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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之前，科学是权贵们的玩物

DeepTech深科技 · 公众号 · 科技媒体 · 2016-10-10 18:34

正文

编者按：

就在刚刚，诺贝尔委员会揭晓了今年的经济学奖获奖人。而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在诺贝尔奖之类的奖金设立之前，科学研究的经费主要来自于权贵们的“赏赐”。

无论多么才华洋溢，没有钱都寸步难行，这条定理在投入巨大却鲜有经济产出的科学研究界，是一条毋庸置疑的真理。

因此时值近日，《自然》杂志的调研结果依然显示：贫穷依旧是科学发展的最大壁垒，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成了通往科学家之路上的拦路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科学依旧只是有钱人的“玩物”。

诺贝尔奖有115年历史，但人类对科学成就奖励的历史要长得多。早在17世纪，现代实验科学起源之时，科学发起人就意识到系统的奖励机制会促进科学的进展。

在有诺贝尔奖之前，科学最初是献给王权的礼物。早期的天文学家、哲学家、医生、炼金术士和工程师等科学先驱将伟大的成就、发现、发明、文学或艺术作品作为礼物送给有权势的资助人。

作者会在自己著作的序言中写满溢美之词来奉承资助人，资助人则送以礼物作为回报。很多从业者在学术之外还有其他谋生手段；即使是收入不错的学者，在天主教堂之外很少受到机构资助。权贵的资助是他们主要的资金来源。

后来，随着各种奖项和高薪水教职的设立，权贵的资助逐渐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直到文艺复兴巅峰期，科学先驱还在接受王室成员的礼物作为自己成就的回报。

伽利略为赞助人展示科学实验

为了吸引金主的注意力，科学家们献上的礼物必须极富特色与才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就送给美第奇公爵一件天外之物——木星的一个卫星。作为回报，科西莫王子册封伽利略为贵族，并赐予宫廷哲学家与数学家的头衔。

如果能够取悦金主，就可以像伽利略一样获得很好的回报。但金主会回报些什么一般很难预测。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Brahe，1546-1601）就收到过各种礼物，包括现金、异国动物，甚至一座岛。

诺贝尔奖章上刻有奖项设立者瑞典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肖像。

权贵们经常会把自己的肖像雕刻在奖章上，诺贝尔奖章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沿用至今。这样的奖章是可以出售的，但是不能冒犯奖项设立者的形象。

金主权贵们则能够很快将学者的知识与技术应用到自己的领域，进而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 I of England）曾计划满载自动机（早期的机器人）一路航行到印度，给那里的皇族当玩物。他还给莫卧儿帝国皇帝贾汉吉尔（Mughal Emperor Jahangir）一台可以“冷却和更新”行宫空气的机器。

这台机器是詹姆斯的宫廷工程师科尼利斯·德雷布尔（Cornelis Drebbel，1572-1633）发明的。德雷布尔早年就曾私自进宫，跪在国王面前献上一台神奇的自动机，德雷布尔也因此获得了相应的地位。

德雷布尔的自动机布置在窗边的桌子上

但是，这种赞助机制有很多不确定性。毕竟，刻意迎合一个人的口味有诸多不便之处，有时甚至会带来文化割裂。金主总是要求戏剧性的结果，就像有些现代期刊偏爱华而不实的文章。在个人品味与荣誉危在旦夕之时，个人赞助机制往往面临崩溃。

新机制的出现

科学先驱们在17世纪就意识到这种机制的严重不足。实验科学需要很多人经过长时间的验证才能保证其正确性，但将科学成就视为厚礼的学者都具有很强的个人竞争性。

虽然，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科学进步，但它经常导致卖弄与保守。这是宫廷赞助的严重问题。更重要的是，有些问题的研究时间超出了人的生命范畴。如果金主离世，学者会失去资助；如果学者离世，研究成果会后继无人。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预见到科学需要更好的激励机制

基于以上原因，实验科学的先驱们在科学前行的巨轮下看到改革的契机。比如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 ，1561-1626）。培根是英国大臣，也是实验科学的有力推动者。培根更重视过程而非结果，他希望学者在取悦金主之外，还能学术界的共同目标而奋斗。

培根发明了“必要条件”一词，他还利用人们对声名的渴望心理，提出了一些促进科学进步的巧妙方法。比如他修建了一排雕像来纪念过去伟大的发明家，同时还留了一排空底座。这无形中形成一种激励，当代学者为了让自己某天也有机会在那里有一席之地必定加倍努力。

培根的方法启发了他的一个铁杆粉丝，改革者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1600-1662）。哈特利布收集了很多奖励系统的改革方案，最终设立了一个中央办公室。他希望系统地奖励那些为国家与国王做出了贡献却没有得到相应奖励的人。

科学协作团体（Collaborative scientific society）始于17世纪中期，它不再向权贵谄媚。期刊为很多新兴的科学团体提供了舞台，学者们可以协作解决一些颇具野心的研究项目，科学不再是贵族的玩物。

人工光源是17世纪化学的最大发现。痴迷于炼金术的律师阿道夫·巴尔杜因（Christian Adolph Balduin，1632-1682）在发现这一化学特性之后，将闪烁着“利奥波德”字样的圆球献给了哈布斯堡皇帝。

很多人对巴尔杜因关于人工光源的解释不满意。当时的期刊开始做实验来研究，并提出很多问题。这些期刊让人们得以检验那些炫丽的发现是否属实。

科学团体们可以通过期刊增加自己的信誉，这同时也能够促进科学发现。利奥波第那科学院（Leopoldina）是德国最古老的科学联合会，它最早的期刊可以追溯到1670年。据其官方规定，那些没有发表论文的人也可以在别人的论文中看到自己对世界的贡献，并且会提及自己的名字。这是规范科学引文的重要一步。

路易十四在1667年视察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成员

除了在期刊中看到自己名字的满足感外，学术界还开始设立某一特定课题的论文奖项，这一直延续到今天。历史学家杰瑞米·卡拉东纳（Jeremy Caradonna）估计，1670至1794年间，当皇家科学院开始设立奖项时，有15000名学者参与竞选。这些奖项很多是由同一批皇室和贵族成员资助的。他们之前都是学者的个人金主，现在又成了科学的间接资助人。

国家也会为寻求一些解决方案提供奖励，最著名的是英国经度委员会（EnglishBoard of Longitude）。它在1714年为了计算如何在海上确定经度而发出悬赏。这种利用奖项将注意力智慧集中到一个特定问题的做法在今天也得到了很好应用。

当代的一些科学奖项，比如西蒙斯基金会（Simons Foundation）的“破解玻璃问题”，这种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在17世纪已经很普遍了。

从礼物机制到奖金机制是科学的一个重大转变。今天的科学家，至少可以不用向权贵卑躬屈膝了。

然而直到今天，但科学研究依旧离不开钱，争夺科研基金的现象依旧很普遍。科学事业因经济原因而产生的障碍也仍未消除。贫穷与社会地位成了通往科学家之路上的壁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依旧只是有钱人们的“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