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前的深夜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网约车突然“失灵”了。节前的几天，北京深夜温度降到冰点以下。大风穿过衣服缝隙带来一阵阵刺痛。
小年夜，晚上10点左右。海淀五路居的地铁口，郑宇彤把界面滑到“出租车”选项，建议增加“调度费”的提示跳了出来：同意，打到车的成功率会提高80%，他选了“+10元”。
三十秒过去了。倒计时的小圆圈很快就从橙色变成了无色。没有司机应答。
寒风中，二十多个和郑宇彤同一个地铁出站的乘客，都在低头看着手机。也有人站在马路边，向远方行驶过来的车辆招手。郑宇彤注意到了一个哥们，拦了三辆出租车，“停都没停。”
图 / CFP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中关村东路。赵大伟一边写代码，一边发订单。两个小时过去了，直到他出门，车都没来：平时“密密麻麻像牛皮癣一样的车”，集体消失了。
北京城的另一边，朝阳区CBD商圈的万达广场上，杨忠飞刚结束一个饭局，他送走了朋友，自己在外面叫车。
风很大，从广州出差回来的他还没来得及换上羽绒服，身上只有一件普通的户外登山衣，连保暖裤都没穿。五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司机应答。他取消了订单，重新发了一次，还是没人。
他身后那些白天里阳光反射的摩天大楼，此刻加剧了夜的黑暗。路上没什么人，风吹着他暴露在外的皮肤，握着手机的手都冻僵了。
杨忠飞想赶紧回家，“可越是着急，就越打不到车”。
而距离杨忠飞4公里的一座写字楼里。三张来自同一个办公室的订单发送到了滴滴的平台上。几分钟后，一个人的手机显示有人接单了。还没等拎东西下楼，“订单被取消了。”
那是吴秀姣和她的两个同事。年底，接连加了一周班的她，一到夜里，就想赶紧回去休息。最近，车明显不好叫了。
他们决定临时拼车，“三个人同时叫，总有一个会接单。”焦虑的情绪在等车的时间里，从期待变成失望，失望变成烦躁，烦躁又在一分一秒的流逝里变成一点指望：只要能回家，怎么都成。
“有车接单了！”吴秀姣举起手机，就像是一次胜利。这只是开始。
尖锐的情绪
各种各样的情绪迸发出来。郑宇彤死死盯着手机屏幕，他在加价10块的基础上，又勾选了“打表来接”，一辆一辆虚拟的小车在几乎透明的圆圈里“刷刷”跑过，除此之外，毫无进展。
“瞎么？”他早已不耐烦，心里飙出脏话。
郑宇彤把房子选在西五环，是想图个房子新，又不想承担更高的成本。他和大学同学定了这个位置，但下了地铁之后的最后6公里，一直困扰着他们。
解决城市居民“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曾是让滴滴颇引以为傲的成绩。
图 / CFP
郑宇彤的确是受益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网约车不仅帮他解决了这个麻烦，而且价格还便宜。优步和滴滴抗衡的那段时间，他每天从家到地铁站叫一辆整车只需要14块，但当这个数字一跃变成42时，他开始不能接受。
“就是欺负我们年末天黑打不到车！”吴秀姣在朋友圈里气愤地评价。
那天晚上，车里的司机“意见很多”。他让吴秀姣三人支付回来的油钱，“张口就要70，我问他油费是怎么算的，一公里多少钱？”吴秀姣刚一说完，司机方向盘一拧，就把车停在了路边：“你要是算这么仔细的话，就下车吧，我不拉了。”
深夜里，那辆车拉着吴秀姣三个人绕路，跨越了大半个北京城。车在高速路上行驶，立交桥下的车流缓慢向前移动：没人知道那一刻，橙黄的车灯背后，有多少人和吴秀姣一样，经历一次曲折的回家。
2016年，北京市在滴滴公布的全国城市智能出行发展水平中位列第一。这座庞大城市的出行机器里，橙黄色的车灯变速流动，成为这个国际一流都市，科技创新改造生活的注脚。
图 / CFP
手机界面上，那辆向自己的定位点缓缓驶来的虚拟小车，在无数个加班的深夜、公交停运的凌晨：疲惫的中关村、灯红酒绿的三里屯、寸土寸金的CBD，给予了无数人确切而微妙的安全感。
但网约车的迟钝，使早已经习惯了它的城市居民，猛然变得不安。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和这种新的技术紧紧缠绕在一起。
北京，北京
江苏籍快车司机宋康（化名）已经习惯了乘客的抱怨。大部分人拉开车门，第一句话就问：“现在车怎么这么难打？”
有一个女乘客冲他吐槽：她好不容易加价叫到出租车，因为司机说了句“就等你加15呢”，她愤怒地下了车。
骤然增加的订单，并没有使宋康兴奋，反而增加了他的落寞。
