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叶兆言

1968年的春节后，我开始去镇上上小学。究竟有多少里路，不清楚，反正单程要走四五十分钟。还是读四年级，作为插班生，又一次面对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

老师是新来的复员军人，很敬业，嗓门很大。有一次写作文，解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诗词《送瘟神》，具体内容忘了，我逮着题目胡乱发挥，说了许多大而无当的好话，联想比较丰富，用辞尽量夸张。结果老师给了一个105分，满分是100分，另外5分算是奖励，并在课堂上隆重表扬。我后来成了作家，这5分功不可没。

印象中，最怕遇到下雨天，乡间土路难走，深一脚浅一脚，湿糊糊的泥土常把鞋给粘住。索性赤脚走路还好，那时候，一年中有半年可以赤脚，乡下孩子都这样，赤脚走路，快到目的地，在河边洗洗，再把鞋子穿上。

我很快习惯赤脚走路，可是天冷了不行，尤其到冬天，天寒地冻。真正冻住了，也好走路，江南泥路可恶，一会冻，一会不冻。上学时冻了，虽然有些滑，路还好走，放学时解冻，当地人叫“开烊”，那时候土路走起来，仿佛玩杂耍。好在小孩子学习能力永远最强，跟习惯赤脚走路一样，跌了无数跟斗，摔了很多跤，终于适应乡间的泥路。

最不痛快的还是遭遇歧视，在农村两年多，父母没往乡下寄过一分钱。我似乎完全被人遗忘，不管有什么样原因，在贫穷落后的乡村，平白无故多张嘴吃饭，怎么也算是一件事。久病无孝子，久客无好脸，舅舅和舅妈对我还说得过去，外婆的不满一直写在脸上。在她看来，这个孩子毕竟不是孙子，外孙总是外孙。何况这外孙又是领养的，跟她没任何血缘关系，亲情亲情，不是亲，自然也就没有情。

外婆的不满在情理之中，宗族社会已解体，这村子都一个姓，宗族观念还在。我是被领养的消息已不胫而走，大人们在背后议论，小孩子便有些肆无忌惮，“野sóng，野sóng”地不绝口。欺生，排外，歧视，这些情绪往往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我的被欺负也就变得十分平常。

当地很喜欢用“sóng”这个字眼，男男女女无论骂人，或是表示亲热，都喜欢说“那泡sóng”。小孩子不知道这“sóng”是什么，文革中关于性的禁忌太多，在十一岁前我对男女之事基本上没开窍，只知道有别，男孩应该上男厕所，女孩应该上女厕所。到了乡下，没有公共厕所，男人都去露天的功能茅坑。

江南雨水多，茅坑里水汪汪，屙屎害怕脏水沾上来，必须先拔一把青草扔下去。隐约地知道“sóng”不会是个好词，到了乡间，看见猫和狗做苟且之事，似懂非懂地听小伙伴议论“猫逼一把火，狗逼一把锁”，议论张家长李家短，议论隔壁老王，突然明白男女间也会有些不好的事情。

镇上那个小学叫金童桥小学，感谢百度，上网搜索，发现它还是一所百年老校，有许多不错的传说和故事。回忆有时候需要一些帮助，历史上的很多美好，也是在网上看了以后，才第一次听到。

金童桥是江阴东门外第一古镇，建桥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因此有紫气东来第一桥之说。当地人不讲什么“镇”，好像没有镇的概念，只讲“街”，去镇上购物，都叫“上街”，或者是“到街上去”。俗话说活在街上，死在山上。活着住街上，死后埋山上，人生如此，就算是很幸运了。

那时候县城都小，金童桥自然更小，沿河细细长长的一段街， 很快走完。有一些店铺，一个小小的百货店，几家小馆子。别人的回忆文章上写着，街上有一家很好的牛杂店，一点印象也没有，更不要说进去品尝。

我对上课也没印象，所有功课都太容易，好像也没什么考试。印象深刻的只是，上学途中必定要经过好多个坟堆，就是那些平地上拱起的土馒头。我是个胆小的孩子，有同伴一起走还好，独自一人，每次经过都有点惊慌。

同样道理，外婆家竖在那的一口空棺材，让人感到心惊肉跳。对于乡下长大的孩子来说，这是给老人送终的“寿器”，见多不怪，自小就习惯。我到了乡间才第一次见到这玩意，总觉得里面站着一个人，随时会推开棺材板走出来。

