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三联生活周刊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当中国进入“未富先老”的长寿时代：普通人可以为自己做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 · 公众号 · 杂志 · 2024-11-21 21:00

正文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对老年人重新定义不仅仅是在年龄上，更重要的是在观念和认知上，要改变过去对老人存在的那种消极的看法，要认识到老年人的社会价值。

主笔｜张从志

大部分人对自己寿命的预测都比较保守，四五十岁的人可能觉得自己活到七八十岁就不错了，到60岁的人会乐观一点，预测寿命可能达到85岁。进入现代社会后，人类的长寿化已经成为趋势，人均寿命以每10年2～3岁的速度在延长，一些研究预测，新近出生的人口中，活到100岁的概率会越来越大。

在日本从事社会福利和老龄化研究长达30年的日本女子大学的名誉教授沈洁认为，我们大部分人对这种变化仍然缺少认知，这导致我们对人生的很多规划依然建立在过去的惯性思维上。但人活80岁和100岁相差了整整20年，人们对晚年生活的各种安排，包括健康、医疗、财务，都需要做出调整。更重要的是，个人、家庭和社会都需要构建一种新的老年观。沈洁今年已经年满70周岁，但日程依然很满。从日本女子大学社会福利学系退休后，她仍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担任客座教授，每年定期回国授课，还在为国内的老龄化问题出谋划策。她在上海接受了本刊的采访。

日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沈洁（受访者供图）

如果我们都能活到100岁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早于中国30年进入老龄社会，与日本相比较，如今的中国在老龄化进程方面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特征？

沈洁：放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三国在老龄化方面都呈现出一种非常相似又极为特殊的发展过程，就是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出现，而且进展迅速。这是因为东亚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压缩型的，发达国家用50年达到的经济水平，我们只用20年就做到了。经济发展了，但人的生活结构，尤其是意识变化是比较缓慢的，这就带来了极端的不相称。日本当年进入少子老龄社会时期，给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压力，中国现在也是进入了经济低迷期，这意味着我们可用于投入的社会资源减少，处境更复杂。

然而，相比日韩，中国老龄化的规模更大，而且速度也更快。有一组数据可以对比，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总人口的7%，进入“老龄化社会”是在1970年，到1994年这一比例超过总人口的14%。跨入“老龄社会”，日本用了24年。然后再用了13年，这一比例超过21%，跨入“超老龄社会”。但中国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7%到14%只用了21年。与此同时，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也更快，目前甚至已经低于日本。另外，日韩进入老龄社会的时候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但中国是未富先老，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留给我们应对的时间窗口更短，所以必须有解决问题的紧迫感。

《郊游》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你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说，我们现在光讲老龄化已经不够了，还要关注长寿化，为什么会这么讲？

沈洁：老龄化大家越来越关注，但长寿化的问题在国内还不太受重视。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长寿国，平均寿命也是世界第一位，所以长寿化对日本早就是个常态化问题了。根据欧美人口学家对日本人口数量的调查结果，1964年首次进行百岁老人调查时仅有1300余人，2016年是6.6万人，2020年为8.04万人，2049年预计为51.4万人。根据预测，2045年65岁以上的日本老年人口中，大约43%的男性寿命突破90岁以上，20%的女性寿命将突破100岁。研究者预计，2007年在日本出生的所有儿童中，大约有50%会活到107岁以上。

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在不断提高。根据联合国人口研究机构预测，未来我国百岁老人的数量会保持快速增长趋势，将从2005年的1.9万人增长到2025年的14.4万人，再到2050年的59.7万人。活到100岁曾是生命的奇迹，但以后这可能是一种常态了。一个人的生命延长了20年，你过去的观念、过去积攒的钱、过去做的各种安排都不一定适应现在的需求了。这场悄悄行进的长寿化将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快速地将我们推进到一个新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日本已经生活了30多年，这30多年里，你个人对长寿化有哪些亲身的感受？

沈洁：我家附近就有两个超过100岁的老人，还有一个98岁的。我们那里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社区，各种设施比较全，但你还是经常能看到这些百岁老人出来活动，有的时候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活动活动或者扫一扫地上的树叶。他们一个星期要定时定点出门两次去采买生活所需物品，都是自己一个人推着小车子，颤颤悠悠的。这三个老人，一个是和外甥一起住，一个是独居，还有一个和女儿相隔一个小时的车程，女儿一两个星期回来看望一次。我看到这种画面还是很受教育的，就是一个人到了百岁年纪，还可以这样自立，尽可能不给其他人添麻烦。

