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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近日，墨西哥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所在竞选联盟总统候选人克劳迪亚·辛鲍姆赢得总统选举胜利，成为墨西哥历史上首位女总统。那么，这位新总统的上任将如何影响墨西哥政治社会的整体走向？
本文指出，
身为女性、
犹太
裔
和科学家，
辛鲍姆
的高票当选
对于墨西哥而言
具有
革命性的意义，因其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父权制的天花板，还意味着“灵活主义”的执政面向正在墨西哥扎根。
作者基于对墨西哥政治历史的梳理，指出墨西哥社会一直受困于持续四十余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直至洛佩斯和国家复兴运动上台执政并发动一系列改革，标志着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来临。但洛佩斯政府并未与新自由主义彻底决裂，而是
通过修正过度私有化和自由化问题，融合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话语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方式形成了灵活主义的执政面向。
作者认为，作为洛佩斯的继任者，辛鲍姆政府很大程度上会延续灵活主义的执政面向。其当选并不局限于女性生存质量的改善，还显示了墨西哥民众对于这一面向的高度认可，也意味着他们对墨西哥政治秩序和发展路径变革的更高要求。
本文由作者授权原创发布，
原题为《后新自由主义的墨西哥：一种灵活主义执政面向的生成
》，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2024年6月2日，国家复兴运动
（Movimiento Regeneración Nacional，Morena）
的候选人，62岁的克劳迪亚·辛鲍姆·帕尔多
（Claudia Sheinbaum Pardo ）
以绝对优势击败霍奇特尔·加尔维斯
（Xochitl Galvez）
，当选为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在有着漫长独裁统治的历史、父权制根深蒂固的墨西哥，辛鲍姆身上有着太多不同于传统政客的身份标识。
她的高票当选与国家复兴运动的继续执政，代表着这个全球十四大经济体，1.28亿的国民对墨西哥政治变革的期待，更寓意着后新自由主义时代一种融合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灵活主义执政面向的形成与发展。
▍
新自由主义的困境与国家复兴运动的上台
持续四十余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破坏，造成了民主政治的系统性危机。
以市场化、自由化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外部层面强化了墨西哥对美国的依附，摧毁了墨西哥脆弱的本土经济体系，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导致民众收入锐减、生活质量下降。大规模商业项目的持续推进，对地方社会的生态产生根本性的破坏。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不满，直接导致执政71年的革命制度党
（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PRI）
在2000年的下台。然而，右翼国家行动党
（Partido Acción Nacional, PAN）
也扮演了新自由主义守门人角色。
两者在民主选举的交替中，不遗余力地深化新自由主义改革，由此导致垄断资本与技术官僚联合，造成墨西哥社会庇护主义与裙带资本主义的大行其道。
2012年，在时任总统佩尼亚·涅托
（Peña Nieto）
推动下，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与民主革命党
（Partido de la Revolución Democrática, PRD）
签署了“墨西哥契约”
（Pacto por México）
，进一步明确了墨西哥主要政党间的协作关系。2014年，格雷罗州43名学生失踪案，直接导致大众对墨西哥政府与民主化转型后政党政治的彻底失望。笔者曾于2014年至2015年在墨西哥东南部土著族群聚居的恰帕斯州
（Chiapas）
开展田野调查，当时恰逢高地城镇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
（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
市长选举。选民普遍认为，虽然多个候选人标榜自己或左和或右身份，但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推崇没有任何区别。大量的选民放弃投票，以此表达对新自由主义和墨西哥民主制度的不满。
新自由主义的困境与墨西哥民主政治的系统性危机，是两次在总统选举中落败的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率领国家复兴运动上台执政的重要原因。
2018年，洛佩斯以“首先是穷人”
（Primero los pobres）
为口号，痛斥持续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墨西哥社会的撕裂，主张推动墨西哥社会的深度变革，成功将大众对墨西哥政党政治的不满转变为对其政治变革的期待。最终，洛佩斯成功赢得了3000万张选票，成立仅七年的国家复兴运动一跃成为墨西哥的执政党。洛佩斯在就职演说中16次批评新自由主义，认为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墨西哥社会的腐败与阶层分化，导致当前墨西哥社会的困境。
他将推动墨西哥社会的一系列变革，这是与独立、19世纪自由主义改革和20世纪墨西哥大革命具备同等意义的“第四次转型”。
▍
洛佩斯政府与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来临
洛佩斯与国家复兴运动的上台执政，宣告着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来临
