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鱼王》是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颗遗珠，其作者阿斯塔菲耶夫被誉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良知”。他擅长描写自然生活，并以之开掘人的心灵，返照出时代的剪影。2017 年 5 月，理想国时隔二十年推出新版《鱼王》，这不仅是国内首个正版授权的版本，而且补齐了旧版未曾收入的篇章。两代知名俄语翻译家联袂翻译，使一部经典作品的原貌最终完整呈现。
5 月 20 日下午，一场单向沙龙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著名翻译家、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文飞，与诗人、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汪剑钊，以报告和现场提问的形式，解读了俄罗斯文学对自然的独特态度，以及阿斯塔菲耶夫文学和审美上的“忧伤”特质。为了凝练地呈现报告的精髓，我们将内容凝聚成五个话题。
刘文飞（翻译家、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为大家解读了俄罗斯的自然文学传统，和阿斯塔菲耶夫以“忧伤”为内核的审美观与世界观。
刘文飞
话题一：俄罗斯文学关注自然的传统
如果说俄国文学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面对自然的态度方法，并且成为一种传统的话，阿斯塔菲耶夫可能是这个传统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甚至可以说是这个传统中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环节。
我们可以说俄国文学是很有使命感的文学，是面对现实的批判的文学，是很专注人生的文学，但是你同样可以说它是很关注自然的一种文学。
而且说到俄国文学的任何一个传统，都会说是从普希金开始。普希金的《阿尔兹鲁姆旅行记》，写的是他去高加索时候的见闻，这种旅行记的方式，有很多的篇幅描写高加索，描写沿途风光，以及这种风光在作家、诗人心里所引起的反响。好像这个传统从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奠定了。
普希金
当然在他之前还有许多其他的旅行记，但是在他之后，或者是差不多在他的同时，出现了跟这个旅行记相近又不太相近的传统。比如果戈理的《乡村夜话》，阿克萨科夫的《渔猎札记》，还有后面的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很多很多。把这些作品归到一类上，有人作了一个定义，叫“自然题材的抒情哲理散文”。这种文学体裁或文学类型最主要的特色大概有三点：
第一，主题上一般都是写自然的，大江大河，山川草原，森林。主题非常统一。
其次，都是用一种“美文”的方式，抒情散文的笔触。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作品中一定会有作者对自然的一种探查，一种审视，一种理解，或者俄语中有一个词叫“静观”。
所以这种文学类型，从描写对象来说，就是自然；从表现方式来说，是一种美文，从写作主体的态度来说，那就是“静观”。
如果说俄国文学有这样一个自然文学传统，或者说跟其他国家、语种的文学相比，这种传统非常突出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俄国文学中间，这种传统很持久、很强大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俄国作家如此关注人与自然的主题，而且又写得很好呢？
首先，俄国是一个真正的地大物博的国家，尤其是就人口和国土的比例而言。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43 人，而俄国为 8.6 人。也就是说俄国人有更多的接触大自然的机会，而且有时被迫地独自面对自然，与大自然独处。
广阔的西西伯利亚平原
剑钊（汪剑钊，诗人、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老师有一次在外文所做讲座，说到俄国人是一个森林的民族。森林的民族更喜欢思考。我认为地理的环境，一定会影响到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他的情感和生活的态度。这是地理上的原因。
