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乱世修身

文 | 龙应台

我评断一个人的品格，不看他如何对待比他地位高的人，而看他如何对待比他地位低的人。

在全世界看不到的地方，独处的自己可不可以为所欲为？与群体相处的亲与疏、进与退、逆与顺，如何考量？个人相对于国家，责任和义务之间一刀怎么切下？在更宏大的“天下”、“宇宙”之下，个人的位置在哪里？

修身，今天的社会已经很少用这个词了，但是修身若是理解为一个人对自我修养的要求和实践的锻炼，它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如同血液在血管中无声的流动。

▍马克·吐温的课

《亲爱的安德烈》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安德烈和我曾经在一个昂贵的餐厅用餐。服务生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出错，先是让我们不寻常地久等 ，好不容易菜来了，却不是我们点的菜，而且态度恶劣。忍耐了一阵子以后，我对他“正色”说：您——可以留意一点吗？

服务生满脸愠色地走开。安德烈说，“妈，你知道马克·吐温怎么说的吗？”

我对全身都是黑色幽默的安德烈高度戒备，没好气地问，“怎么说？”

“他说，”安德烈慢条斯理地，“我评断一个人的品格，不看他如何对待比他地位高的人，而看他如何对待比他地位低的人。”

这很可能是安德烈当场编来教训他妈的，但是我哑口无言。

另外一次，我和老二飞力普去了巴黎，地铁售票员粗鲁得不得了，我气极了但是又故作镇定，不骂那个售票员，就骂那个城市，说：“你看，这就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国家，果然又烂又慢。”

这时飞力普转过来对我说：“妈，你为什么不这样想：低收入的她一定住在离市区很远的郊外，来这地铁站上班可能要转很多次车，所以今天下冰雨，她可能天还黑就出门了。她的烦恼一定很多，可能房租都付不起，她可能很累。”

两次，都是十几岁的人给我上“道德课”。

▲ 马克·吐温与母亲，插画出自St. Nicholas，1916

幼年的马克·吐温也上过这样的课。

成长于南方的马克·吐温（1835-1910）家里有很多黑奴。在自传里，他曾经像账房记帐一样写下黑奴的价格，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年租十二美元，二十五岁的女性二十五元，体格强壮的男子年租七十五到一百美元。

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叫“三迪”的小男孩，千里转卖到了他家。小马克·吐温发现这个小奴工吵死人，无时无刻不在喧哗——“他一整天都在唱歌，吹口哨，喊叫，狂吼，大笑……”有一天他终于忍无可忍跑去母亲那里比手画脚地告状：“妈妈，三迪已经唱了一整个小时，一秒钟都没停过，实在受不了受不了，你可不可以叫他闭嘴？”

他发现母亲竟然眼里涌上泪水，嘴唇颤抖，跟他说了一番话：“那个可怜的孩子唱歌，表示他没在想他妈妈。他要是安静下来，我反倒要担心他在想家，那就太教人心痛了。孩子你想想，他这一辈子是不会再见到他妈妈的了。所以只要他唱歌，我们就只有感恩的份，绝对不可以叫他不唱。”

一次小小的教诲，马克·吐温永生难忘。一八六一年南北战争爆发时，二十六岁的他加入了南方的邦联军，但是参战两个礼拜杀了一个人之后就弃械离开了战场，不回头。

▍修身启蒙

在台湾成长的我，“修身”课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第一个浮现的是父亲的声音。冬日的清晨天色阴沉，大家都还在被窝里贪恋温暖的时候，他像士兵对军营吹号一样用愉悦得近乎恐怖的声音扯开喉咙大喊：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我的洪荒初始湖南家乡话，就是这几句朱子格言！

挣扎起床以后，昏昏沉沉坐下来吃早饭，他就继续：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出门发现要下雨了，他一定要你带伞，可是带伞，多没气质啊，不要不要，他就说：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当我的小学同学们还把“绸缪”读做“周廖”的时候，我可是清清楚楚知道它该念做“仇谋”。我的修身启蒙，就是这魔音穿脑的朱子格言，毋庸置疑。

