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因为对同志电影《莫里斯》（《Maurice》）感兴趣，就去找原著来看，慢慢竟然追索到一则文坛轶事，而且越挖越深。虽然事情是有点久远了，但是其中曲折实在太过精彩而且意味深长，既能体现中西方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也有一个中国老作家对同性恋问题的观念转变，另外还能折射出背后的历史风云，忍不住就想细细讲给你们听。
先从电影《莫里斯》说起吧。今年正好是这部英国同志片上映三十周年。所有的世界经典同志电影排行榜，想必都不会漏掉这部，因为它最早取得了世界影响力，因为它为腐国奠定了腐片的正确打开方式，还因为它留下了大帅哥休·格兰特最尤物的样子。是谁说过来着，每个以“帅”著称的男演员都应该趁年轻拍一部gay片！
▲这段绝美的BL故事发生在剑桥大学，英国“腐文化”就此发轫
《莫里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原著作者是二十世纪英国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E.M.福斯特。和电影一样，这部小说在文学界也有着巨大的开创性，是西方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小说之一，而且是少有的happy ending，结局是两个男人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福斯特从自己在剑桥读书时与某男同学的爱情中得到灵感，1913年就有了初稿，但是直到1971年，也就是福斯特去世后的第二年，小说才首次出版。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二十世纪初英国对同性恋还极其不宽容，另一位同性恋作家王尔德因为“猥亵罪”被判刑刚过去没多久，同志群体在英国只能秘密活动，所以福斯特立了遗嘱表示《莫里斯》只能在自己去世后出版。
虽然自保要紧，可作品既然已经创作出来，如果别人都看不到，那该多寂寞啊。福斯特自然也没忍住，私底下把手稿给了周围信得过的朋友看。这群朋友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萧乾。
萧乾你们还记得么？老一辈大作家，和巴金、冰心都很要好，后来又以战地记者闻名。
▲左为巴金，右为萧乾，萧老晚年总是这副乐呵呵的喜庆模样
中学语文课本收录过他的一篇文章《枣核》，讲的是一位旅居美国的朋友思乡心切，在家里的后花园按照记忆布置老北京特色的景物。我把最后两段贴上来帮你们回忆一下：
她告诉我，时常在月夜，她同老伴儿并肩坐在这长凳上，追忆起当年在北海泛舟的日子。睡莲的清香迎风扑来，眼前仿佛就闪出一片荷塘佳色。
改了国籍，不等于就改了民族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
还没想起来？你读中学的那版课本没收录？算了这不重要，回到我们的故事，为什么福斯特会把《莫里斯》手稿给萧乾看呢？那是1943年，萧乾正在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因为一场文学活动结识了福斯特，从此成为密友。有五年的时间，他们几乎每个月都要见面，萧乾还去福斯特家里见过他的老母亲。
那时候，福斯特已经六十多岁了，因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庄园》等作品而名满英伦；
▲大师的严肃脸
而萧乾刚过三十，风华正茂，年轻气盛。
▲爱笑爱卖萌，到老都没变
两人认识后没多久，萧乾就在福斯特的引荐下进入剑桥大学读硕士，然后将福斯特的作品当做了研究对象。
或许是因为对东方文化素有好感，或许是个性上恰好合得来，福斯特对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很是信任，甚至坦然向他敞露自己的性取向。当时福斯特有个小自己二十多岁的情人，名叫罗伯特·白金汉，是个有家室的警察。萧乾见过这个人，也知道他俩的关系。从常理可以想见，萧乾当时对同性恋至少是抱着宽容不反感的态度，不然福斯特也不会啥事都跟他说。