其次，世界上主要的文化大国里，俄国是最后起的民族。俄国文明的历史不过一千年，是很年轻的民族。俄国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可能有所谓的“赤子之心”，或者说“童心”。而且对自然会更有一种新鲜，好奇，探险的欲望。这是历史的原因。
第三个是宗教的原因。俄国是一个信奉东正教的国家。东正教与基督教的其他两个分支天主教和新教有很多的不同。东正教有更多的审美的意愿。俄罗斯的教堂都十分华美，色彩也好，雕塑也好，包括神职人员的服装，都十分华丽，但是天主教相对就要朴素一些，新教就更不用说了。据说最初在选择信奉东正教还是拉丁派宗教的时候，审美因素在基辅大公的心里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俄国人信奉的宗教更多地具有审美内涵。
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内部
另外东正教传入俄国的历史，跟俄国文明的历史几乎是等长的。俄国人有宗教的时候，也就有了文学，宗教与艺术之间这种相互的交织，可能会比其他国家更强烈。宗教感，艺术感，对于自然的亲近感，这些结合到一块儿，就会让俄国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带有某种审美的感受，在这种感受里可能又带有一种对自然的原始宗教情感，泛神论的情感。这些东西相应地会影响到每个作家。
当然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学也有这么一个传统。但中国的比如山水诗，好像对自然更多地是一种把玩、品味，而俄国人是把自己摆进自然里去了。
话题二：阿斯塔菲耶夫面对自然与世界的“忧伤”特质
回到这本书上来。理想国这次同时推出阿斯塔菲耶夫的两本书，《鱼王》和《树号》，这次读跟我二十年前的阅读感受很不一样。
当时我可能比较关注文学史上的几个定论，比如《鱼王》是写生态文学的一个代表；比如以前都是人定胜天，到了阿斯塔菲耶夫的时候，会觉得有可能不是这样；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写自然不是为了写自然，而是为了写道德，人面对自然的时候，怎么去净化自己的灵魂，你对自然的危害，实际就是对人类本身的危害。
他写作的七八十年代，也是苏联文学中道德题材非常走红的时候。另外阿斯塔菲耶夫是西伯利亚的作家，我们也可以从乡村散文的文学流派的角度来解读它。
阿斯塔菲耶夫
这些都说的没错，都是分析这两部作品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我这次有一点惊讶地读到了以前忽视了的东西，就是阿斯塔菲耶夫面对自然那种非常悲凉、感伤的心态。他写到自然的时候，是带着深重的悲哀和痛苦。而且他最重要的作品中间，我发现他不是在写自然的欢乐，他是在写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忧伤。
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阿斯塔菲耶夫的眼睛永远是忧郁的，在他的笔下，大自然的忧伤无处不在：
大海是忧伤的：“大海见过世面，大海仿佛银白眉毛的老者阅历很深，所以它才忧伤多于快乐。”（《故乡的小白桦》，《树号》第 4 页）
河边的古树在他看来是忧伤的：“这棵古树年轮最多，瘦骨嶙峋，而且满面愁云。”（《水下公墓》，《树号》 70 页）
写动物的时候就更多了。在《鱼王》中，那只狗鲍耶无辜地被押解犯人的士兵开枪打死，他写这只狗的死亡，鲍耶“最后跟人一样悲痛地叹了一口气，死了，好像是在可怜谁，或者责怪谁。”（《鲍耶》，《鱼王》第 37 页）
《鱼王》也是一出悲剧，其中那条大鱼被几十个滚钩勾住，它最终还是逃脱了，但作者实际上在暗示，身负重伤的鱼一定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死亡。包括这个人，捕鱼不成的渔夫伊格纳齐伊奇，也被自己布下的滚钩勾住。他也是悲剧的。
这跟《老人与海》的桑迪亚哥绝对是不一样的。桑迪亚哥虽然拖回来的是鱼骨头，但他是胜利者。而渔夫伊格纳齐伊奇一生捕了无数的鱼，但他跟鱼王的这次相遇一定是他人生的一个失败。
我们觉得《鱼王》好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同情那条鱼，同情这个渔夫，我们知道我们在阅读一出悲剧。鱼王的忧伤，渔夫的忧伤，阿斯塔菲耶夫的忧伤，变成了我们的忧伤。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苦恼》，写一个赶马车的人孩子死了，他想把这种丧子之痛告诉给天下的每一个人。但是没人有耐心听他说，最后他就把他的忧伤、苦恼，说给那匹马听。契诃夫写，那匹马好像听懂了，点了点头。