2022年9月24日，日本岛根县，100岁的山田美子在餐厅里做饭团。这家餐馆是她和丈夫于1970年创办的，营业至今

三联生活周刊：东亚社会都有“尊老”的传统，但是近些年，我们也看到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似乎产生了某种代际对立的情绪，在现实生活和网络空间都有表现。你在日本有什么观察？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

沈洁：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家庭是以家长制为特征的，传统的东方家庭推崇的是三代、四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在这样的大家庭里，老年人是智慧和权力的象征，具有权威性，但进入现代社会后，老年人的这种形象和定位逐渐削弱，甚至具有了一些负面印象。在日本，一种被称为“嫌老”意识的现象近些年也在蔓延，引起担忧。我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过去在地铁上经常有人给老人让座，现在就很少了。

我认为这种变化根本上有三个层面的因素。一是家庭结构的变化。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传统家庭结构随之瓦解。根据日本人口社会保障研究所的研究，到2040年，日本独居家庭将占全部家庭中的39.3%。除65岁以上独居老人外，非婚、离婚等也成为独居家庭的重要原因，夫妇同居家庭占21.1%，其中大多为空巢老人家庭。目前，有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三代同堂的家庭已经低于日本和韩国，独居家庭未来也将成为主流形式。

二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这在中国的表现尤其明显。因为我们以前是计划经济体制，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都是配给制，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社会引入了竞争的思维，我们对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也发生了变化。按照市场的判断标准，你没有劳动能力，无法提供生产和服务，就是缺乏价值的。老年人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当然处于弱势地位，不光是老年人，也包括残障人群，以及一些中途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所以我们对人的价值评判标准应该更加多元化，要首先尊重一个人作为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

2016年10月21日，东京上野公园内，一位身着传统日本服饰的老人在自拉自唱

三是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变化，比如信息化、数字化，包括现在的AI技术，会带来新一轮的不平等，对老年人和弱势群体产生的冲击也很大。过去老年人在家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地位，他们可以买菜做饭，但现在什么东西都变成了网购，老年人适应起来非常困难，慢慢地更加不自信，对自己的社会价值也产生了怀疑。前两年疫情放开后，我回国内就觉得很不适应，我认为我还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但到上海，出了虹桥，想叫网约车不知道怎么弄，去各种地方要扫各种各样的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日本也有这种数字技术的冲击，但它是缓缓的，给老年人留了一些空间，比如你坐出租车还是可以付现金，去外面买菜也有各种实体店。

重新定义老年

三联生活周刊：在过去的认识里，人老了以后，就是一个持续丧失、从社会身份中退出的过程，其中其实隐含了某种否定性或贬低性的价值判断。步入长寿时代后，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去重新定义“老年”？

沈洁：按照法律规定的退休年龄，目前中国的老年人基本还是以60岁为标准界定，女性是55岁，虽然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后，这个标准也会慢慢调整，但你看现在很多60岁的人，还是思维敏捷、步履轻健，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老年人群体内部的差异也非常大，有的可能需要人照顾，但也有的七八十岁了，身体和精神还很好，想做事情。像我今年70岁了，日本一般的大学都是70岁退休。但是我退休后觉得自己身体还行，之前一直教日本的学生，也想教中国的学生，所以现在又回国来讲课。所以我们的各项制度设计要更有弹性，比如给愿意再就业或者创业的老年人提供条件，日本很早就施行了有关老年人再雇佣的法律，鼓励和帮助老年人退休之后以多样化的形式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给他们提供无偿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机会。

我觉得，对老年人重新定义不仅仅是在年龄上，更重要的是在观念和认知上，要改变过去对老人存在的那种消极的看法。我现在住的是一个以一户建为主的社区，退休后，我在社区也参加了很多活动，比如去公园扫地，参加社区自治会组织的各种义卖活动，到了交通安全宣传日，我们自发组织起来给大家宣传交通安全。在日本，各种社区的志愿组织和网络还是很丰富的，而老年人则是社区里面最重要、最稳定的一支力量。

2016年，伦敦商学院教授琳达·格拉顿（Lynda Gratton）和她的同事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写过一本书《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The 100-Year Life：Living and Working in an Age of Longevity），作者在里面提出，我们现在遵循的“接受教育—参加工作—退休养老”这样的三阶段的人生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建议将三阶段模式转换为多阶段模式，即“受教育—参加工作—受教育—参加工作—受教育”的多阶段、多项选择人生模式。

