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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把影评人当作敌对势力，真是匪夷所思。中国电影不反省为何烂片如潮，还迁怒于豆瓣有水军打低分。引起一片哗然！
令人惊讶的是，豆瓣挨批之后《铁道飞虎》、《摆渡人》、《长城》三部影片的豆瓣评分不升反降。
豆瓣挨批之前，《铁》的最高分曾达5.8，《摆》的最高分曾达4.4，《长》的最高分曾达5,5，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现在他们的得分更难看了。豆友干得漂亮！
文 / 杨早
昨天刷了屏的就是这篇报道：《豆瓣电影评分，面临信用危机》
很多人骂人民日报，力挺豆瓣猫眼，也看到各种引申，
比如景甜的背景什么的：“早就叫你们不要批《长城》！”
对此我有三点看法教给你：
一、并不是《人民日报》直接批豆瓣猫眼
这篇文章昨天就在《中国电影报》的公号上发出来了，题目叫《豆瓣电影评分，面临信用危机》：
今天是“人民日报客户端”转发了这篇稿件。自然，“人民日报”的名头比“中国电影报”大多了，所以媒体喜欢拿人民日报来说事儿。
按他们的说法，人民日报还批过《小时代》呢。编辑私下喊过冤，说只是发了篇影评。
当然，一家媒体刊发什么观点的评论，转发什么观点的报道，跟该媒体的价值观一定有类连，只是这种关连，并不是“人民日报批豆瓣猫眼”这么直接。
同样，《中国电影报道》也不能直接等于“央视”。
把官方媒体太视为铁板一块，不利于看清楚事情的真相。
二、“影评人”为什么不能“一句顶一万句”？
《豆瓣电影评分，面临信用危机》一文，直指“个别大V、公众号”，并且质问：猫眼专业影评人凭什么“一句顶一万句”？
在猫眼平台，12月27日19点左右的《长城》观众评分8.4分(40.1万人评分)，专业评分4.9分(45人评分)；《摆渡人》观众评分7.8分(10.9万人评分)，专业评分4.9分(22人评分)；《铁道飞虎》观众评分8.5分(5.9万人评分)，专业评分5.2分(21人评分)。
以影片《长城》为例，参与评分的观众有40.1万人，而参与评分的专业人士却只有45人。而且这45人都是哪方面的人呢？大多来自同样混迹在豆瓣的网络影评人。这些人大都是超级影迷或电影研究者，阅片量不少，也有一定专业素养，喜欢在网上发表见解。一些观众在选择观影时，或许会参照他们的评论。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人对作者电影、小众电影、实验电影、电影节电影有共同的趣味，这在客观上造成他们的评分与观众评分存在很大差异。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作为观影趣味差距巨大的两个群体，人数极少的专业人士和人数众多的普通观众在评分上拥有同等的权重。同样以《长城》为例，45位专业人士给《长城》打分，要与40.1万普通观众的打分并列，也就是说，猫眼专业影评人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权限。
“这45人都是哪方面的人呢？大多来自同样混迹在豆瓣的网络影评人”，这一定性，让这篇文章指向的对象比较清楚。
问题是，既然承认这些人“阅片量不少，也有一定专业素养”，那么这些人单独组合起来打分，与大众打分对照，提供观影参考，有什么问题呢？
一个人，看过2000部电影，对面的一万个人，每个人都只看过20部电影。在提供观影意见与评论这一点上，这个人“一句顶一万句”有什么不对呢？
不是古有名言吗？“千士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
文化产品，如果没有专业资格的评论作为平衡，那就变成了谁的票房高，谁的销量大，谁的读者大，谁就全赢，名利双收，这，这不就成了“唯市场论”了吗？
我猜该文的意思，是说公众的打分，由于分散而真实，影评人容易被收买，或形成圈子文化，对某些国产大片不公平……
那反过来想，公众是匿名打分，水军纵横驰骋太普遍了，影评人至少要对自己的声誉负责，实名打分，应该是更透明与更严肃的。
要不，让所有公众注册猫眼豆瓣，都像买手机卡那样用实名制？行得通吗？
三、电影局为什么出手打压豆瓣猫眼？
《豆瓣电影评分，面临信用危机》由《中国电影报》首发，那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管、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报纸，对应的新闻则是《豆瓣、猫眼因国产片评分过低被电影局约谈猫眼专业评分功能下线》：
最近被打低分的“国产片”，到底是《长城》还是《摆渡人》触发了电影局直接出手？我不了解内幕。
不过从道理推断，电影局的政绩，与中国电影市场的经济指标息息相连，如果市场化平台的影响力，导致“国产片”的市场业绩下滑，制片方又没办法用经济手段来挽救这种颓势，那么电影局出手做肖申克的救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说“豆瓣、猫眼等”“恶意操纵影评”，其实是制片方的反击逻辑，我们可以看作这一逻辑成功游说了电影局等官方结构，使之上升为官方的观点（人民日报客户端、央视《中国电影报道》）与行为（电影局约谈）。
至于谁破坏了“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我就不评论了，我只想带你们重温一篇王小波的旧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看了这篇，还不相信“太阳底下无新事”者，就不必与之谈了。
假设可以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
……
我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第一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还很多。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
……
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剌子模。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何况对于君主来说，“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看着别人的脸色做学问，你要什么我做什么。
……
实际上，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自己随口编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说是艺术，还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闻。总之，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有关信使，我们就讲这么多。至于君主，我以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粗暴型的君主，听到不顺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种是温柔型，到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觉自愿地只报来受欢迎的消息。这样他所管理的文化园地里，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这后一种君主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凭良心说，我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不过我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他
全文发表于1995年第3期《读书》
链接指向“恶意操纵影评”的豆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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