契诃夫画像
小说里有一句话：“你们不知道这个车夫有多大的苦恼，他说如果这个时候他的胸膛裂开，那种苦恼滚滚而出，是会淹没整个世界的。”
我读这《鱼王》和《树号》的时候，就觉得这书里的忧伤也是一浪一浪涌过来，淹没世界的感觉。（顺便说一句，契诃夫这篇里的“苦恼”也可以译成“忧伤”。苦恼好像不太够，还是比较淡的东西。我觉得是忧伤，甚至是痛苦。）
阿斯塔菲耶夫在 1987 年发表了一部小说，题目叫《忧伤的侦探》。我觉得阿斯塔菲耶夫就像大自然的一个忧伤的侦探。在每一个地方他都在发现这种悲伤的东西。他自己也是忧郁的，他好像是在自然里面发现了跟他心灵最吻合的东西。我们经常会觉得人生是灰色的，但自然之树是绿色的。不过为什么自然就一定是欢乐的呢？一棵树就不应该有他的悲哀吗？
《忧伤的侦探》里有一句描写：“沉浸在甜蜜的痛苦和复活般的、具有生命创造力的忧伤之中。” 《树号》中有一篇文章叫《叶赛宁的忧伤》，他曾把这一情感称作“苦涩的欢乐”“净化的悲痛”。无论是“甜蜜的忧伤”还是“苦涩的欢乐”，无论是“复活般的忧伤”还是“净化的悲痛”，在阿斯塔菲耶夫这里都不仅仅是一种文字上很有美感的矛盾修饰，甚至也不是指阿斯塔菲耶夫面对自然的一种双重情感，而是指他对自然的一种态度，一种自然观和世界观。
叶赛宁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态度？普利什文说过，一个人没当过猎人，没当过渔夫，他是没跟自然亲近过的。普利什文写狩猎，不是写杀戮，不是写残忍。一个猎人在森林里面要维持生存，他一定要打猎，他对自然的态度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在《鱼王》里，我们看到阿斯塔菲耶夫也写到自己一枪打下一只鸟，写到怎么去钓鱼。他和普里什文一样，在大自然中间是一个自家人，不是局外人和旁观者。他对大自然怀有亲人般的情感，他不是在居高临下地保护自然，不是在给自然以赐予，而以一种平等的态度看待自然，所以他在自然中间才能发现它本身的忧伤。
第二个，这可能是阿斯塔菲耶夫有意的一种审美的态度。基督教的民族，包括俄罗斯在内，对忧伤和痛苦的感受，跟我们东方民族尤其中国人，不完全一样。他们觉得忧伤实际上是一种净化的力量。中国人遇到灾难总会躲着走，但俄国人可能会觉得忧伤也是一种值得品味的东西。
最典型的例子，俄国人是会去逛墓地的，不光是自己亲人的墓地。俄语中有一句话，叫你的悲伤我来承担。在基督教对世界的态度中间，我们经常能感受到这种对痛苦的品味。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它是一种净化力量。
第三个更深的层面，他可能把这当成一种世界观，面对世界的一种态度。他在作品中写到很多。
比如《树号》的序言中写道：“失去了思想的生活，失去了‘思考和痛苦’的生活，就是空虚的生活、卑微的生活；有的时候，尽管已是成年，在痛苦之中发现了似乎是身边平常的真理，这真理充满了伟大的意义：‘我们热爱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是我们的痛苦……’”
这是非常有意图的一句话。他称“一切事”和“一切人”都是“痛苦”，当然不是指他遇见的一切事都是“灾难”，他遇见的一切人都是“灾星”，而是指他试图、也能够在一切事和一切人中品味出值得痛苦的东西。这种痛苦是发人深省的，因而让人成为思想的动物；这种痛苦是让人心软的，因而让人成为善良的动物。
在《鱼王》中也有与这段话构成呼应的文字：“儿女是我们的幸福，是我们的喜悦，是我们光明的未来！但儿女也是我们的痛苦！是我们永难摆脱的忧愁！儿女，是我们接受人世审问的法庭，是我们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们的良心、智慧、真诚、贞洁——一切都一览无遗。”
他说儿女是我的“痛苦”，当然不是指儿女的不孝，而是指通过人们对儿女的态度，可以窥见他对人生的态度。
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他这里的痛苦，跟我们平常感受到的痛苦，可能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可不可以说，他在大自然那里发现的忧伤，实际上就是一种浅近的面对生活的审美的态度，或者说是一种道德的升华。
阿斯塔菲耶夫在《隔海不隔音》中写道：“他人的痛苦成了我的痛苦，他人的哀怨成了我的哀怨。在这样的时刻，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树号》第 78 页）
在《秋之将至》中写道， “真希望和大地一起肃静一会儿，我怜悯自己，不知为什么也怜悯大地。”（《树号》第 24 页）
“怜悯大地”，我觉得太好了。一个自然之子的形象，就这样在我们眼前缓缓地站立了起来。