一位日本老年女士正全神贯注地拉弓瞄准，准备发射（图｜视觉中国）

比如年轻人也可以中途退出竞争激烈的职场，选择回归学校接受再教育，储蓄知识能源为再出发做准备。同样，老年人度过一段休闲时光之后，也可以选择重返竞争激烈的职场。这种以个人为主体的选择方式可以打破代际之间的鸿沟，年龄的界限也会逐渐模糊和淡化。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构建一种什么样的“老年观”？

沈洁：日本社会这些年在倡导一个口号，就是创建共生社会。日文是这样表述的：共同生活、相互帮助、相互依存的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事实。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不管你是老或者少，有钱或者没钱，能不能自立，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尊严要得到平等的尊重。这种尊严包括老人卧床不起一直到死亡阶段的尊严，只有这样才可以说，一个人的生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在这个逻辑之上，去构建一种新型的老年观，当然需要长期的社会教育。日本从中小学开始就在课程体系里面设置了有关老龄社会的内容，比如开设模拟课程，高龄老年人可能半身不遂，还有一些眼睛看不见的残障老人，他们怎么行动、怎么生活，这些课程会给孩子们提供一些模拟的工具和场景，让他们亲身去体验老人们面临的身体不自由的处境。我这些年也在一些场合提过，希望我们国内的大专院校设置一些关于高龄社会的公共课或者选修课，包括东京大学在内的日本很多高校都有这样的课程，目的还是要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尽早地建立一些常识。我们的社会可能今后20%甚至30%以上的人口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实、要做哪些准备，都得提前建立认知。

我还提倡，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首先把老年人的用词改一下，像中文圈里的香港和台湾地区都把“老人”改成了“长者”，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也改成了“高龄者”。日本是首先在政策研究中改变用语，后来在政府新闻中使用，最后被全社会接受，老人这个词已经很少再使用。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我们的词汇体系里有很多老字边的字或词，这其实慢慢形成了一种社会的潜意识，跟老有关的事情好像都是偏负面的。我们或许可以先从用语改变，比如改成银龄者、乐龄者，或者就改成长者，慢慢给老年建立一种积极向上的形象。

《东京家族》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人口学家的预测，中国近几年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退休潮，数以千万的城市职工将迎来退休。如何安排好退休后的生活，似乎大部分人并无充分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准备。对于已经迎来老年或者将要迎来老年生活的人们，你认为他们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过上更有尊严、更高质量的老年生活？

沈洁：首先是老年人自身的意识要变革。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会有所谓的代际冲突？背后很大程度上还是价值观的冲突。我们所有人现在身处的就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多元化社会，但很多老年人客观上来讲道德价值观还是比较单一，这是老人自身存在的问题，需要自己去改变，要尽量让自己的价值观也多元化。

其次，老年人要有自己的人生设计。我们国内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能力给退休老人，尤其是城市退休职工支付相当高的替代率的养老金，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由年轻人承担抚养老年人的现收现付社会保障机制会越来越困难。日本老人现在领取的养老金就是在逐年削减，而且削减得非常厉害，已经打破了“退休金只涨不落”的传统观念。因为当初的制度设计者谁也没预料到老龄化速度这么快，现在还要解决少子化的问题，资源要转移到儿童和育龄青年身上。这也是无奈之举，所以老年人更要及早地进行人生设计。

社会保障制度从“重老”到强调代际公平

三联生活周刊：谈到日本的养老体系，就不得不提到启动于2000年的介护保险（护理保险）制度，它被认为是以全社会之力来支撑需要长期护理的人群，很多国家和地区也试图借鉴学习。介护保险最初在日本社会是如何达成共识的？

沈洁：的确，介护保险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社会认同，达成共识。因为介护保险的性质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是不一样的：养老保险是我现在投保，老了之后再拿回来；医疗保险则是每个人肯定都会头疼脑热，总会用到。这些保险本质上还是为自己储蓄，但介护保险可能我投了一辈子的保，最后一分钱都不会用到，这里面就需要一种利他主义。介护保险可以说颠覆了社会保险过去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念。但是为了应对从未经历过的高龄社会，需要从制度上、理念上创新，其基本目标是社会可持续发展。日本社会也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准备和复杂的讨论，不同的利益团体也做了很多妥协，最终才推出了这项制度。

