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武电影｜《霹雳红星》苏联即将解体时拍的阿富汗战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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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军武菌要为大家带来的是，1991年由弗拉基米尔·博尔特科执导、意大利与苏联联合拍摄的《霹雳红星》（Афганский излом），那是一个帝国即将走向末路的时代背景下，对“红色信仰”与“钢铁洪流”全面崩塌的生动写照。

导演与演员：跨国合作下的独特视角

导演弗拉基米尔·博尔特科于1946年10月7日出生在莫斯科，那正是苏联战后百废待兴、却同时雄心勃勃试图在世界舞台上大展拳脚的年代，因而他从小耳濡目染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余威和新生的社会文化氛围，更是那个“钢铁与信仰”交织的宏大时代气质。

上世纪70年代，博尔特科先后进入列宁格勒戏剧、音乐与电影学院（现圣彼得堡国立戏剧艺术学院）学习导演专业。

正是在那里，他系统地研习了苏联电影学派的理论与实践，并深受前辈艺术家——例如谢尔盖·爱森斯坦等人电影美学的影响。

▲谢尔盖·爱森斯坦

在强调集体创作与国家叙事的氛围下，他也逐渐滋长出对更尖锐社会问题、政治命题乃至人性困境的关注与思考。

后来，博尔特科进入军队服役，这段经历使他对军队体制、官兵人际关系乃至苏联式的政治宣传机制有了深刻了解，或许也为他日后执导反映阿富汗战争、乃至对体制讽刺意味较浓的作品埋下了伏笔。

在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博尔特科曾在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莫斯科高尔基制片厂等担任过助理导演或编剧之类的职位，1988年执导的《狗心》堪称博尔特科的成名作，也让他在苏联乃至后来的俄罗斯影坛享有较高声誉。

紧接着，博尔特科与意大利方面合作拍摄了反映苏联阿富汗战争的这部影片，令他不仅在苏联国内赢得颇高的关注，也在国际影坛获得了不小的讨论度。

因为苏军撤离阿富汗是在1989年，而苏联整个国家体系在1991年底宣告解体，所以这部电影几乎就是赶在帝国消亡前后的那个“灰色缝隙”之中完成，不仅写满了战争的悲怆，更像一部关于时代变迁的“风向标”作品。

影片对苏军内外矛盾、士兵厌战情绪以及高层官僚荒唐行径的露骨展现，与当时官方尚未完全放开的舆论管控氛围形成鲜明对比，可谓是直接戳破了苏联强大外表下的经济、政治与信仰危机。对导演本人而言，这也标志着他进一步确立了“现实主义+批判视角”的叙事风格。

意大利著名演员米凯莱·普拉奇多，在片中饰演核心角色班杜拉少校，他并非传统意义上满腔热血、誓死报国的英雄形象，反倒是一位被苏联军事体制“耽误”了的能人。

他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却在仕途上因一场与将军的口角而郁郁不得志，似乎代表了一大群在官僚体系下迷失的“小人物”。

影片中，塔季扬娜·多吉列娃和米哈伊尔·日加洛夫等演员的加盟，也为这部电影平添了几分俄罗斯式的深沉与绝望。

▲塔季扬娜·多吉列娃

这支以意大利领衔，苏联“本土”演员做支撑的阵容，极大地丰富了叙事角度。意大利电影人对悲情与宗教意象的关注，在本片中有时会以一种“讽刺”但又极度抒情的方式出现；而苏联演员则把多年的话剧或军旅演出经验融入到角色灵魂之中。

1989年的苏军撤离阿富汗，标志着一场长达九年之久的血腥战争走向终结。然而，这成为苏联乃至整个华约阵营分崩离析的开端。

这部电影的绝大部分情节，都与一个看似简单却又生死攸关的军事任务紧密关联：在苏联自阿富汗撤军前夕，为了保证后勤和撤离的通道畅通，班杜拉少校奉命率伞兵部队清剿公路沿线的各股武装力量。

无论是当地与苏联达成暧昧协议的村庄部落武装，还是从巴基斯坦境内渗透过来的游击队，都对这条运输动脉虎视眈眈。

影片中，原本号称地球上唯一能让美国感到“恐惧”的超级大国，在阿富汗的群山和沙漠之间，竟然只能指望武装直升机与相对薄弱的步兵车队苦苦支撑。

苏联的坦克、步兵战车、卡车和油罐车在狭窄而荒凉的阿富汗山道中显得过于笨重，失去了它们在东欧大平原上令人心惊胆战的威慑力，一旦遭遇伏击，他们的钢铁洪流瞬间就会暴露出机动性和防御范围不足的弱点。

更为关键的是，曾经高扬的红色信仰在阿富汗的荒漠里显得如此苍白。那些在祖国连面包都买不到的士兵，竟能在喀布尔或坎大哈附近的黑市上买到时髦的家用电器。

“即便这些玩意是日货或欧美货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根本不再相信自己身后那个官僚与腐败交织的体制能带来什么真正的财富与希望。

影片的几次大场面中，都隐约出现了苏军运送烈士遗体回国的镜头：安-12或安-22运输机在漫天沙尘中起飞，向半空中抛撒镁光干扰弹时，孤独悲怆的焰火仿佛是为这个“红色帝国”献上的葬礼烟花。

