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忠老师近照
李松锋，作者授权发布
中小学时，教学楼里一直挂着亚里士多德的名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尚未明白“真理”为何物的年少岁月里，这豪迈的格言便深深烙在我的心底，仿佛在老师与真理之间，必须有所取舍，且应当毫不犹豫地站在真理一边。然而，随着年岁渐长，阅历增多，沐浴着的众多师恩如涓涓细流，早已悄然“和平演变”了我的价值观。我渐渐明白，相较于虚无缥缈的大写“真理”，那些在我生命中赋予真切关怀与温暖的老师，更值得我由衷敬爱。
一
李树忠老师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但因缘际会，我成为他的学生略晚于常规。2010年，我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师从蔡定剑先生研习宪法。然事与愿违，两个月后，蔡老师因病英年早逝。根据学校安排，我重新选择导师，遂联系了李老师。
依稀记得那年11月的一个午后，我依照约定来到老师办公室，带着一本译著《伟大的篡权》作为见面礼。如今回想，那时的我颇为幼稚。尽管知道李老师是英国宪法领域的专家，我还执拗地向他陈述了我对美国宪法，尤其是政教关系的强烈兴趣，并希望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老师耐心听完我那颇为粗糙的想法后，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支持我以此为研究题目，只是勉励我不要忽视对英国宪法的学习。从此，我们订下师生情，迄今十五载，且必将延续我的余生。
十余年来，我愈发体会到老师对学生的宽容与支持。他在学术研究上给予自由与鼓励，在生活和工作中提供帮助，似乎从未因我的选择而提出过反对意见，总是以无言的信任和包容，为我点燃前行的明灯，并作我坚强的后盾，让我在追求知识与真理的道路上感到无比的踏实与温暖。
二
法国思想家苇叶（Simone Weil）曾言，“爱，是众神与人的老师”。李老师的为学与为师，正是这份深沉爱心的体现。老师是一个真正热爱宪法的学者。如今把专业当饭碗的有之，当跳板的有之，而老师纯粹是出于学术兴趣，以赤诚之心钟爱着宪法事业。我不知道他最初选择宪法学的缘由，但知道他将其视为使命，乐于并享受以宪法为业，教书育人，正如韦伯所说的“志业”。他为女儿取名为“宪”，可见他对宪法的钟情。甚至在饭桌上，老师也痴迷于讲宪法，信口拈来，古今中外，或谈原理制度，或述趣闻轶事，或讲经典案例，从没有激昂高亢，而是娓娓道来，环环相扣。偶尔，他还能大段背诵《人权宣言》等经典名篇。当然，老师能够大段流利背诵的还有从中医父亲那里启蒙学到的“药性歌”。
在酒桌上见识过太多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指桑骂槐，闲论人非的场景，老师借酒讲宪法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时有他人岔开话题，论人长短，老师总是轻描淡写地转移话题，迅速将讨论带回到宪法上来。不少人提到将老师茶余饭后讲论的内容整理成文，必定会充满智识的洞见。可能是我没见过世面，至今未曾遇到像老师这样热衷谈宪法的第二人。常言道，酒品见人品，处事显教养。每当听老师在酒桌上谈论宪法，我不禁感叹，这该是一个内心多么纯净的人，经历过无数世事风雨，然而在酒精的麻醉下，涌出心底的，没有任何人际纠葛，始终是他所钟爱的学问与志业。
有人言，“宪法学是有祖国的”。老师对宪法学的探索始终带着对国家的赤诚之心。曾有同事偏爱联邦制，并在一次关于制度建设的讨论中表达了对联邦制的肯定。老师则坚决表示，如果中国实行联邦制，某些地区可能借机搞分裂。那位同事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这不属于学者关心的范畴。老师毫不妥协，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他可以接受联邦制，但决不容忍国家的分裂，这就是他宪法学研究的底线。
