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自杀了。凌晨，他和妻子挂在落地窗的钢架上。朱梅馥撕裂了床单，搓成绞索。一对多好的人，死了。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爱它。”一句多好的话，死了。
傅雷与妻子朱梅馥
1966年9月3日，上海，再也没有了英雄主义，罗曼·罗兰的幽灵离开了傅雷的卧室，从空气中隐去。语言被吸干，时间被冻结，约翰·克里斯朵夫失去了力量，《恩培多克勒》没有了光芒。
留下来的是窗外陌生的东西：疯狂的人群、扭曲的面孔、高涨的口号……一群模糊的形象，行走的影子，登上了舞台：就像是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玩弄着无聊的游戏。
这是美丽新世界。真相是：下跪、皮带、高帽小丑。
“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58岁的傅雷发出了痛苦的声音，他的声音最终压住罗曼·罗兰的声音，使比他老的罗曼·罗兰看起来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傅雷墓志铭
据说，傅雷的死亡是平静的：凳子下面垫着棉被，没人受到打扰，也没人听到抱怨。
可是，哪有一种死亡是平静？
罗曼·罗兰永远都不平静。他是“1918年人”，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思想成熟起来的一批人。
三言两语，说说1918年是什么。那是欧洲的废墟，西方文明的落日景象浓烈耀眼。那是机器女王，那是金钱与血的冲突。那是克洛德·洛兰的《阿喀斯与伽拉忒亚》：悬崖、大海、夕阳西下……一切都很美好，但这不过是毁灭的前奏，波吕斐摩斯的巨眼正在偷窥。
1914年的罗兰。他一生钟情英雄主义，“我所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
罗曼·罗兰思考着，他思考列昂季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宾格勒也思考的问题，“带着内心的激情与感官的强烈欲望”。
可是，他的激情把一切都毁了，那玩意就像是7-11便利店里兜售的口香糖。我在睡梦里仿佛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冬天记的夏日印象》撕开他的面具。
年轻的罗曼·罗兰，
出生在克拉姆西，
一个怎样的青年。
15岁，罗曼·罗兰来到巴黎，就读于巴黎高师，他的思想盛装登场，就像是这个城市的名字：Paris——《伊利亚特》中，被时髦装裱的特洛亚王子。
上巴黎高师时的罗兰。他在日记中写下:“不创作，毋宁死！”
他用一种几乎淹没俄罗斯的赞美给托尔斯泰写信，就像是个小学生。托尔斯泰接到了他的信，孤独的巨人坐在菩提树下，他看了一眼，给这个小学生回了封信。后来，罗曼·罗兰越来越多的信件寄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他闭上了眼。
那是巴黎的时髦语言。罗曼·罗兰的崇拜如此强烈。但谁能想到，他最终却转而歌唱起“约翰·克里斯朵夫”，用来替代临死的安德烈公爵，替代伊万·伊里奇，和发疯的谢尔基。
这哪里是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这是一种真正的懦弱行为。这是廉价的安慰。
罗兰的英雄主义集大成之作，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
“我永远无法原谅约翰·克里斯朵夫”。我的一个朋友周末拜访，我们喝完茶，读了点书，就用上面的语言谈起罗曼·罗兰。
他想起了他的故事。他说，他曾和人搭建起一座精神城堡，那里面充满屠格涅夫青年时代才有的交谈。他们聊得是多畅快啊，他们有足够的武器对付罗曼·罗兰：用托尔斯泰的厌恶嘲笑他的英雄；用克尔凯郭尔的冷静刺破他的激情；用尼采的超人赶走他的时髦……
但当那个朋友离场时，他们的城堡却变成了蛤蟆们繁育生息的污池。那个朋友给他发来了一段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本来是他们厌恶的东西——作为安慰：
突然之间，克里斯朵夫好像看到自己就躺在死者的位置，那可怕的话就从自己嘴里喊出来；而虚度了一生，无可挽回地虚度了一生的痛苦，就压在自己心上。于是他不胜惊骇地想道：“宁可受尽世界上的痛苦，受尽世界上的灾难，可千万不能到这个地步!”……他不是险些儿到了这一步吗？他不是想毁灭自己的生命，毫无血气地逃避他的痛苦吗，以死来鄙薄自己，出卖自己，否定自己的信仰，但世界上最大的刑罚，最大的罪过，跟这个罪过相比，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欺骗，还不等于小孩子的悲伤?
“告诉我，什么是不可饶恕？”他说，看到这些安慰的话，他们的城堡变成了沙堆，他们的国王变成了苍蝇。
1935年，斯大林（左二）、罗兰（左三）在克里姆林宫。
傅雷从法兰西的坟墓里把罗曼·罗兰挖出来，使这个作家在中国披上了英雄主义的外衣。但傅雷却自缢而死。木心明白，他的英雄主义不堪一击。我也明白，他只是一碗鸡汤。
罗曼·罗兰比傅雷早死22年。
1944年，罗曼·罗兰在德国人撤退后留下的精神废墟中，走出巴黎寓所，他已经活到足够老了，他是否还像年轻时那样容易激动？没人知道。几个月后，他死了。可怜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