恐惧让男孩子感到羞愧，因为羞愧，你并不愿意把它说出来，也不会跟别人说。然而一口空棺材是个很具体的存在，你几乎天天都要面对，只要睁开眼睛，它很可能就出现在你面前。因此在江阴农村的两年多，我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快乐，心灵深处总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所占据。

金童桥小学突然要准备成立红小兵，这让人觉得很奇怪，事实上，我在南京时，就参加过“红小兵”这样的组织。中学生叫“红卫兵”，小学生岁数太小，保卫不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叫红小兵。

虽然还是孩子，有个程序必定要进行，要填写家庭成分。江南农村有个特点，早在民国年间，有钱人都跑到城里去了，有能耐肯吃苦的也开始到城里去谋生，这情形与今天有些仿佛，非常相似，留守在乡村的都是贫下中农。对我那些同班同学来说，填写家庭成分根本不是问题，清一色的贫下中农，搁在我身上，还真是个事。

我的父母有一堆罪名，填上任何一个都可以吓人一跳。于是玩起了小聪明，记得毛主席语录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说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农民是小资产阶级，便在成分这一栏上填了“小资产阶级”。没想到这一下热闹起来，大家好像都是第一次听说，都吓了一大跳，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我们都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你们家居然是小资产阶级，没人去深究什么是小资产阶级，都觉得这事很严重，很有些反动。

在1968年春夏之际，城市里的文革早已进入新历史阶段，我所在的这个金童桥小学，好像才刚刚开始。阶级斗争的这根弦突然就绷紧了，同学们很自然地由小资产阶级，联想到资产阶级，联想到万恶的资本主义，联想到帝国主义。联想到阶级敌人，一个个目瞪口呆，一个个非常愤怒。

为此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风波很快过去，小学生的事，再热闹也是一阵风，来得快，消失得也快。尤其在乡间，全国人民大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这些带有文革特点的仪式，相对而言，多多少少都会打折扣。

印象中，最认真的也就是扎忠字牌楼，那几年，乡村建设几乎停止，没见到一家人盖过新房。这个巨大的忠字牌楼最后怎么就在村口竖立起来，我现在已经完全模糊，只记得很多孩子都参与了，缺什么，需要什么，立刻屁颠颠去跑腿。能允许我们做下手已经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乡间还是有些很能干的青年人，无师自通地画了大幅的毛主席像，现在想想，仍然觉得神奇。

忘不了在金童桥小学参加的几次集体活动，一是九大召开，去公社的所在地山观参加庆祝大会。人山人海，我们队伍被挤散了，一开始，大家还是你找我，我找你，希望能够保持队形，很快只能各顾各，自己照顾自己。我们三五成群，奋不顾身地往最热闹的地方赶，像一条鱼似的在人群中钻过来钻过去。除了人挤人，我什么也没看见，甚至连主会场也没找到。

那天的情形就仿佛最热闹的庙会，四面八方村民潮水一样涌过来，人实在太多了。庆祝大会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不重要，不仅对我们这些小学生不重要，对纷纷涌来的村民也不重要。

还有一次是去江阴县城参加运动会，为什么要去，究竟什么性质什么级别的运动会，始终没搞明白。反正学校组织，排着队去，到体育场队伍自然解散。乡下人进城无非图个热闹，那一天，村上几个年轻人也去了，我们很快与这些年轻人聚合在一起，他们带着我们玩。

有个年轻人要去看望他的老师，于是便一起去县中学宿舍。到了老师家，年轻人向老师着重介绍，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老师很好奇地打量我，上上下下，足足看了好一会，然后问了我一句话。这句话的内容已经完全忘记，我当时注意力全在老师的孙子身上，那孩子大约三四岁，穿着毛衣毛裤，没有加罩衫罩裤，这身打扮在后来很平常，当年却非常震撼，因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毛衣毛裤还是昂贵的，不用外衣直接裸穿，实在太奢侈，太洋气。

这也说明在江阴农村待了两年，我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孩子。我学会用乡下人的目光去观察，不应该是学会，应该说已经拥有了一双乡下人的眼睛，我正在用这双眼睛观察世界。

（本文原标题《在金童桥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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