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在兵器并未出现实质差距的古代乃至近代早期战争中，在战术层面上大量杀伤敌军往往也意味着自身的重大伤亡，这似乎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战争铁律。然而在从古至今的战场之上，仍然存在着一条百试不爽的制胜法宝，那就是提高军队的机动性，从而利用时间换取空间，在特定区域对敌形成战略优势，进而谋取全局胜利。
所谓战机稍纵即逝，古今战场上的众多战例就为我们诠释了机动性的战争真理。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
这里所谓的“奇兵”制胜正是强调在敌人出其不意时通过“势险而节短”的战略手段来克敌制胜。孙武这位军事大师对其军事才略的著名实践便是春秋末年的吴破楚柏举之战。
周敬王十四年
（前506）
，楚国衰微，曾经的属国蔡、唐自愿助吴攻楚。吴王阖闾遂与蔡、唐联合进攻，以伍子胥与孙武为统帅，发动了“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战”的决战。战争打响后，吴国倾全国3万水陆之师，乘坐战船，由淮河溯水而上。此时吴国充分利用水道便利运送兵粮，最大限度减少了后勤补给压力。楚人听闻吴国水师西来之后，迅速向西回师驻防。
此时楚国境内东北向西南拥有两道天然地理屏障：大别山与汉水。战国时代陆军以车兵与步兵为主，其作战灵活性较差，而吴国水师西进则属于逆流而上，速度更慢，因此吴军在进抵淮汭
（今河南潢川，一说今安徽凤台）
后，孙武突然决定舍舟登陆，强调，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预料）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即放弃传统作战优势而寻求提升作战机动性，以“速兵”走“不虞之道”。于是，孙武领吴军3500名精锐士卒为前锋，迅速穿过楚北部大别山的大隧、直辕、冥阨三关险隘，避开了方城一线移动缓慢的楚国重兵集团，不出数日便挺进到汉水东岸，深入楚国腹地，也为后续吴军主力推进扫平了道路，取得了先机。
在第二道地理屏障的对峙中，楚人智囊左司马沈尹戍又针对吴军快速机动性打法的弊端提出应对之策，提议由令尹子常率楚军主力沿汉水西岸正面设防，他本人则率部分兵力迂回吴军的侧背遏制其后路进行两面夹击。这本是一个合理的应对方法，奈何令尹子常因贪图功劳而贸然东渡汉水，最终在柏举
（今湖北麻城一带）
被吴军彻底击溃。面对楚国溃军，吴人同样充分利用自身机动优势，以军队轮番冲击楚国残兵，先在清发水上半渡击破楚军，随后又在雍澨
（shì）（今湖北京山）
击破埋锅做饭的楚人，以此对楚人形成精神与体力上的巨大威慑，使其不仅无法聚集形成战力，更将恐惧传递给后方的楚军。
楚人主力溃败后，左司马沈尹戍领兵回援，吴军以逸待劳击破了这支楚人的最后精锐。至此，楚人再无重兵，楚王仓皇出逃。吴军乘胜渡过汉水，五战五捷，直入郢都
（湖北荆州）
，创造了骑兵时代之前步兵充分发挥战略机动性的典型案例。
两汉时代，古代中国迎来了骑兵发展的黄金时代，以往与其他兵种混编作战的骑兵开始大规模以独立编制进入战场承担作战任务。《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载：
“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
从汉朝开始，以匈奴等游牧民族为代表的统一的草原政权成为中原王朝不得不面对的重要敌人。习惯于“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的游牧民族不仅全民皆兵，而且没有固定的城市居所，因而具有完全不同于农耕民族的快速机动性，他们经常利用骑兵能快速移动和灵活作战的特点，实施游击战术，通过侦察、骚扰等方式在战争全时段削弱步兵实力，并在战场上利用骑兵速度优势快速实行穿插、迂回、分割歼灭等多种战术手段，甚至能在短暂失利时化整为零，“作鸟兽散”，以最大限度保存自身实力。
面对游牧民族的巨大压力，西汉王朝开始大规模储蓄骑兵作战潜力，一方面使民间大批量蓄养马匹，另一方面不断发掘培养骑兵作战的将领。待到汉武帝时代，西汉王朝针对匈奴的大反攻便首次实现了农耕民族对抗游牧民族的巨大机动性优势。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中，卫青、李息率领汉朝骑兵大举出塞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云中
