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在探访山西前，曾将山西看作中国最为贫困的几个省之一，但在研读相关史料后，他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可笑的错误。
在20世纪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并不是如今我们所想象的那些省份，而是在山西；那些在20世纪初屹立于北京、上海、武汉的金融机构，其总部机构，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
表面看似与晋商并无甚联系的商号或店铺，但其很有可能是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一次尝试。
举个例子，在今天内蒙古的包头市，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乾隆年初，祁县的乔姓者来到包头卖起了草料和杂货，在这里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到乔致庸主持大事时，提出股份改革的思想，让店内的员工参与分红，并首创“异地汇兑”的理念。最盛时，乔家产业广设于北京、太原、西安、兰州、南京、上海、杭州、汉口、广州、沈阳、哈尔滨、张家口等地。
乔致庸的故事，也仅仅是晋商诸多传奇案例中的一个，榆次的常家常年垄断者中国同俄罗斯的茶叶贸易；山西太谷这个不知名的地方，曾被美国作家尤恩森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宋霭龄跟随丈夫孔祥熙回到这里，竟发现这里的生活是前所未有的奢侈……不过因为电视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乔家大院》，乔家的故事显然为更多人知晓。
晋商，这个兴于明代前期，盛于清中叶，清末又迅速衰落的群体，曾纵横明清商界达五个世纪之久。有人戏称，
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这虽是戏言，但此话却一点不假。在交通并不发达的明清时期，其经营范围，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北抵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西至伊犁、喀什噶尔，足迹走遍了整个东亚世界。
山西商人的故事，甚至在今天也为人津津乐道。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为了增加煤炭产量，提倡“有水快流”，鼓励中央、地方、集体、个体一起开干，于是乎山西农村的小煤窑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随之出来的，是一大批被称为“人傻钱多”的山西煤老板。
曾经的山西首富姚俊良，便是从煤炭发家，一度靠着煤炭营收192亿，另外还有曾将七千万嫁女的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大手笔迎娶车晓的海鑫钢铁掌门人李兆会、一口气买下109套房源的山西商人杨三俊，这些煤老板，都因一掷千金登上过头条。因此，这便成了今天我们对山西商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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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本周五）晚
，历史研习社第159期微课直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青年学者、专注于中国商帮变迁的王俞现先生，与大家一起聊聊
“晋商是如何被误读的”
这个话题。
在其著作《权力、资本与商帮》的第一章，王俞现先生便指出，是“释放出来的政策红利，催生了近水楼台的晋陕商人的崛起”。这些红利，有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明朝相继在北边建起九边镇（九个关口），三个位于山西行省;有明朝特殊的国情，为开中制与屯田制保驾护航。而日后晋商发展之前第一次拐点，便是因徽州人叶淇盐法改革后，开中制有名无实。
包括之后，晋商发展的道路，也十分坎坷。
在张之洞将汉口打造成洋务重镇之前，汉口是晋商的大本营，晋商是在何种情况下弃汉投沪的？
这段历史与香山买办有何交集？
前文所说的山西票号凭什么能够无以取代地与浙苏金融势力在上海滩相安无事？在向近代金融业转型过程中，山西票商占据后又错失先机，这与晋商自身特点有何内在关系？
欢迎大家相约历史研习社直播间，一起听王俞现老师讲《被误读的山西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