最后，我想以阿斯塔菲耶夫本人关于叶赛宁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发言：“他（叶赛宁）一次同时承受了自己人民的万般痛苦，我为所有的人们，为一切有生命的物体承担了我们全都难以忍受的、异乎寻常的忧伤。我们常常在自己身上也听得到这种无言的忧伤，所以我们对这位出生于梁赞省青年的诗感到特别亲切，非常倾慕。他为世人承受的忧伤，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一次再次地引起共鸣，他的疼痛和郁闷撞击着我们的灵魂。”（《叶赛宁的忧伤》，《树号》第 120 页）
这一段，我甚至觉得我们谈阿斯塔菲耶夫不用谈其他的话，把他谈叶赛宁的这一段拿过来，念一遍，好像就是我们读懂了阿斯塔菲耶夫，一如阿斯塔菲耶夫读懂了叶赛宁。
接着上面的发言，汪剑钊（诗人、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对俄罗斯自然文学进行了解读。
汪剑钊
话题三：自然地理的因素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汪剑钊：刚才听了文飞的报告，我很受启发。文飞说到俄罗斯文学有一个强大的自然文学传统，土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地理实际对人类看文学，看世界的方法，以及他们的审美趣味是有影响的。
俄罗斯有黑土地，还有无边森林。去过俄罗斯的人印象最深的，可能一个是森林，一个是雪。一望无际的白雪皑皑的旷野，和森林在一起，就像是俄罗斯白天和黑夜。黑压压的森林的神秘，森林里面很多动植物的生长的神秘，能给人很多启发。
另外，看到俄罗斯的风景画，和看到俄罗斯的风景，有时候就会感慨：在俄罗斯做一个画家是非常幸运的，你甚至不需要想象，就写实地把它们描下来，就已经非常漂亮，本身自然和艺术的距离就非常近，在一定程度上是零距离的感觉。这个让人羡慕，上帝给了他们这么一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就产生了他们的文学和艺术。
希什金 油画 《第一场雪》
刚才文飞说阿斯塔菲耶夫总体特征是忧伤。说到忧伤这个层面，不能不提俄罗斯文学的特征。
很多人一提到俄罗斯，就会想到普希金，想到托尔斯泰，认为俄罗斯文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功名意识，人的使命感很强。我们的大学老师不断地强调这个。那时候，我们对俄罗斯文学，更多地从道德意义上，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强调俄罗斯文学的社会性和功名意识，但是不太强调它的审美性。
托尔斯泰画像
说到哲学，可能更多地会想到德国，康德，黑格尔。那些哲学著作，逻辑性比较强，而且多多少少有点晦涩。但是俄罗斯哲学不是，绝大多数俄罗斯哲学家，都带有一种审美特性。在哲学认识方面，会有很多文学性的东西。所以俄罗斯文学除了社会学意义和功名意识的层面，还有一种美的欣赏。
就像我们中国的词有豪放派，有婉约派。我想俄罗斯文学也有两条河流，一条如于普希金、梅德耶夫、涅克拉索夫，他们在作品中强调功名意识。还有一些诗人、作家，更关注自然，关注永恒的东西。在他们笔下，自然不是一个镜子，不是无机的，它通常跟人一样，有它们的情感，有它们的思想，甚至有它们的语言。它们自己就可以形成构图和对话。
我想阿斯塔菲耶夫总体来讲综合了这两个传统。一方面他有社会良知的层面，在他的另外一些小说里面。另一方面，在《鱼王》和《树号》里面，他又恰恰发展了俄罗斯文学对自然的关注。
特别是《鱼王》，跟传统的长篇小说不一样，它是由 13 个中篇小说构成的，类似于一个系列中篇小说的结构。这个结构里并不以情节取胜，而有很多的抒情的段落，可以看成是诗化小说。
话题四：解读自然文学，实际是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
实际上我们在谈自然的时候，更多的是作为人如何看待自然的这个问题。文艺复兴是人的发现，人就开始觉得，人是可以跟上帝平等的，或者是万物的引领者，在整个自然界具有优先权。
米开朗琪罗 笔画《创世纪》（部分）——《上帝创造亚当》
后来人们发现这种观念带来的弊端。由于人觉得自己有优先权，所以他对自然不断地剥夺，不断地戕害。最后发现自然也开始对人进行报复了。现在关注生态的学者，写生态文学的作家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
在这个世界上，或许人并不一定就是优先的，人也许跟其他的动物、植物，都应该是平等友好相处的。这样的关系，最后既对动植物友好。这样回到人类本身也得到一个更好的生态环境。