老师对学生的成长充满爱心，又颇有技巧。我在清华做博士后的第二年，决定谋求教职。从未站过讲台的我，并不清楚自己能否胜任这份工作。老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专门请我到他的研究生课堂讲一次美国宪法。我使出浑身解数做了准备，老师坐在台下认真听了一节课。虽然课堂人数不多，但那是我讲过最紧张的一次课。课后，老师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让我信以为真，平添几分信心。
三
老师表面上似乎有些学究气，实则内心极富对人的关怀。记得老师曾自嘲说，他不像有些老师，能够主动关心学生们的个人生活和情感问题，而他似乎只会讲宪法。平日里和学生们聚餐，也是侃侃而谈宪法。其实，老师深知每个学生的需求，本能地关心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并力所能及给予实际的帮助。诸如，他主动为学生们联系工作；根据各自的家庭情况和需求，为学生们规划未来；得知一位工作多年的学生遭遇家庭困难，甚至毫不犹豫拿出自己不多的积蓄予以襄助。这样的事情在老师那里比比皆是。
我个人当然是深受其恩。当老师得知我在北京买房子之后，直接表示愿意为我提供资金支持。2017年春，妻子临产，我需要调整工作安排，老师安慰我一定要照顾好家庭，并坚定地对我说，“需要的话，我可以替你上课”。那时，他已担任副校长，多年没给本科生讲过课，也无暇亲临教学一线。我深知，非到迫不得已，绝不能在这些事上麻烦老师，但他毫不犹豫、铿锵有力的话语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待我做了导师，开始有自己的研究生。老师将学生的学生仍视为己出，逢年过节或毕业、入学之类的师门聚会，总要带上学生的学生，师生辈“三世同堂”，其乐融融。当然，聚会总由老师买单。这既给年轻的学生们一种大家庭的归属感，更是帮助我这种缺乏经验者拉近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老师像一位“牧者”，“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让我真正体会到大树荫下既挡风雨，又享清凉的平安与温暖。
我从未在老师面前“诉苦”或“哭穷”，然而他总能洞察到我的需求，体谅我在北京生活的不易，背负着房贷和养家糊口的压力。他积极为我介绍讲课机会，让我赚些外快贴补家用。许多时候对方是冲着他的身份和名气而来，但他大力举荐，美言相加，让我替他出场，只因他知道我需要这份薪水。
四
老师是一位爱才之人。对有学术成就的同道，他是发自内心地敬重。遇到优秀的学生，他会主动邀请他们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帮助他们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老师门下有多位研究生，都是他主动“找”来的。以至于，当别的学生谈起拜师学艺的艰辛时，老师笑称自己是“求”着别人来读他的博士。
我曾给老师推荐过一名学生，那是我指导过的一位本科生，论文获“学术十星”，这在法大有“诺贝尔奖”的美誉，保研加分大项。在与该生的交往中，我发现他有两点尤为突出：一是学术上有灵气，并能把想法迅速转换成文字，善于吸收他人意见；二是该生本科时自学日语，达到了出国留学的水平，表现出强大的自律性和对新事物的好奇心与学习能力。在他到外校读完硕士并工作两年后，产生了强烈的读博愿望。于是，我鼓起勇气向老师做了推荐。老师在没有见到该生的情况下，仅凭该生过往成绩，就当即表示鼓励他报考。后该生顺利入读，并在学术上锐意进取。
老师爱才，甚至能够容忍学生其他方面的不足。像我这种不通人情世故，或用老师的话说，性格上有些“蔫儿”的学生，他不仅不以怪，反而理解并尊重每个人的专注点。博士毕业时，鉴于京城人才济济，我自觉定居不易，背着老师，主动联系了京外高校，并做好了前往就职的准备。老师得知后，主动挽留，为此还与对方沟通，表达歉意，只希望我能有更好的发展平台。
五
老师擅长教育管理，颇有建树。二十八岁就担任副处长，三十五岁掌管继续教育学院。在那个高校跑马圈地的时代，他带领团队开拓培训资源，创下了可观收入，为学院、学校以及同事们带来显著收益。后来，他担任教务处处长，校长助理，参与并推动学校教育改革。