当这段友谊渐渐稳固后，福斯特就把锁在保险箱里的宝贝手稿给萧乾看，一起讨论小说细节，还兴致勃勃向萧乾讨教中国有没有同性题材的文学作品。以上内容在各种文学史料和萧乾的回忆文章里都能看到。
事情到这里，就是一段中英文学交流史上的佳话了。然而，转折来了——
半个世纪后，福斯特早已作古，萧乾也于20世纪的最后一年离开人世，为了纪念两人这段友谊，萧乾的夫人、著名翻译家文洁若，把那本可以视作友谊见证的小说翻译成中文版，定名为《莫瑞斯》，于2002年在中国出版。
在这个版本的正文后面，还附上了一篇萧乾的文章作为后记，题为《唉，同性恋》，其中提到了他和福斯特的交往。本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是那段文坛佳话的延续，然而这篇文章却遭到了读者的一致恶评。
豆瓣上这一版本的《莫瑞斯》页面，短评栏出现最多的就是对萧乾后记的吐槽，甚至有读者是以一副义愤填膺的语气：
到底萧乾写了什么引发了众怒？
我查证了一下，萧乾这篇文章写于1992年，他82岁的时候，最开始是发表于《南方周末》。本来想只是摘录几段，但是文中信息点太密集，而且全文也不长，那就整篇发在这里吧。这应该是建国后关于同性恋的文章里最早的一篇大师手笔，极具史料价值：
文中提到了萧乾少年时在国内遇到的“勾引”他的同性恋，也提到了福斯特的警察情人，这都没什么问题。对《莫瑞斯》内容的概括与原文有很大出入，这也可以归结于记忆模糊。让萧乾引发众怒的关键语句，是那句“庆幸自己不是个同性恋者”；还有倒数第二段：“同性恋属于变态。我不赞成去鼓励。在美国某些州里，同性恋者可以登记结婚。这种婚礼，我绝不会去参加。”虽然最后一句说“不应歧视他们”，但全文透露出来的就是再明显不过的对同性恋的歧视。一本歌颂同性爱情的名著，竟然以一篇歧视性文章作为后记，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而且萧乾此言如何对得起福斯特当年对他的信任，如何对得起那段友谊？念及此，读者的激烈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萧乾为何年轻时可以和同性恋者成为密友，到老了却又对这一类人表示隔膜和不理解？难道年轻时他对福斯特只是客套应付吗？还是因为人老了就是会变保守？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然而也有别的线索可以探究，其中一条重要线索，来自萧乾晚年写的一本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
书中有一节提到他在剑桥读书时，有个男同学是同性恋者，在对方告知其性取向后，尽管表面上镇定应对，但萧乾的内心反应是这样的：“在我心目中，他好像从一个正常人变为一个怪物。多年后，当我对这一生理现象有更多的了解之后，我对那位同学产生了负疚之感。他把自己生命中的一个隐秘吐露给我，但我非但未同情他，反而对他疏远了。”
这件事发生在1943年，那时候他和福斯特关系已经很深了，福斯特给他看手稿就是在同一年，怎么萧乾此时还在把同性恋当成“怪物”呢？先别急着乱猜，回忆录中紧接着这一节，萧乾话锋一转，又回忆了自己年轻时在国内的经历：
其实，我在十四五岁时，对男性的同学也有过一阵子莫名其妙的炽热感情。记得星期天我曾傻傻地在校门口伫候一个同学返校——他回自己家度周末了。那种依恋之情和日后同异性恋爱颇有相似之处。记得班上另外一些同学也有过这种情况。然而那仅仅是感情上的贴近，最多“挨一下脸”。最重要的是，很快我们就各自被异性吸引开了。
我早期还在一篇题为《丑事》的短篇中写过这一现象，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后，从未收过集子。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我对这种“超友谊”的否定态度。及至了解到西方的同性恋之后，我才知道小时那种痴情算不上什么。也许只是在孤寂的童年中寻找一种感情出路。西方的同性恋在古希腊找到了诗意的根据。为中国人奠下人生哲学基础的孔子，讲的是三纲五常。我学变态心理学时就常想，中国没有职业的心理分析家。倘若有，他非喝西北风不可。
从这两段又可以看出，年轻时的萧乾，对同性恋的心态有些复杂：自己曾经有过类似的体验，可又要自我否定，觉得同性恋是西方特有的产物，而不应该在中国存在。