《住宅区的两人》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这些年也在尝试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很多地方进行了试点，也遇到了不少问题。你认为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有哪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沈洁：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确实做得比较细，它是一个准市场原则，由政府制定服务价格，每三年调整一次，市场主体不能随意抬价，老人到这个准市场里去找第三方的服务机构，根据这些机构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应的评分来获得保险方的费用支付。这样一来，介护服务就形成了一个社会市场，它既是一个公共产品，但又存在市场化的竞争，从而提高了服务供给的规模和质量。

介护保险制度实施后，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照护行业。以往政府掌控所有的老年人福利资源分配的格局也被打破，经营主体开始多样化并且快速增加。上世纪90年代，日本提供居家和机构护理服务的机构数量只有几千家，2022年已经超过25万家。2000年，介护保险推行当年，接受护理服务的人数为149万人，护理费用支出2190亿日元；2023年服务人数达到603万人，费用支出8355亿日元。

此外，护理专业人才的配套也跟了上来，创建了很多新的大学和专业，以专门培养护理人才。但这里面也有一个教训，就是人才的流失率比较高。因为在早期，照护工作的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没有得到及时的改善，很多人毕业后去了别的行业。现在照护工作的环境在慢慢好转，我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在如今的日本，照护职业的工资待遇高于餐饮行业，收入水平在整个服务业里面属于中高档，而且工资上涨比较快，社会评价也比以前高了很多。不过，日本的护理人员仍然不足。

政府目前也在推动外籍护理人员的培训，根据统计，日本目前每年在岗的外籍护理人员有4万多人，这还不包括那些不在统计范围之内的。为了解决护理人才短缺的问题，日本下一步的改革是把护理和社工、保育三个从事福利服务的资格有效衔接起来，培养全能人才，以便这些人才可以在不同岗位上自由流通。这一点对我国来说也极具借鉴意义。中国的教育资源、社工资源都存在资源浪费、得不到充分利用的问题，我们要考虑把门槛降低，把儿童的相关资源从“教育”转移一部分到“福利”中，将保育、社工和未来的护理整合起来，以统筹设定专业规范。

72岁的小田原邦夫（中）从一家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销售部门退休后，开始在横滨的一家养老院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运行了20多年后，暴露出哪些问题？

沈洁：介护保险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参保人的负担太重了，这也是让日本社会现在很头疼的问题。个人保费计算方法因收入水平、所居住城市不同，其标准也不同，一般来讲，现在参保人承担的保费相比2000年平均增加了3倍左右，对参保人来说负担确实太重了。日本的介护保险是40岁开始交，40岁到64岁期间的保费由个人与雇主折半，退休以后完全由个人负担，不管用不用得上，要一直交到去世为止。像我交了这么多年，就一次也没用过，之前是从工资里扣，退休后就是从养老金里扣。现在保费负担已经重到动摇了大家以前对这件事情形成的社会共识。不过因为日本总体上还是一个契约社会，大家尽管不满，还是在继续交。

按照预测，日本到2040年后老龄化的负担会逐渐缓和，所以这个制度如果能够撑到2040年，以后的日子会好过一些，问题是接下来这15年如何保证它财源的可持续性。现在他们的办法就是开源节流。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在网上对养老话题的讨论也很多，这反映出年轻群体对未来生活缺乏安全感。日本的年轻人是否也会思考或者讨论养老的话题？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沈洁：日本有一个专门对18～20岁年轻人的社会调查，每年进行一次，2023年调查的一个主题是年轻人当下最关心的是什么。这里面还有一项对社会保障的调查，大部分18～20岁的年轻人觉得维持年金制度很困难，现在这些老年人能够拿到的年金，可能等他们退休的时候就拿不到了。有60%的人认为年金制度需要改革。其实日本的年金制度这些年一直都在改革，想办法降低替代率。现在退休的高收入老年人由于养老金制度和医疗护理制度改革，到手的养老金和20年前相比缩水了15%左右。

《小夫妻》剧照

所以我们要尽早着手解决社会保障代际负担不公平的问题，特别是有支付能力的老年人退休以后也应该负担一定的保费和医疗费，减轻年轻一代的保费负担，实现代际负担均衡。我们应该考虑将有限的社会资源投向未来一代，以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每个人都应该学一些照护知识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和中国大部分老人都是以居家养老为主，依靠亲人和朋友提供无偿的照护，但常常因为照护者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技巧，以及外界的充分支持，照护者常常遭遇挫败。你认为，针对这些在家庭之中提供无偿照护的人，社会可以提供哪些帮助和支持？