这个度很难把握。刚才文飞也说了，一方面去欣赏自然。但是他又可能需要从自然中间索取一些东西，来喂饱自己。这个度的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现在观念也不一样：当代一些素食主义者，觉得不能吃动物的肉，只能吃蔬菜。我太太就是这样。我有时候跟她争论，蔬菜不也有生命吗？树也有生命，那个生命就不一样吗？你也许不知道，树和菜也有自己的言语情感，所以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现在自然文学的倾向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要大程度压缩自己的欲望，尽量少地占有自然资源。但还有另一种看法，我曾经发现一个俄文诗人，叫加布洛斯基，他不认为吃这种事有什么错。把一个动物吃掉了以后，表面上这个动物消亡了，但是它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延续。其实我也最终要化作肥料去滋养土地。
自然本身有它自己的法则，所以关于自然的话题，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欲望不能无限地膨胀。
我又临时想到一个问题，自然的范畴是什么？我们通常认为的自然，好像就是田野，是树林。但是另一方面，人工的东西，经过了一定的时间，可能又形成了一种新的自然。
拿小镇来说，本来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形式，但是几千年下来，人们在这里生活，它会构成一个新的自然。但是对这个自然你如何对待，可能又是一个问题。
话题五：只有优秀的文字，才能传递出对“忧伤”的审美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鱼王》《树号》这两本书在 80 年代传入中国。我们最开始接触俄罗斯文学，不是从俄文直接学习的，都是通过译文来阅读，才爱上俄罗斯文学。这里就必须向老一辈翻译家致敬。他们作为阿斯塔菲耶夫的一个中国的代言人，来传达《鱼王》《树号》的美。
今天的译者恐怕很难做到这么漂亮的译文。不说绝对没有，能和这样的老翻译家的译文相提并论的可能真的很少。《树号》这本书目前翻译的只有 1/3 。如果想把它全部译出来，要达到现在那么好的中文表达，确实很难。
最后，文飞说到阿斯塔菲耶夫对自然的描写，很多是忧伤的，甚至还是痛苦的。我想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些忧伤痛苦都是用优美的语言表达的。如果阿斯塔菲耶夫没有对生活的深刻洞察，没有漂亮的语言，没有对俄语娴熟的掌握、对文学的领悟的话，那么忧伤可能只能是忧伤。到了一个层次，用很好的语言的整合去体现忧伤，就能使忧伤不再只是忧伤。你在阅读忧伤的时候，反而可以从里面得到安慰。
两位嘉宾报告之后，还与现场观众展开讨论。下面这个问题是两位嘉宾都很感兴趣的，为研究俄罗斯的生态文学与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读者提问：《鱼王》的故事背景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叶尼塞河流域，那个地区有很多俄罗斯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态，也应该是俄罗斯生态文学中的一部分。那么在生态文学或者是自然文学当中，俄罗斯的作家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
刘文飞：我很愿意回答这个问题，能让我们多一些思考。我去过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有一次当地一个州长请我到他们那作客。那时候没有路的，我们开着俄国的吉普车，在河沟里头撞开所谓的小树，到一个地方去喝酒。
当时他们说，日本的车好，日本的车敢撞树。找到一个河湾，河湾里面的鲤鱼可以随手抓起来。而且还带了一个大澡盆，然后支火，就开始煮鱼吃，我一看到上面的鱼我就大概知道什么味了。在旁边又挖了一些西伯利亚葱，像我们的蒜苔一样的。
在我们要喝鱼汤的时候，一个小孩冲过来，长的跟中国人一模一样。他就以为我是他的特别亲切的人，但他说的语言我不懂，也不是俄语。后来旁边的人就跟我说，他是沙尔斯（音）人。州长就问他妈妈哪去了，小孩就说“妈妈跑了”。
我后来知道他们祖先是蒙古的，后来迁移到西伯利亚，很长时间没有行政区划。18世纪一个首领带领几万俄国人，把西伯利亚全占了，他们这些人就留在大森林里面。没有语言的，也就没有文化。现在这些人全都说很不地道的俄语。
他们是亚洲的移民，但是现在被阻断在一个界限之外。俄国是一个非常文化沙龙主义的国家。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提给俄罗斯。让他们更多地关注西伯利亚地区，少数族翼的文化。