随着阿富汗战争陷入泥潭，加上内部政治与经济改革的阻力，苏联从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数量可观、种类繁多军事力量的超级大国，短短几年就走上了解体的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霹雳红星》为这种衰败提供了“现场写生”般的见证，极富天真与浪漫色彩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在贫瘠的山谷与无尽的焦土里彻底化为泡影。

影片中最具代表性的冲突便是，苏军为了报复此前一次惨重的伏击，决心“血洗”一座疑似藏匿游击队员的村庄。

导演并没有将故事简单地变成“苏军vs游击队”那样非黑即白的对决；相反，苏军内部也充斥着帮派、等级与人事争斗。

班杜拉少校明知道这一命令背后意味着更多的杀戮，但他依旧被迫执行，因为他是个军人，夹在体制、信仰与个人良知之间，煎熬不已。

他怀念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的“闪电行动”，却不得不承认那在政治上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

年轻的将军儿子来前线“镀金”，却因为荒唐的举动在第一夜就沦为一个可悲的残疾人；老兵欺负新兵，毫无战意的士兵在军营里只想囤点电子手表、收音机带回匮乏至极的祖国。

正是在这一层层矛盾累积的过程，使影片呈现出了一个顽固庞大的国家机器在瓦解前的撕裂与荒诞。

而《霹雳红星》给广大军迷最直观的视觉冲击，莫过于大量出镜的装备，从标志性的AKS-74U短突击步枪，到老旧却仍具威慑力的T-62、T-55主战坦克，从运送补给物资的卡车车队，到与步兵配合作战的Mi-24“雌鹿”武装直升机，再到安-12、安-22等各类运输机轮番登场。

影片对这些正“应季”的装备并未进行美化和包装，反而在许多桥段里极力展现它们在实战中的困境。

比如说，苏军在阿富汗高度依赖米-24、米-8系列直升机，据统计，从1979年正式介入阿富汗，到上世纪80年代末撤离，苏联平均每年都要损失约30至40架各型直升机，被地面火力击落或因维护不良坠毁。

电影中出现的米-24配合机降步兵执行清剿行动，看似火力凶猛，却往往招致山谷中各路游击队的毒刺导弹的攻击。

而原本应该在平原和丘陵地形驰骋的BMP系列步兵战车和BTR系列装甲输送车，在阿富汗狭窄的山路和劣势的地形中，经常陷入腹背受敌。

电影就展现出运输车队在山路被伏击、燃油车起火的惨烈画面，以及接到支援请求后，直升机飞临轰炸，却往往无法精准识别目标，只能进行覆盖式火力打击，结果就是“友军”和“敌军”之间的界限被无限模糊。

影片中有新兵在夜间谈及“还能不能在黑市上淘到夏普收音机”或“某种香烟”，或者抱怨“国内连面包都买不到”，则是苏联后期经济窘迫的真实折射。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日用品短缺现象非常普遍，黑市交易极为活跃，士兵甚至会用军装、武器弹药来交换电子表和巧克力。

可以说，这场战争本就耗尽了苏联的资源与士气，再加上沉重的社会和经济矛盾，一旦信仰不再能支撑，军心瓦解便是理所当然。

影片的另一大亮点，便是通过班杜拉少校这一形象，细腻剖析了一个忠诚、勇敢却深陷体制压迫与个人迷茫的军官的精神世界。

他手下的伞兵，有的是积极响应号召、自认肩负“国际主义义务”的热血青年，有的则是投机分子、只想用前线经历换取晋升资本的关系户，还有的干脆已经在腐朽的环境里丧失斗志，只想浑水摸鱼捞点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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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杜拉既要执行上级命令，又要协调内部矛盾，既想让士兵少牺牲，又往往因为命令不可违抗而沦为嗜血屠戮的“工具人”。

他看似拥有光环，却处处受到制约，注定难逃被宿命捉弄的下场。若没有那位将军对他的“记仇”，或许他早在莫斯科的军事院校里当教官，根本不会在阿富汗的枪林弹雨间日日挣扎。

影片终局，班杜拉少校选择自我了断，留在了这片再也无法离弃的土地，象征着一个几乎不再相信祖国、对制度与理想都心灰意冷的人最后的抗争。

镜头语言将他与飞机拉起的镁光弹相互交织，让人仿佛看见一个孤独的灵魂，伴随着帝国的裂痕消散在滚滚硝烟之中。

或许，对于苏联一代军人而言，这正是他们共同的归宿，既没有凯旋而归的荣光，也没有坚守阵地到底的归属感，就这样被历史的洪流无情地冲走。

回望那段历史，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恍如隔世”的讽刺感，曾几何时，美国担忧苏联钢铁洪流会席卷整个欧洲，而今，苏联的遗产被多国瓜分，俄罗斯更是跟乌克兰兵戎相见。

换言之，一旦信仰垮塌，工业体系失去方向，大国荣耀也就不过是一堆生锈的装备和几排寂静的勋章。

当我们用第一人称角度去解读《霹雳红星》时，就会感受到的一种深切的无奈，一种来自帝国边境与全球地缘政治对撞后的酸楚，而当我们从第三人称角度审视这部作品时，则又看到一个曾让世界瞩目的军事强权，在缺乏经济活力与制度改革支撑时，如何加速坍塌、走向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