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严仁英刚从严家大院高墙走出来后，却发现“墙外有墙”。27岁那年，她想要留在协和医院工作。可在严仁英看来，根据美国医院的惯例，女医生如果结婚，将不会有职业发展，常常会被调去看门诊。她的恩师、协和第一位中国籍妇科主任林巧稚就是终身未嫁。
她内心有过挣扎，但仍然决定遵循恩师的道路。只是在她担任协和住院医生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入协和，她失业了。
7年后，她申请出国深造被拒绝。她认为自己被拒“原因很明显，在5个人当中，我是唯一已婚妇女，还有孩子”。但这一次她没有向“惯例”屈服，她找到负责人，最后争取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妇产科内分泌专业进修一年的机会，条件是回原单位工作3年。
不过，“文革”爆发后，严仁英又被困了起来。
作为王光美的三嫂，严仁英多了一条“刘少奇插入北大医院的黑手”的“罪名”。那个时候。严仁英脱下了白大褂，换上了蓝色的卫生服，她从“严大夫”变成了“老严”，被安排在妇产科的一楼角落里，扫厕所。
严仁英当时正患甲亢，看上去又黑又瘦又高，很多年后，有人形容当时的她就像“甘地”。
严仁英知道如何在束缚中求生。很多人在厕所见到严仁英时，会悄悄地问她：“严大夫，您好吗？”还有的年轻大夫会主动跑到厕所里，小声地问严仁英，一些手术该怎么做，一些情况该如何处理。
严仁英的女婿周企源记得，医院的老医生告诉过他，文化大革命时，一名产妇即将分娩，家属和医生起了分歧。由于即将降生的宝宝个头比较大，医生的意见是，需要剖腹产。而产妇的家人不同意：好端端地，为什么肚子上要来一刀呢？争执不下时，医生悄悄找到了在厕所打扫的严仁英。严仁英给出了主意：可以不剖腹产。
最后用了产钳，孩子顺利降生。
所幸严仁英并没有被束缚太久。有一次，严仁英在厕所里碰见了自己曾经的学生来复诊，严仁英对她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解放了！可以到妇科门诊叫号了。”
严仁英又回到了门诊室，这一次她自己给学生看病。在严仁英的调养下，这位只有一侧卵巢的学生，在两年之后生下了一个女孩。
挣脱“文革”的束缚后， 严仁英又说自己要“革了临床医学的命”，她要从临床转行从事冷门的“围产保健”。
用严仁英自己的话说，围产就是围绕“分娩以前和以后”。目的是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促进母婴的健康。
她自嘲围产医学是个“怪胎”，是从临床中伸出的一条腿。而且“谁都知道，在妇幼做临床是能够赚钱的。而做保健不会有太多收入。”
为了说服他人，她常常跟人算账：坐在医院里，一个医生最多一天看30个人，而去基层做围产保健工作，一天可以面对几百人。“预防几百人不得病，哪个更有意义？”
围产事业刚起步时，严仁英带着一批从临床转过来的医生“下去找病人。”没经费坐车，严仁英就拿出自己做咨询的“顾问费”400元，用来垫付长途车费。
一群人早上5点多就跑去东直门外等着开往顺义的车。可有时候到大队卫生所找孕妇，孕妇却不出现，他们常常要“摸到”家里去看她们。
严仁英一直在尽其所能，为她的病人尽量减少生老病死的折磨。可实际上，她的亲人并没有少受疾病的束缚和纠缠：6岁那年，严仁英的父亲病死他乡；初三时，祖父严修也因肿瘤去世；小时候，她的三哥也因为肺结核，辍学在家。
在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严仁英和她的学生胡亚美，最早提出了安乐死立法的议案。严仁英在议案中写道：“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即使在患癌症的丈夫王光超病危时，严仁英也没有固执地为他延续生命。她说了让周围人都震惊的话——“如果我的老伴不行了，就不要再浪费国家的宝贵药品了。”“我同意他的尸体解剖，有利于医学发展。”“我不是感情用事，我对他这样，对自己也是这样。”
严仁英的女婿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病床前，当王光超的呼吸机气管被拔时，严仁英就在一旁默默看着。
在王光超的葬礼上，90岁的严仁英并没有像女儿一样哭得眼眶红肿。只是当“告别”结束后，严仁英每天晚上都要看丈夫的照片好一阵，想念的时候就一遍一遍地给王光超留下的花浇水，不少花都涝死了。
可是，14年后，当严仁英的生命走到尽头，没有人能够决定是否为她拔管。在病床上的躺了8年的严仁英几乎无法和外界交流。有朋友来时，她甚至都没办法睁眼打招呼。
4月16日13时24分，绿色呼吸器上不再泛起细小的水雾。时间给了104岁的她最后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