在回忆录中，萧乾也详细写到了和福斯特的友谊，说他们俩都爱猫，自己曾在福斯特家里听他朗诵艾略特写猫的一首诗，还听他弹奏巴赫的钢琴协奏曲；因为对庄子感兴趣，福斯特问过萧乾在英语里“庄子”应该怎么拼，以便他去图书馆查找；福斯特还给过萧乾一张支票，让其代为转交给中国红十字会，“用以向中国致敬”。
看得出来，这本回忆录写得非常坦诚。对那段友谊，除了种种细节，萧乾还有一句关键的概括性描述：“这份友谊其实也并非偶然。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相互间确实存在过一种吸引力。”
这本书我看的是网上的电子版，不过据说在纸质版中，这句关键的话被删掉了。
所谓的“吸引力”究竟表现在哪方面？个性、才华、友谊、爱意……或许萧乾自己也说不清。
萧乾的坦诚还表现在，自己对这段友谊所做的不那么光彩的事，在书中也有直接的披露，这一点尤其让我敬佩。他写道：“令我抱憾终身的是，这一亲密的文学友谊是以悲剧为结局的。”
1949年解放前夕，萧乾离开香港，回到北京，在这之前，因为敏锐地觉察到了某种政治气氛，他慎重交待国外的所有朋友，要求他们以后都不要写信给他，连贺年片也不要寄。和福斯特的通信，当然也就此中断了。1954年，一个英国文化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其中有个学者叫斯普劳特，是福斯特的好友，他向中方点名提出希望萧乾能出席见面会。在会上见到萧乾后，他把萧乾拉到一边小声说，这次来中国之前福斯特托付他交给萧乾一本新书和一封信，让萧乾另外找个时间两人单独见一面，以便转达书信。可是考虑到当时的高压环境，萧乾犹豫了，始终都不敢去单独见斯普劳特，直到对方离开中国。
对自己的小心谨慎甚至于怯弱，萧乾如此剖白：“我这人向来不敢冒险，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风险。”“文革期间我看到不少人就由于这么重视礼节而倒了霉，让他们交待私下里都同洋人谈过什么鬼话，有过什么不可见人的勾当。有的甚至因而送了命。”这种谨慎在非常时期保全了他，然而那段友谊也因此而划下了句点。
对于福斯特后来的反应，萧乾作出了一番揣度：
福斯特多次表示过自己的人生哲学：友情应放在国家之上。他没在专制下生活过。他不能理解我当时的处境。可以想见：斯普劳特回国后，必然讲了我这人多么无情无义，并把书和信原封不动地退给了福斯特。那对他可能不止是个打击，更可能是让他对人性丧失了信心！
有个事实或许可以佐证这番揣度：福斯特去世后的遗物中，一封萧乾的信也没有看到。得知这个事实后，萧乾也表示了理解：
是呀，他在倾听了斯普劳特的话后，必是怀着满腔悲愤把信都撕毁了。我仿佛听见他在九泉之下囔着：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那个来自礼仪之邦的中国人。
至于福斯特给萧乾的信，虽然萧乾一直都尽力保存着，但还是没有逃过文革浩劫的摧毁。于是这两人通过的上百封信，一大半都再也无法查证。仅有的留存下来的一小部分，是1943年萧乾还在英国时，为了方便福斯特查阅，将那两年他们通过的四十封信打印成册送给福斯特。后来福斯特大概是忘了将这些打印件也一并撕毁，他去世后便有文学研究者将其搜集起来，存放于剑桥大学的图书馆。
有本美国学者写的书叫《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主要内容是中英两国在文学交流上的一些轶事，其中就提到了萧乾与福斯特的关系，还转述了萧乾写给福斯特的一封信，信息源或许就是剑桥大学图书馆的那批打印件。关于那封信，书里是这么写的：
萧乾回复说，他十八岁之前曾经历过一段“幼稚的、柏拉图式的莫里斯式生活”，但他很快就“长大”了。他说起早期的一些同性恋渴望，第一个是他十来岁时的一个亲密男性伙伴，他曾为他写过诗。但是这个亲密的伙伴比他更早地“长大”了，萧乾觉得他的所有诗歌都“变得荒谬了，就像银行破产之后的银行支票。真的很伤心”。
和萧乾回忆录里的那段描述正好相吻合。
这真是一个伤心的故事。是不是人只要长大了，就会将青涩时期的种种出自本能的萌动一笔勾销，划为另册？是不是人越长大，就越难以面对与他人的亲密交心的情感？这其中的荒谬，到底是如何造成的？
但是，与福斯特的友谊虽然以并不美好的方式终结了，萧乾与同性恋群体之间的故事却并未结束。事情再次有了转折——