2011年11月，学校举行副校长的竞争上岗选拔。21日上午，在昌平校区学生活动中心学术报告厅举行述聘大会。校党委常委会根据民主推荐结果，从五位应聘者中确定三位进入面试及民主测评环节。老师作为候选人之一，参与了民主测评竞聘。作为学生的我，固然没有资格亲历盛况，事后听闻，老师高票当选。这次通过民主方式选拔校级领导，好像是法大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心中偶有好奇，老师有何魅力竟能在复杂的环境中深孚“左”“右”众望，获得如此广泛的支持与认可。或许这是见仁见智的谜题，但据我观察，老师具有公道之心，不循私利。据说他在述聘大会上公开表示，做处级干部十多年，从未给个人报销过一分钱。要知道，他主管继续教育学院相当长的时间，过手上亿资金，却能做到分文不取。此外，他具有悲悯之心，尊重每一个人。作为校领导，他能在办公室耐心听一位前来投诉的教师倾诉一下午。当一位颇受争议的老师遇到困难，别人唯恐避之不及时，他第一个奔赴现场，带去兄弟般的问候和关怀。其实，很多时候，倾听和陪伴本身就是最好的解药。
当然，作为校领导，老师也有过“败笔”之处。刚当副校长时，恰逢法大60周年校庆，老师作为负责人之一，筹备这次活动。那是一场有多位国家级领导人发来贺信和题词，诸多副国级领导人亲临祝贺的盛典，每个细节都要严谨无误。单是为了会场座位安排，老师在庆典前一晚专门请来在中办负责相关事务的昔日学生，按照中央会议标准，通宵逐一确认。事无大小，丝毫含糊不得，熟料还是有个环节出了“问题”。庆典大会环节之一是教师代表致辞，老师响应校友呼声，认为如此场合，致辞者只能是校友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永远的校长”江平先生，遂大力举荐，后经校党委讨论确定。江平先生在不足10分钟的致辞中，直指要害，开场便说，“纪念校庆应该更多地来反思自己的不足，来寻求未来发展的方向。”接着，江先生坦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自由的，就是人格的独立和学术上的自由。这是大学的灵魂所在。没有它，大学就没有灵魂；大学是学术机构，应当去行政化。去行政化应当首先解决领导体制，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校长负责制？这是应当允许公开讨论的。”据说由于这番话，给学校招来麻烦，老师为此写了“检讨”。
六
老师有所爱，也有所不爱。据我所知，老师爱才却不爱财。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京城工作大半生，并曾官至副厅级，竟然没有积蓄。家庭遭遇难处时，尚需他人帮助。这也是他敢在述聘大会上公开说自己没有徇过一分私利的原因。
老师真把一切看作身外之物，属于精通“散财”之道之人。家中的一切，仿佛除了珍稀版本的图书，都可以随手送人。学生们去他家时，通常不会空手而归。他会把家里暂时用不上，吃不完的东西分享给我们。我从他那里带走的不仅有精美礼品，还有他从老家带来的特产。他那份真诚，时常让我无法抗拒。记得有次我要离开时，老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就随手拿出桌上的两条烟递给我。他知道我不吸烟，但他知道人情往来，我可能需要花钱去买。事后不久，我以老师的名义把这两条烟带给了老师的老师。不过，老师对书无比珍爱。每遇好书，他从不吝惜，收入囊中，还从旧书市讨来不少好书。有次搬家时，由于太过匆忙，他把自己收藏的全套《读书》杂志送给了帮忙的同事。事后念及此事，他常感慨不已，直说那套书实在可惜，不知他们是否明白其价值。
老师承担少许项目，但不做学术“包工头”。硕士生基本不允许参与他的项目，以至于学生们为了寻找锻炼机会，还要去给别的老师“打工”。偶尔他需要代查一些资料，也是为了训练学生的检索能力，都会给学生发足费用。博士生若参与一些研究项目，都会按照经费管理办法，合理予以分配。老师曾利用个人资源，谋得一些赞助，成立制度学研究院，所有经费都用来资助青年学者出书、科研。他分文不取，完全为他人做嫁衣。