沈洁：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在政策上，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是同等待遇，财政给付标准也差不多，但居家养老的成本相对较低，非重度护理优先安排居家养老。在介护保险制度的刺激下，日本这些年发展出了很多小规模、多功能的设施，分布在各种社区里面。你出门走几步就可以找到一个小型的养老机构，有的可能是提供日间照护服务，有的可能是保健康复、短期入住等等。日本还特别强调护理休假制度，1991年颁布的《育儿与家庭护理休假法》就规定，家人中有1人被认定为需要护理状态，每年有5天的带薪休假；有2人需要护理的话，每年有10天。通过这些制度性安排，可以帮助家庭照护者减轻压力和负担。

另一方面，我觉得家庭照护者要释放压力，最好的一个方法还是要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一些团体，要为照护者发声，让更多人了解照护困境，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是在群体内部交流和分享经验，精神上可以互相宽慰。我在很多年前就倡导全民皆护理，每个人都要学会一些护理技巧，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也是为了社会。我们在学校里边要开始开设这样的关于老龄社会的选修课，里面要专门有照护知识，比如怎么给老人翻身、他排泄后你怎么帮他处理、他要从床上搬到轮椅上应该怎么搬，等等。它不只是一种实用性的技巧，也在改变大家的认知。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很多关于养老的讨论还是在城市场景下，那么在日本，农村地区的养老模式是否与城市社区有所不同？

《住宅区的两人》剧照

沈洁：日本的城乡差异没有中国这么大，比如介护保险制度，一视同仁，但农村地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护工很少。现在日本很多农村采取的还是集中养老的方式，集中解决老人的照护需求。

日本农村地区还推行了青年协力员制度。因为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愿意在大城市生活，地方政府就把他们招募过去担任青年协力员，给他们提供经济补助，还有的把农村的空房子腾出来供他们使用。青年协力员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给所在片区的老年人提供一些最基本的照护，比如定期去敲敲门，问问老人的情况，看看他们需要买什么东西，然后开着车子去集中采购回来分发给他们。

我接触过一些青年协力员，看着那些年轻人高高兴兴地在一个小村子生活，有的是刚刚生了孩子，带着一家人过去，等孩子要上小学了，他们再搬到城市里面；还有的年轻人对陶艺感兴趣，回农村创业，但光靠做这个难以为生，就兼职做青年协力员，可以领取政府补助，也过得自在。

日本还在很多农村地区提供流动商品车，这些商品车定期开到村子里面来卖东西，经营者手里有一个老人的名册，今天谁来了、谁没来、为什么没来，要上门问问他的情况。这种服务运行的成本并不高，但又起到了一种很好的照顾的作用。日本社会可以说也是在想尽各种办法，利用有限的资源，尽可能照顾到更多的老人，大家互相搀扶着一起往前走。

《承欢记》剧

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开头也提到，东亚社会的家庭结构正在解体，独居家庭越来越普遍，这会给养老带来什么挑战？我们对传统家庭的概念是否也应该做出调整？

沈洁：我们现在对家庭应该怎么去界定，很多社会学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传统上是以血缘作为家庭的判断标准，这也是主流，但是那些非主流的我们应该怎么去认同。比如年轻人不结婚同居，生下的孩子在法律上要同权，并且消除社会歧视，这个问题在日本已经基本解决了。日本一些地方政府还在推动组合家庭的模式，由政府提供一些比较廉价的公租房，吸引年轻的大学生或者公司职员与老年人同住，只需交很少的租金，但要兼顾对老年人的照顾。

这些空间里居住的有老年人，也有中年人，还有年轻人，有的可能是刚刚上大学的学生。大家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老年人可以替年轻人看家或收发一些东西，中青年人可以帮老人提供一些基础的服务，互相照顾，促进代际交流和融合。东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些教师认为，类似这样的营造家庭生活共同体的新空间“亲密生活圈”承担了家庭功能，也可以被认为是家庭的一种类型。我看到国内现在也有一些抱团养老的实践出现，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所以，未来的家庭模式和养老方式肯定是多种多样的，民间会有自发的实践，同时政府也需要做出一些制度上的安排，去鼓励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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