。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洛佩斯政府与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决裂，而是标志着一种灵活主义的执政面向在墨西哥社会的生成。
首先，持续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极大加速了墨西哥的全球化进程，强化了墨西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层面上对美国的高度依赖。其次，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持续深化造就了墨西哥社会强大而稳定的资产阶级，这一阶层既是新自由主义既得利益者，也是支配墨西哥社会的重要力量。第三，虽然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了普罗大众的收入锐减，导致恰帕斯等地爆发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土著运动。然而，民主化转型下国家社团主义体系的中断与多元文化主义的渗透造成社会大众共识的缺乏，墨西哥社会缺乏整体左转的基本土壤。因此，在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下，
洛佩斯政府并没有中断新自由主义的进程，而是通过一系列法律、政策的制定，修正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过度自由化、私有化等问题，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话语与新自由主义政策融合，由此形成灵活主义的执政面向。
虽然出台了一系列强化国家控制、关注底层的政策，但墨西哥社会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基础并没有改变。执政六年来，洛佩斯政府聚焦社会公平、正义，力求减少贫困与不平等，主张捍卫底层大众、工人阶级和土著族群的各项权利。
洛佩斯政府推出了简化工会程序、增加法定休假津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一系列改革。主张尊重、捍卫土著族群的人权，保护土著族群的文化传统。洛佩斯写信给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教皇方济各，要求二者为殖民主义和征服行为的“伤害”道歉。此外，洛佩斯政府纠正新自由主义改革背景下将政府职能完全外包给资本与市场的取向，强化国家对墨西哥城国际机场、塔巴斯科州的炼油厂和尤卡坦半岛铁路项目的控制。然而，国家资本对这些项目的参与、依靠武装力量镇压土著民众的抗争充分显示出洛佩斯政府多变的执政面向。针对特朗普政府对墨西哥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威胁，洛佩斯政府并没有基于平等原则，对美国产品提出增收关税的要求，而是积极与特朗普政府沟通，最终在美国优先的框架下，完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具有明显依附性的《美墨加协定》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的签署。因此，
虽然洛佩斯政府推进了一系列具备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属性的改革，但其基本延续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基础，扮演了新自由主义的修正者而非决裂者的角色，不能用传统的左右二分简单定义洛佩斯政府灵活主义的执政面向。
辛鲍姆的高票当选，国家复兴运动的继续执政，代表着大众对洛佩斯政府灵活主义执政面向的高度认可。
虽然任期内先后经历美墨关系危机、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但洛佩斯政府执政期间实现了墨西哥经济社会的稳定。墨西哥国家社会发展政策评估委员会
（Consejo Nacional de Evaluación de la Política de Desarrollo Social, Coneval）
的统计数据显示，洛佩斯政府在减少贫困方面卓有成效，执政期间有890万人摆脱了贫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120%，国民平均劳动收入增长了24%。诸如允许工人连续休假12天、禁止员工整日站立工作等一系列劳动法的改革也在实际层面上改善了劳动者的生存境遇。在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创的当下，2024年第一季度墨西哥的失业率仅为2.5%，达到历史新低。洛佩斯政府在稳定宏观经济和提升民众收入上的突出贡献得到民众的充分肯定。民调显示，当下洛佩斯总统的支持率仍然超过 60%，远高于2018年革命制度党佩尼亚·涅托卸任时不足20%。民众对洛佩斯政府的高度的支持率，也为国家复兴运动的继续执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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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鲍姆政府与灵活主义执政面向的日趋稳定
作为国家复兴运动的候选人，犹太裔、女性、科学家——辛鲍姆身上有着太多不同于传统领导人的标签。
她的高票当选，蕴含着墨西哥民众对更深层次变革的期待。这种期待首先表现为女性能见度的提高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善。
在父权制、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墨西哥，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生存状况不佳。
作为墨西哥建国200年后的首位女性总统，辛鲍姆的当选打破了父权制的天花板，具备革命性的意义。
虽然并非女性主义者，辛鲍姆在竞选过程中多次表达对女性权利的关注。社会大众普遍认为，辛鲍姆当选后，一定会在出台相关的法律政策，进一步提升墨西哥妇女的社会地位，改善墨西哥女性的生存境遇。
其次，辛鲍姆性别身份的背后，隐喻、寄托着墨西哥民众对更深层次社会变革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