等到长高一点了，他开始想跟我谈他的同乡，一个姓曾名国藩的人，但是父亲往往不连名带姓叫他“曾国藩”，他的这个湖南同乡的名字有四个字，叫“曾文正公”。我长高一点了，代表也懂得闪躲了，所以被叫去立正听讲的，通常是身为长子、身负重任的哥哥。曾文正公的修身十二条，对我的影响就小了。

可是，逃得了家长，逃不了学校。身为民国的小孩，第一首修身歌，全都跟身体有关。

卫生第一条，洗手记得牢，饭前大小便后，一定要洗净。

卫生第二条，东西要分清，茶杯碗筷手巾，不借给别人…

卫生第四条，大便要按时，最好每天一次，再也不能少

卫生第五条，手帕记得牢，咳嗽或打喷嚏，蒙着口与鼻…

卫生第七条，常常要洗澡，至少每天一次，能多也更好…

卫生第九条，刷牙记得牢，早晚各刷一次，牙缝要刷到。

▲ 台湾小学教室典型，图片源自网友蓝羊羊的博客

这首歌，据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有，一直唱到好几代人在台湾长大。 “信条”，就是反面话，信条说到什么就是你缺少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在战后物质缺乏的台湾，大部分人“饭前大小便后”是不洗手的；咳嗽或打喷嚏，是对着人家的脸喷出的；不常洗澡也不一定刷牙的。还有老师拿这过去的经验来提醒现在的学生：要有同理心，不要轻率地嘲笑别人，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四维八德

台湾的选举和街头运动多年来已经成为华人地区的观光节目。2006年在反对陈水扁的示威现场，人群簇拥着一个巨大的字，“耻”，在街上游行。看热闹的人可能以为，这个字就是一个单一的概念，骂人“不知羞耻”。可若是继续看下去就会发现，“耻”的前面还有“廉”，“廉”的前面还有“义”，还有“礼”。原来“耻”只是是一组特定修身概念中的一个元素而已。因此抗议者想说的不只是单纯的“你不知羞耻”，而更是“你违背了我们从小就学的所有的伦理价值”。

“礼义廉耻”出自管仲《牧民篇》。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大规模的“新生活运动”，把“礼义廉耻”当作全民道德教育的核心主轴，希望把这一套修身哲学贯彻到政府官僚系统、社会生活层面，尤其是学校教育体制里面去。延续到后来的台湾，“礼义廉耻”的“四维”成为所有学校的基本校训，代代相传。街道名称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青年守则十二条》，像基督教的主祷文一样，每周的周会里全校师生跟着合声背诵。

在中国大陆成长的人，受文革的影响巨大。事实上，在台湾长大的我们，所受的影响一点也不少。为了抵抗文革对于传统文化的破坏，台湾在一九六六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用“文化复兴”来对抗“文化革命”。“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观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渗透进入教育。

《国民生活须知》成为全民的修身守则。很多大陆人到了台湾之后对台湾人温文尔雅的进退举止印象深刻，我就会想起林林总总九十六条《国民生活须知》里的第九条：

举止稳重，步武整齐。乘车搭船，上落莫挤；

先让妇孺，老弱扶持。拾物还主，相识见礼。

喷嚏对人，吐痰在地，任意便溺，皆所禁忌。

公共场所，遵守纪律。就位退席，鱼贯出入；

莫作吵闹，莫先抢说。约会守时，做事踏实。

当然不能说，台湾人现在的“气质”都来自这些政府推动的修身教育。一九三四年蒋介石一推出新生活运动，胡适就大加批评说，国民素养不可能来自从上而下的宣传运动，它必须植根于总体的经济发展，因此政府的首要责任应该是提升人民的经济水平而后国民素养才会水到渠成。胡适所说的，基本上就描述了几十年以后台湾逐渐发展出来的模式。