老师长于行政管理，却不喜欢繁文缛节，袍笏登场的感觉。担任校领导后，各种会议、酬酢应接不暇。老师善饮，有着内蒙人的豪爽，酒量亦惊人，纵使喝至凌晨，也不影响第二天早晨按时出席各种重要会议并作严肃发言，显然上天赏赐了他做行政的才能，但他并不乐于这种生活。记得有次活动，我幸在场，饭后送他回家，当时已近凌晨，第二天早上，他还要参加一个会议并致辞。在小区门口，他停下来和我多聊了几句。他说，每当夜深人静，喧嚣散去，他常会追问自己如此活着的意义。那一刻，我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震惊。要知道，那时的老师活着多少人羡慕不得的生活，所到之处，受人拥戴，可他的内心不喜欢这种“竿木随身，逢场作戏”的生活，很早就萌生了退意。
七
由于长期从事行政工作，老师在学术上可见的成果相对较少。这几年逐渐卸下行政事务，陆续有一些文章面世。但老师对宪法学研究有着宽阔的视野、比较的眼光和敏锐的问题意识。二十年前，老师关于“表达渠道权”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课题；对外国宪法案例的关注和介绍，曾引时代之先。他的《国家机关组织论》是国内较早系统阐述国家机关组织制度相关理论的著作。该书细致分析了我国国家机关组织运作的现状，亦不回避其间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设性方案。对于我国国家机关组织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类研究即使放在今天，仍显得尤为珍贵。近两年，我们多次听到老师有重写该书的打算，大家对此都充满期待。
《国家机关组织论》封面
八
对老师的真正了解，是在毕业回校任教之后。尽管我仍然——也应当——执弟子之礼，但老师在许多场合介绍我时，总是说：“这是我的学生，现在的同事”。在同门微信群里，面对众多更年轻一代的师弟师妹，老师也会称我为“松锋老师”。随着老师卸下行政职务，有了更多闲暇，我们有了更多相聚的机会，我也得以对老师的生活趣味有了更深的了解。
老师是一个热爱生活，并善于生活的人。即便是一个人生活，老师的家里也总收拾的井井有条，衬衣时常熨烫得干净整洁。烟、酒、茶是老师的三大爱好，尽管他很容易就能品出味道，但对此并不挑剔，无论档次高低，都能乐在其中，真是既能品“宫廷盛宴”，又能享路边摊贩。据说，老师曾不愿让各方尴尬，陪外宾喝完一瓶假茅台。这件事至今成为笑谈。我有幸和老师共享过珍馐美味，也曾和他在路边大快朵颐。
疫情时期，困在家中，无法当面向老师请教，只能不时电话问候。后官宣“半解封”，不能堂食，只可外卖，遂联系老师，决定带菜去他家小聚。不言而喻，老师负责备酒。那天他有线上讲座，还一再交代无需外买，他会备菜。我从一家京菜馆订了老师爱吃的卤煮类和若干小菜。而老师亲自做了西红柿炖牛肉，并准备了多道美味。他用新鲜的西红柿和上等牛肉，高压锅炖了四个小时。那天，师徒二人，在他那温馨的居所，配着上等好酒，一解封禁之苦。但我要说的是，那天我吃到了迄今最好吃的西红柿炖牛肉。后来，我几次尝试照着老师的方法做过这道菜，但不知是食材品质不够，还是烹饪技巧不足，抑或两者兼有，总之，始终未能达到老师的水准。
九
真正令我叹为观止的是老师的人生态度。老师原本可能还有更大的发展机会，但天不遂人愿，屋漏又逢连夜雨，家庭变故牵连了他的工作职务，仿佛一夜之间，他失去了所有。“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那段日子，老师明显苍老了许多，头上白发可见地递增。作为学生，我既不便多问，也不知说些什么。偶有机会和老师相聚，也只是默然不语。但或许是内心坦荡，加上天性乐观，老师很快便展现出一种“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豁达与从容。
犹记得老师卸任行政职务后不久，正值期末考试阅卷。那天，在昌平逸夫楼法学院会议室，我与老师的一名研究生共同阅卷统计成绩。闲谈中得知，老师稍后会赶来为这位学生的一份材料签字。闻言，我不禁心生诧异，暗自责怪学生不懂事——在这种时刻，更应当主动前往老师那里，而不是让老师特意奔波。办公楼上都是同事，设若换做是我，定然不愿在那段敏感时期来回穿梭，引人非议。然而，不多时，老师如约而至，还带着一大包事先洗净的樱桃，分赠给在场的每个人。看着老师从容离去的背影，我恍然顿悟：这是一种怎样的豁达与从容！他以“行己有耻，直道而行”自守，以“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自处，于纷扰中彰显出一片云淡风轻的高洁胸怀。
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