（今内蒙古托克托县）
向西迂回包抄，突然掩袭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并一举击溃之，从而在匈奴主力反应之前横扫整个河套平原。
在被后世称为“张中国之掖，断匈奴右臂”的河西之战中，霍去病破天荒地采用外线大迂回的天才想法，将骑兵作战的高度机动性发挥到了极致，先由今宁夏灵武渡过黄河，向北越贺兰山，率兵深入浩渺无人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在匈奴人毫无防备的状况下绕道居延海
（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部）
，转而由北向南，沿弱水而进，直插河西走廊腹心地带，深入匈奴境内2000余里，彻底击破浑邪王、休屠王两大部族，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原王朝之下。数年后的漠北之战中，霍去病更是带领数万骑兵绝漠远征，渡难侯山与弓卢水
（今克鲁伦河）
，直抵匈奴漠北水草牧场的核心，击灭匈奴左贤王主力，俘虏万余人，完成了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登临瀚海这一
系列被后世视为无上武功的辉煌之作。
骑兵作为中国古代军事作战中实现战场机动性的核心元素，自两汉时代勃兴后始终在战场上保持着决定性的地位。魏晋以降，北方少数民族内迁，且马镫大规模运用于骑兵作战，从而使骑兵作战出现了轻重骑兵综合作战的多元化发展，使得骑兵的机动性作战能力得以显著提升。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大部分将骑兵建设放在首位，不断强化军队的作战机动性，除使用传统的骑射突骑外，还强化了部分骑兵部队的铠甲配置。
“（石虎）简练骑卒，虎牙宿卫，号云腾黑槊骑五千人。”
“慕容恪乃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铁锁连其马，为方陈而前。”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一套南北朝时期甲骑具装
（泛指全副武装的骑马部队）
，由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与寄生等部分组成，有甲片三千，预计重量达数十公斤。这些重骑兵的配置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削弱了骑兵的机动性，但是实际上大部分重甲骑兵都配有辅兵与辅马，平时战兵不着甲轻装疾行，抵达战场关键位置后方才披甲发动致命打击。
南北朝对峙的两百年风云中，北朝骑兵时常以骑兵的高速机动性来对付南朝以步兵为主的军队。例如被称为最后一位匈奴君主的北朝雄主赫连勃勃，就深谙骑兵机动作战的精髓所在：
“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
在对抗刘裕驻守长安的南朝军队时，赫连勃勃以“青泥、上洛，南师之冲要”，置“游兵”断其去来之路，然后“杜潼关，塞崤、陕，绝其水陆之道”，利用骑兵的高速进击将刘裕集团的良将强兵困顿于长安孤城，最终尽数歼灭南军，彻底断绝了南朝收复中原的雄心。
到了隋唐时代，以高度机动性著称的唐军在整个北方战场上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在平定高句丽、吐谷浑、东突厥、西突厥与铁勒九姓的战斗中，唐军往往以骑兵快速突进实行斩首行动或利用步骑兵结合分进合击，实现了对游牧民族军队的高效打击。根据《通典》记载，唐朝一军战兵二百八十队中，骑兵便占有八十队，接近总兵力的30%，而其他弓弩手与跳荡兵
（侦查与袭扰）