▲ 1934年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

▍操场上一张藤椅

我们的时代比从前乱吗？

2016年被国际媒体总结为近年来最令人不安的一年。叙利亚和也门的血腥战争、恐怖攻击的席卷全球、成千上万难民的浮尸公海、英国脱欧导致的欧盟动荡、川普带来的民主大颠覆，更别提我们身在其中的南海冲突和台海局势。全球化和网络科技使得我们的不安和恐惧变得极度透明，无所隐藏。在饭局上，在座谈中，常常可以听到“时局不好”的用词，“乱世”的不安感普遍弥漫。

可是，今天真的比从前更乱吗？李鸿章怎么说他的时代？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用今天的语汇来翻译——这不是在讲全球化的侵门踏户吗？

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这不是在说讯息科技的急速发展使人措手不及吗？

一八七四年李鸿章的变局描述，其实提醒了我们：

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震撼，并不始于今日。 新时代冲撞原有价值秩序而造成迷惘，也不是今天才有。

我们生在怎样一个奇怪的世界！

一面有伟大的进步，一面是无情的摧毁；

一面是精微的知识，一面作残暴的行动；

一面听道德的名词，一面看欺诈的事实…

宗教的势力衰落，道德的藩篱颓毁，权威的影响降低。

旧的信仰式微，新的信仰尚未树立。

在这青黄不接的时代...人趋于彷徨，由彷徨而怀疑，由怀疑而否定，由否定而充分感觉到生命的空虚。

这段话彷彿在描述二零一七的时代情绪，却是曾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一九四二年所写，而他的时代，头上有轰炸机群丢掷炸弹，脚下是炽热冒烟的焦土、肚肠爆裂的尸体。

在命如蝼蚁的乱世中，修身有意义吗？经历了惨烈的重庆轰炸的梁漱溟，或许是一种答案：

……一九四零年五月初旬的一天... 我们逃警报回来，发现学校操场中心放着一张藤圈椅，问下来知是我们的客人在警报时间内，从房内搬来坐着看书的。

那客人鼻架无边框眼镜，身穿长袍马褂。是梁先生！长袍马褂是国民参政会的礼服。

漫天硝烟中一张安静的藤椅、一袭整齐的礼服，是梁漱溟在展示他修身的淡定——平时如是，战时如是；盛世如是，乱世如是。

▍大解构

但是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挑战，绝对严峻。二零一七年一月发表的二十八国“信任”普查极为忧虑地指出，民主世界里人民对于机构的信任度降到前所未有的新低。全球化和网络科技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原有权威结构的崩溃解体——人民不信任总统、不信任国会、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媒体，不信任知识菁英，不信任企业，不信任慈善机构……

信任是治理的基础，基础崩塌，整栋大楼会如何？李鸿章、罗家伦、梁漱溟的时代，知识菁英虽然面对天崩地裂的变局，但是他们可以很笃定地相信，自己是重要的，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然后要给天下带来太平。今天的知识菁英面对的是自身位置的流失。当网络科技把知识话语权的门槛拆掉以后，罗家伦时代读书人的自我期许在网络时代简直变成了“笑话”：

知识分子是民族最优秀的份子，也是国家最幸运的宠儿。如果不比常人负更重更大的责任……如何对得起国家民族的赐予？... 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

知识菁英在社会结构里不再具有话语的专有权，这才真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问题是，一方面知识菁英失去了影响社会的权威，另一方面，前瞻长远未来、寻觅问题出路，其实又不能缺少知识菁英，在这样两头不衔接的大解构变局里头，读书人如何找到新的位置，是一个全世界都在探索的巨大课题。

时代结构剧变，处理新时代，需要新的智慧，新的工具，因为原有的，全部不够用了。乱世需要更深刻的自省能力，更开阔的处事哲学，更宏大的未来眼光，这些，初始起点不外乎修身。

编者注：题图为《On Reading》主题摄影之一。图片：Steve McCurry

本文撷取自龙应台在香港浸会大学2017/01/19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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