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举债是用于当前的开支，而不是为了做出亟需的长期投资。
文丨迈克尔•斯特兰
本文作者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经济政策研究主任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似乎一致认为，美国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应该继续放着不管——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一直在缓慢地侵蚀着经济繁荣的根基。
那是什么问题？国家债务。
无党派倾向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公布，在到2023年为止的半个世纪里，由公众背负的联邦债务平均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8.3%。这项债务目前远高于其历史平均水平。CBO预计，明年，即2025年，国家债务将超过年度经济产值，这将是自美国在二战中扩军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1946年，债务与年度GDP之比为106.1%。CBO预计，2027年债务比率将超过该水平，2034年升至122.4%。在那之后，该比率预计将保持稳步上升。
这一轨迹是由什么因素推动的？美国债务状况的详情指向一个清晰的罪魁祸首。到2034年，CBO预计联邦税收收入将为年度GDP的18%——比过去50年均值高出70个基点。2034年联邦支出预计为GDP的24.9%，比历史均值高近4%。
换句话说，未来10年税收收入和政府支出预计都会上升，但支出的上升预计会快得多。美国面临支出的问题，而不是收入的问题。
更确切地说，美国存在三大支出问题：社会保障体系(Social Security)、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以及债务利息支出。其他政府支出——诸如军事、教育、执法、救灾和国家公园等方面的支出——预计将会下降。引人注目的是，CBO预计2024年美国在利息支出上花的钱会超过国防支出。
当然，2017年特朗普实施的减税政策造成了税收减少，导致预算赤字和国家债务的规模有所上升。减税（通常）不会填补自己造成的窟窿。但就算税收收入水平增加也不会改变未来政府支出的上升轨迹。
根据无党派组织“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废除2017年的《减税与就业法》(Tax Cuts and Jobs Act)并提高针对高收入家庭的资本利得税只能让2034年的债务与GDP比率降低两个百分点（从119%降至117%）。由此增加的税收收入将使2050年的债务与GDP比率从160%降至157%。
要解决预算问题，第一步是正视它。但哈里斯和特朗普在总统辩论中一次都没有提到“债务”。2024年共和党纲领中也只字不提。哈里斯的竞选政策手册也只是一笔带过地提到债务和赤字，声称她胜过特朗普。
事实上，两位候选人的税收和支出计划都将使问题变得更糟。两人都坚决反对削减社会保障体系和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福利。“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估计，从2026年到2035年，特朗普和哈里斯的政策将分别导致债务增加7.5万亿美元和3.5万亿美元。
美国2016年后出现民粹主义转向，不愿妥善应对上述困难正是这种转向带来的遗憾动向之一。小布什(George W Bush)的税收和支出政策增加了预算赤字，但他在2005年把解决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长期问题摆在了国内事务的首位。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任期间积累了巨额赤字，但他曾试图适度减缓社会保障福利的预期增长。
正如人们经常讨论的那样，不断增长的国家债务可能引发财政危机。但是没有发生财政危机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没问题。几十年来，美国的财政失衡一直在缓慢侵蚀人们的工资和收入。
经济学家发现，债务与GDP之比每升高1个百分点，长期实际利率就会上涨1到6个基点。根据CBO的数据，预算赤字每增加1美元，私人投资就会减少33美分。
投资减少减少了国家的资本存量，降低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降低了他们的工资，降低了劳动力参与率。几十年来，这些影响不断累积。此外，美国借贷是为了为当前的消费、而不是投资提供资金。庞大的预算赤字正在牺牲长期增长和更高的未来生活水平，以支撑如今中产阶级退休人员的花销。
不断上升的债务也挤占了必要的国防和科学研究投入，并使扩大劳动阶级的经济机会变得更加困难。联邦政府在利息支付上的支出已经超过了在儿童福利项目上的支出。
特朗普和哈里斯被视为截然不同的两位候选人，他们所属的两个政党势不两立，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但如果你根据政府如何花费纳税人的钱来定义政府的行为，两位候选人之间、两党之间似乎都存在很强的共识。根据我的计算，从2024年到2034年，政府总支出预计增长额的78%将来自社会保障体系、联邦医疗保险和债务利息支出的增加——这三项是两位候选人和两党都不愿触碰的。
这种两党共识在威胁着未来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