来新的精神，号召全民评《水浒》。既然是“评”，那就先要去读；否则，如何知道宋江是投降派，如何了解梁山好汉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我们又想多了，怎么评价《水浒》，谁是投降派，如何理解其现实意义，等等，报纸和广播里都有一整套理论，与看不看书没有多少关系，上级也并没要求学生阅读《水浒》。
除了上述两部小说，其余没被上级点过名的旧书是否能看，谁也不敢作肯定的回答。几乎所有任课老师，无不痛恨学生在课堂里偷看小说或其他课外书籍；倘若有人偷看被大家公认的黄色书籍，那不是被狠狠批评，就是被当众罚站，后果是无脸见人，妄想自己还有机会进步。
但在课外，特别是晚自习之后回到寝室时，竟有几个大胆而不自觉的人互相传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子夜》和《青春之歌》等，为首的是一个文质彬彬、绰号为“相公”的男生，据说其舅舅是大学老师，家中藏书成山；打成右派后，将一个装满书籍的旧皮箱藏到他家床底下；他发现后，不仅自己偷看，还拿到学校给要好的同学传阅，引起不少同学羡慕和嫉妒。
消息很快传到班主任那里，于是他找“相公”谈话，接着又在班上召开大会，号召大家对“相公”进行“帮助”。绰号为“少校”的团支部书记率先发言，说“相公”人如其名，思想真的变修了，竟敢拿苏联的书来学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国钢铁生产早已超英赶美，凭什么还要学苏修那些反动落后的东西？“相公”听着窃笑，班主任似觉得不对，但也只好冲着“少校”抿了抿嘴，没有吭声。
从此以后，“少校”在全班召集共青团员过组织生活时，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批判阅读有毒书籍的行为。除了开好批判会，他还主动承担“歪风邪气监督员”的职责，其任务之一，就是在课堂或课外及时发现和制止个别人拉拉扯扯、合伙偷看有毒书籍等不良现象，及时向班主任直至学校领导报告。他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发现某个女生上课时偷看一本《生理卫生》，及时报告班主任后，书被没收，并被叫去个别谈话，但班主任嘱咐，此事不再在班上公开批评。“少校”对此处理很不满意，他背着班主任，在几个团支委成员中嘀嘀咕咕，大发牢骚。
一些看不上那些书的人也有牢骚：主席教导我们，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那些书既然有毒，为何不能摊展开来，让大家看看，知道它“毒”在哪里，害在何方？尤其是那些据称有黄色内容的书，越是不让人看，大家越是想看个究竟。
这么优美而意味深长的句子在我眼前闪烁，令我过目不忘，从此一直将它镌刻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成了我心中一个永不磨灭的意象。那时，尽管“爱情”二字总是与黄色、与有毒、与腐朽堕落连在一起，但我的直觉很顽固，怎么也难以接受这个大家公认的基本判断。我的直觉并非空穴来风，最现实的依据是，一身正气的鲁迅先生的作品里也有爱情，譬如《伤逝》。当然，像《子夜》里那样展示肉感，《青春之歌》里那样写男女革命者未婚同居，是否也属爱情的应有之义？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老师也绝不会与我们进行任何交流。记得有一天晚上熄灯时，睡在同一个铺上的两个男生窃窃私语，其中一个是白天教室里坐在我前排的何二，他提到自己表哥刚结婚，表嫂特别漂亮，可惜屁股太大。这话刚好被进来查房的班主任听到，第二天一早，何二就受到非常严厉的批评。班主任说他“流里流气”，“没准是中了黄色小说的毒吧”？为此，他苦口婆心地劝何二务必严格要求自己，好好要求进步。
作为团支书的“少校”也跟着帮腔，并以一位在学校加入党组织的高年级同学为例，说明读书不一定要读很多，学习成绩也不一定要很好；千万警惕课外那些封资修的黑书黄书毒害我们青少年。只要我们政治立场坚定，敢于同不良思想行为作斗争，就一定能够进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何二觉得“少校”说得太好了，非常感激他的热情帮助，并在班主任的安排下，与“少校”结成“一帮一”、“一对红”，成为后者的帮扶对象。“少校”监督别人，不让大家看黄书，何二也跟着当耳目；“少校”劳动积极，干活时光着脚板，打着赤膊，何二也跟着光脚板，打赤膊，身上的汗水流得比“少校”还多，于是多次在全班受到表扬。
意外的是，半年之后，班上突然没了“少校”的身影 ——他辍学了。据说因为他父亲身体不好，希望他早点成家，自己早点抱孙子，可他当年还不满十八岁。真实的原因是，他把本村一个长得并不好看、且比他大两岁的女孩肚子搞大了，在女方家长的逼迫下，他不得不赶快与她结婚成家，提前结束学业。
这一消息传到学校后，大家都很吃惊，何二失望地哭了；只有那位“相公”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少校”的身上很正常，正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少校”不在了，班上少了一双盯梢的眼睛，阅读有毒书籍的暗流，又开始在课堂内外涌动；首当其中者，非“相公”先生莫属。他原来的那个悄悄传阅课外书籍的圈子渐渐扩大，连那个被“少校”帮扶了半年的何二都加入其中。眼看着逼迫“相公”给我书看的那个筹码——保证不向“少校”吐露其偷看黄书行为，已经不存在了，我只好涎着脸皮对“相公”说好话，并以送他几斤饭票为代价，最终获得参与传阅“黄书”的资格。
课外书籍有毒无毒、黄与不黄，大家也只是看看而已；真正了中了“毒”、染了“黄”的，似乎非“相公”先生莫属 ——低年级某位女生爱好文学，且容貌姣好，在一次集体活动中被“相公”慧眼识珠，遂穷追不舍，在与其相互传阅爱情小说的过程中，不断实践着小说中神圣而美好的爱情故事，最终与这位美貌才女喜结良缘。然而婚后不久，“相公”突然发现，自己的“林妹妹”和“朱丽叶小姐”精神似不正常，不但不管油盐柴米，无法正常一日三餐，而且两人话不投机，动辄大吵大闹。折磨几年之后，不得不劳燕分飞，风流云散。分手时，“相公”身在官场，因家庭矛盾影响其进步，迟迟不得提拔，郁郁而提前“告老还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