我觉得现在已经很晚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西伯利亚文学，写作的人全部是俄罗斯人，全部是用俄语写作的。而且像阿斯塔菲耶夫这些人的祖先去的时间其实很晚。 19 世纪才从俄罗斯彼得堡迁居到那个地方去，当然很多人是囚犯。
电影《回来的路》中，西伯利亚劳动营的囚犯
这有点像澳大利亚，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都是囚犯的故乡，但是西伯利亚人他们也不理会这一点，我们很强壮，本来我们就是囚犯的后代，因为能在这儿活下来的人，都是能直面自然的人。都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你的问题让我意识到，俄国到目前对西伯利亚地区少数族翼的文化关注还是很少的。我觉得这是他们文化的一个问题。
汪剑钊：做了这么多年的俄罗斯文学，我有一个感触。俄罗斯人心里可能也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自己觉得是欧洲人，是白人，特别是俄罗斯族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骄傲。但另一方面，有时候特别是在普通人那里，他们也有文化自卑的一面。
可能与地理位置有关，恰好处在欧亚地带。俄罗斯人是强大，但面对像法国之类的文化时，他们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像野蛮人。而且欧洲人也有这种看法，特别传统的西欧国家不用说了，甚至包括像波兰，通常被我们看成是东欧国家的民族，他们有的时候也看不起俄国人，因为俄国人不够文明，有他们野蛮的层面。
当然这个野蛮，我们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判断的话，也不见得是坏事儿。有的时候恰好是野蛮成就了他们文学、艺术的原创力。但是从特点上来讲，他也多少带有一点欧亚文学的特征。
编辑 | 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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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王》
长篇小说《鱼王》是阿斯塔菲耶夫最具个性的一部代表作，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经典。全书由十三个内容相对独立的“叙事短篇小说”组成，全部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充满神秘诱惑的西伯利亚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他们关于生活的沉思。荒凉苦寒的自然环境，同时又是大自然尽显壮美广袤富饶之地，人类的足迹在其间虽如雪泥鸿爪，却又带着生命不息的尊严。
这些篇章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显示了独特的风格，淡化情节，描写细腻鲜活，“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抒情散文、道德议论为一体” (王小波)，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式显露出连贯的内容和意象，犹如不经意穿成的一串珍珠，每一颗都以其自身的美丽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鱼王》写作时为十三篇，其中《没心没肺》一篇在 1975 年首次出版时未能收入，此后的汉语译本皆因袭此删节版。本次由俄语翻译家张冰将该篇翻译补入，首次呈现这部杰作 的全貌，并收入俄罗斯原版精美彩插，满足读者多年期待。
译者：肖章/夏仲翼/石枕川/张介眉/李毓榛/顾蕴璞/杜奉真/高俐敏/张冰
▍《树号》
树号，是在原始森林中行走的先行者们在树干上砍出的长方形痕迹，砍掉树皮后，露出树木的本色。两个树号之间的距离，大体上是从这个树号可以肉眼看到另一个树号那么远。在莽林中只要循着树号向前走，就不会迷失方向。《树号》是阿斯塔菲耶夫创作轨迹的记录，他在文学的莽林里一面探索，一面砍下自己的“树号”，这些记号又引导他向创作的原始森林纵深前进，向陌生的领域开拓。
译者：陈淑贤/张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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