1994年12月初，84岁的萧乾给国内以关注同性恋群体闻名的医学家张北川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同性爱确实是一应当注视的社会问题，希望能逐渐克服成见，引起广泛注意”。原来，一个同事把张北川的新书《同性爱》赠送给了各界人士，其中就包括萧乾，看完书后萧乾就想到要和张北川建立联系，还写了一篇书评在香港《文汇报》发表。
因为张北川当时关注的主要是男同性恋与艾滋病问题，萧乾的书评也着重于这一方面，里面有这样两段：
同性恋之所以同艾滋病结了不解之缘，一是由于在隐蔽的情况下无法采取预防措施，同时，由于不合法，所以性伴侣难以固定。据说在男女分开的场所（如军营及监狱），也易发生。因此，这是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我国司法界至今仿佛还没把“同性恋”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同性恋者大多采取隐瞒办法，甚至用欺骗手段同异性结婚（结局往往不幸）。一旦暴露身份，大多遭到警察逮捕，单位开除，或被周围人们视为邪恶。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采取隐蔽办法。这样，自然就会产生危害。
我写此短文，目的不外乎在于呼吁大家――尤其社会工作者及立法当局，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不让它在地下泛滥。只有公开出来，才好防止并医治，并对有此情况的给以理解。英国目前同性恋者（先天的、无法治疗者）不但准许同居，并在法律上规定可以领养孩子。这就从压制改为疏导了。
当时萧乾刚写完那篇认为同性恋是变态的《唉，同性恋》后没多久，但行文中的歧视性语句已经完全没有了，字里行间都是对于一个群体困境的殷殷关切。也许张北川的《同性爱》这本书确实有效扭转了萧乾的看法，不过也有另一种可能，我猜，《唉，同性恋》那篇文章之所以会有歧视性语句，只不过因为要刊在内地媒体，在当时的环境下，也许只能那么处理。
之后不久，萧乾还安排光明日报社主办的《书摘》杂志两次刊出《同性爱》一书的书摘。在人生暮年突然对这个议题如此尽心尽力，或许是出于对福斯特的内疚，想要弥补，或许是自己长久以来的迷惑想要得到彻底的解答，或许，还有其他深藏在内心深处的原因吧。
由此开端，萧乾和张北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保持频繁通信。张北川的博客里有篇长文叫《萧乾老人》，就是对这段交往的细致描述，其中包括萧乾给他写的13封信的摘录，96年冬季去萧乾家拜访的全过程，还有萧乾临终岁月的一些情况。其中最引人感慨的，是萧乾夫人文洁若在《莫瑞斯》出版后寄送了一本给张北川（是的，萧乾夫人也一直都和张北川有往来），同时还附上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
最近我译了一本以同性恋情（你主张用同性爱，但编者不同意，所以改了）为题材的小说，Foster著，后面附了萧乾的《唉，同性恋》。我病了几个月，脑动脉硬化发展到脑梗（血栓），我之所以特别关心《莫瑞斯》的销售，（是由于）萧乾的铜像、坟墓，研究中心都设在上海，（我）总希望《Maurice》能多卖些，解决燃眉之急。因为我列举的几项都需自费出巨款。
也不知道后来这本书的销售有没有帮到忙，不过文洁若应该完全没想到，这本书会因为那篇附上的《唉，同性恋》，而引起读者的强烈不满。毕竟今时已经不同往日，当时还算先锋的言论，现在再看，却已经散发出陈腐的味道了。可是以现在的标准去评判几十年前一个老人的拳拳之心，公平吗？
▲晚年萧乾像
在萧乾给张北川的其中一封信中，夹带了一张过往的题字，是他自拟的座右铭——“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我毫不怀疑萧乾对这一目标的诚心追求，只是这一生中，有多少此身不由己，又有多少当时已惘然啊。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只是列举了所能搜罗整理的全部事实，像寻找一块块碎裂的拼图，虽然现在故事的样貌依然不完整，但我们已经可以由此窥见一个时代洒下的巨影，以及一群人在巨影下的喘息、惶惑与追索。至于该如何评判，看故事的人自会有结论。
对了，《莫瑞斯》后来在国内又出了新版，已经没有那篇《唉，同性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