也多配有马匹运送，至战场方才下马步战。这种高度机动性的配置让唐朝军队在作战中可以完全达到与游牧民族同等的机动效率，却又拥有高度严密的行伍号令部署，因而可以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而正是以高机动性无往不利的唐朝军队，在鼎盛时期也曾经被吐蕃大败于大非川，其原因正是唐军机动性在青藏高原上的极度削弱。比如唐军对吐蕃作战必须选择春末进军，秋初回师，适合作战时间仅有4个月左右，如此苛刻的作战要求对唐军机动性进行了巨大的限制。而在青藏高原的高寒天气之下，行军必须携带大量御寒衣物、足够的粮秣与柴薪，因而必须有足够的辎重部队随行，也就大大减缓部队的行军速度，这反过来又使得唐军利用机动性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唐军深入青藏高原必须从湟水谷地进入青海湖附近，然后向南穿过大非岭、积石山等亘古不化的冰山，这些山脉高耸入云，难以翻越，唐军必须绕行曲折前进，而高原环境又导致唐军素来擅长的运动战法难以施展，于是造成了对吐蕃战争的致命弱点。
元朝以骑射立国，将骑兵纵横迂回的大纵深战法练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蒙古骑兵的辉煌战例虽然不胜枚举，但是概括而言，依旧是通过骑兵的高速机动骑射最大限度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骚扰、阻断敌方城池与重兵集团的后勤补给与交通线路，在疲敌困敌之际出动主力部队
（包括重骑兵）
与回回炮等重武器，给予敌人最后一击。
到了明清时期，火器的出现开始部分改变了战争的面貌，明朝初年的神机营便装备了包括盏口炮、碗口炮、将军炮、手把铳、神枪、快枪、单飞神火箭等大量火器，而明朝军队大规模装备制式武器却要等到嘉靖年间佛郎机人
（葡萄牙人）
造访之后，来自西洋的鸟铳与红夷大炮迅速被明军仿制并批量配置于明军。
看起来，火器的兴起似乎能给战争格局带来巨大的转变，然而配备了早期火器的明军依然无法弥补自身机动性缺失。在明清易代的著名战役萨尔浒之战中，明军鸟铳所用的火药受潮，无法正常击发，而后金军则借着明军的火光，用弓箭精确狙杀明军。不仅如此，后金军于四日之内趁明军西路军、北路军与南路军分散迟缓的状态，将其逐一击破，集十万之众先后在多个局部战场上形成优势局面，而后分割歼敌，证明了早期火药时代军队机动性的重要性依旧远高于武器装备的优势。
“鸟铳固优于矢，但铳精则胜于用矢。铳具不如式，习之不精，反不如矢，而让敌以长技矣。”
清朝建立后尽管十分重视火器，但是由于作战对象水平与环境的限制，其技术水平更倾向于实用改造而非技术革新。比如面对18世纪末各地农民起义的状况下，清军仿效准噶尔所使用的赞巴拉特火炮制造了大型火绳枪抬枪，通过射程上的优势来抵御叛军。作为单兵武器的火绳枪与明代鸟铳并无二致，同样用于城防、岸防的红夷大炮则完全停留在17世纪欧洲前装滑膛炮的水准。清军这一武器水平也一直延续到了鸦片战争前夜。
在清王朝第一次正面硬扛欧洲近代化军队的鸦片战争中，传统说法始终强调双方在正面作战武器上的巨大差距，但是实际上，当时英军主力使用的长管陆战款式褐贝丝燧发式火枪在射速上仅能达到3发/分钟，在射程上甚至不及清军的抬枪，仅在火炮层面具备两倍以上的高精度射程。理论上，清军如果能够充分利用防御位置和人数优势层层阻击，应该不至于遭遇惨败。
实际上，清军在组织部署上巨大的机动性劣势才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当时清朝东南四省的驻防兵力加上临时征调的部队，总人数大概在25.8万人，这对于英军最高不过两万人的战力依旧是十倍之差。然而，这种总兵力优势却并没有在鸦片战争的战场上得以体现。
首先，清军看似雄厚的二十多万兵力需要铺满整个东南四省的军事重地与海上港口，只能被动防守等待敌人进击而无法主动出击，而英军则可以利用大型风帆战舰随机在任何一个港口登陆作战，以快速的机动运输能力在某一个登陆点取得同等乃至于优势的兵力。比如鸦片战争初期的定海清军仅一千人，却要面对英军五艘战舰与近千名士兵的突然袭击。在次年
（1841）
的广东沙角、大角之战中，英军1461名官兵与七艘战舰重兵围攻的两座要塞的清军守军也不过千人。
清军在重要点位投放驻守的兵力数量都不及英军，其海防观念还停留在分部扼守炮台便能守住海防的陈旧思想上，对英军强大的海上机动登陆作战能力完全没有意识，从而导致海上防守炮台在遭遇英军登陆后相互孤立，无法形成机动优势兵力，从而被英军各个击破。比如历史教科书上壮烈殉国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将军，在驻守靖远炮台时身边仅有253名士兵，可见清军海防部队机动能力的极端薄弱。不仅如此，被清王朝作为海防要塞的各个炮台在设置上经常偏重内河或固定面向某一方向，从而导致具有高度机动能力的英军可以在炮台的死角从容登陆攻占炮台，让其变成一堆无法使用的破铜烂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