最近这阵子，宋康不止一次接到三公里以上的单子。这意味着取消订单的几率增加了。
订单被取消，成交率就会降低。宋康只能向客服投诉。在等待的五分钟里，他一肚子火，把头倒向座椅，看着车顶棚生闷气。
车越来越少了。打车难闹得最凶的几天，张斌（化名）心里也受着折磨，他接了个单，走了半路，对方取消了；新的订单进来，刚拐了弯，又取消了；再接单，还是很远，掉了个头又没了。
“那种转来转去的样子，就像是路上的疯子。” 春节假期这七天，张斌没有回家，他脚下踩的是租车公司提供的京牌车，本是期待着好好赚一笔，失望的情绪很快袭上心头。
过年那天晚上11点多，张斌跑完农历旧年的最后一单活儿，那是一家子人，在后排座里兴奋地聊天，他心里又冷了几度。目的地到了，张斌把车开回了出租房，屋子里是剩下的冷饭，“那个心情，谁也体会不了。”
宋康来北京，也有说不出的苦衷。他原来在合肥做点小生意，赔本后凑了点钱，贷款买了辆1.5L的福特汽车，成了滴滴平台的网约车司机。他在北京跑活儿的四个月里，平均月收入是6000元。
这座城市唯一属于他的归宿，就是屁股下的白色汽车：除了偶尔在浴池洗完澡后多给老板塞40块，睡上一觉之外，大多数晚上，他都和衣睡在车里。
他干劲很足，每天除去三四个小时睡觉，剩下的时间都在路上。但最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宋康来北京没几个月，就赶上了网约车新政。
他记得到北京的第一天，在机场亲眼目睹了有人在落客处查“快车”，几个人从一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下来，“呼呼”跑过去把一个司机截了，他被眼前的阵仗吓坏了。
截至去年年底，滴滴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了1705.9万个灵活就业机会，这意味着有许许多多像宋康这样的司机。一些司机选择来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以此谋生。
汽车在路上行驶，司机面前的挡风玻璃就像一块屏幕，属于这座城市的夜景一幕幕从眼前掠过，有的人看到了希望，有的人看到了落寞。
节后的秩序
1月22日，滴滴高级产品总监罗文公开发文，以两张手绘折线图，论证节前打车难是因为外地司机回家过年，离京订单却越来越多。在线司机数降低25%，线上订单数却增加30%，导致严重的供需不均。
滴滴高级产品总监罗文发在知乎上的图片。
宋康觉得，外地司机的确都回家过年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好多司机可能不会回来”。
丁武（化名）就是这样一个司机。过年那几天，他和老婆商量了下，决定还是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两年前，他把车买回来那天，觉得混个三五年不成问题，没想到的是“滴滴的政策变化太快了”。
2016年10月，北京网约车新政拟要求京人京车。12月21日，正式施行，政府在这中间留了5个月的过渡期。但早晚高峰，像宋康这样的外地人外地牌只能在五环外开，过了那四个小时，才有可能接到三环到五环的单子。
开着京牌车的北京司机李贵涛（化名）却一点也没觉得占了便宜，他第一句话就说：“哎呦，这个平台可把我们司机欺负死喽。”
春节前夕，订单很多目的地都是机场、火车站，这是网约车新政过渡期严查的重点。李贵涛不敢去，因为“查到了，一个车罚2万”。他开始拒单，这是他大半年来，第一次拒单。
人们开始质疑滴滴出租车入口的调度费设置，它给了司机择价选择订单的权利。也有人质疑，这一设置本身，是滴滴想将高峰时段的乘客引流到快车、专车入口，但在这一次打车难中，反倒给了出租车司机“可乘之机”。
信息在几方中间显得不对称。
过去四年里，网约车平台燃烧资本，吸引用户从线下向线上转移。平台的动荡，给习惯了它的用户带来阵痛。
争议的中心，滴滴公关谢绝了媒体采访，“罗文已经讲的很清楚了，这个时候其他人不方便出来再说什么了”。1月23日，滴滴官方微博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出租车建议调度费制度。
图片截取自滴滴出行的官方微博。
年后。随着第一批返京的人群走出机场、火车站，叫车的问题似乎得到了缓解。这座城市看起来又恢复它应有的样子：往来的汽车里，装满了去往各个角落的上班族。
2月5日，凌晨4：30分，郑宇彤抵达昌平北站。他习惯性地打开滴滴，系统再一次提示加价1.5倍，车费飙到180块。几乎没什么犹豫，他按掉了手机，决定倒公交回家。
这又是一趟不容易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