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破五| 刘俏：时代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是我们在放弃自己

2018年2月16日，又一个戊戌狗年轰然而至。

过去四十年， 我们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得益于思想解放所释放出的动人心魄的力量，我们见证了人类历史上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震撼的一个经济奇迹：1978至2017年，一个十三多亿人口的国家经济总量增长了近35倍，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微不足道的1.8%增长到2017年的14.8%；一个自一百五十年前的满清“洋务运动”起就开始苦苦探索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屡败屡试，终于在改革开放这四十年修成正果，建成了堪称全世界最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完成了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与此同时，中国人均GDP从改革初期的不到200美元增长到逾9000美元，我们见证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他们的消费需求正引领着全球经济重心的倾斜和产业格局的变迁……

宏大的叙事下从来都是无数个体的坚持与奋斗——四十年间，我们目睹了一个又一个财富故事和一代又一代的商业传奇。在四十年的高歌猛进和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奇迹之后，手握一手好牌，我们本应更从容淡定，击节吟唱中国的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与成熟。然而，岁月繁华背后，我们却越来越多的感受到焦虑——焦虑发展还不够快，焦虑思维跟不上变化，焦虑被新技术、新模式颠覆淘汰，甚至焦虑朋友圈里那些个没听过的新词，焦虑自己赶不上那趟奔驰着名叫“财富”的列车。我们被反复提醒二十年前中国A股市场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叫长虹电器；而那些自诩“洞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们几乎是众口一词，不断加剧着我们在认知上的焦虑——未来已来！转变思维、改变跑道，打开脑洞，否则你会被时代抛弃！

时代会以什么样的姿势将我们抛弃？焦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调性吗？ 诚然，我们身处一个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大时代。新技术的冲击，经济重心的倾斜，地缘政治的变迁、和逆全球化等思潮在不断改变着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端与需求端，一个又一个行业结束了“黄金时代”，开始步入“白银时代”甚至“青铜时代”; 再者，长期以来，我们用仅占世界6%的水资源，9%的耕地面积和20%的人口，生产了全世界50%的钢，52%的铝，和60%的水泥，用掉了全世界将近50%的能源。在另一个时空里可能需要三百年才能发生的事在中国浓缩在不到四十年就全发生了。我们知道这种规模导向、严重依靠要素投入、以大量举债为支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我们迫切的需要找到新的发展路径……的确，任何个体都不能摆脱家国和时代大潮的冲击和裹挟。但是，我们该就此焦虑吗？

德鲁克曾说过，“没有什么比正确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更危险的。”身处新时代的开端，我们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大家普遍感受到的焦虑和进退失据，而在于那一系列不断催生焦虑情绪的错误认知，以及隐藏在背后的我们的思想力始终没有被培养起来这一事实。我们并没有与经济高速增长去同步发展我们极为稀缺的科学精神。没有科学的理性精神，我们主动或是被动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脑子里固化出对“权威”和“大家”的崇拜与依附，将思想自由拱手让出，让一个又一个似是而非的 思维泡沫 引领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进而不断加剧自己的焦虑感。于是，面对迎面而来的各式冲击，我们雷厉风行寻找各种风口——制度风口、资源风口、商业模式风口、技术风口、甚至“无厘头”风口，把“短、平、快”的攫取利益视为当然，把建立关系和做交易的能力等同于经营管理和商业思想，把跑马圈地、占有各类资源并据此疯狂寻租看成中国式的商业规律；我们开口闭口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疗法、比特币、区块链和ICO，为能否得到那张技术”船票”而焦虑，却不知只有通过更为系统、注定辛苦的学习和独立思考才能深入理解这些技术的底层结构和支撑它们的基础设施，进而判断它们可能的商业应用场景。没有科学的理性精神，缺乏追问因果关系的想法，我们偏安于林林总总的各类思维泡沫之中，自以为是已经洞悉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找到了那些推动人类进化的源动力。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过去六十年，发展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证据告诉我们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科学规律。我们认识到反映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使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是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源于技术创新和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我们确知技术和模式创新确实影响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但这个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漫长、复杂得多。以生物技术、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主导的高科技不断改变全球产业格局的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还不到1%， 远低于1870年至1970年美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期间所取得的2%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获得了4%以上的TFP年均增长速度，很大程度解释了中国人均GDP的爆发式增长。但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高增长阶段的结束，TFP增长率在过去六年已经下降到年均2.3%的水平。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通过更多更有效的研发和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发与保护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重新塑造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占GDP百分之二的研发投入虽然绝对数量可观，但是研发的绩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大量的研发（Research & Development, 简称R&D）是发（development）而不是研（research）；我们的创新也大量集中在满足用户体验和提升效率这两个层次，在以复杂技术和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创新方面，我们严重匮乏。

缺乏科学的理性精神，我们急功近利、好奇心钝化，对建立起对人类世界、对本源和普遍性的深刻理解缺乏兴趣。我们不愿也无法专注于基础科学和底层支撑性技术的研究，通过资本实现技术上的“拿来主义。”我们躁动着，在各种各样质量不一的思维泡沫的指引下，寻找各种快速成“财”的商业逻辑与商业机会，却缺乏更大的格局去思考真正推动人类进化的力量。历史反复教育我们，人们愿意相信并乐于制造各类泡沫的原因在于只有在泡沫中他们才有机会短期攫取暴利。于是，在一个财富梦想主导一切的时代，在各式各样的思维脑洞里，在大风过后的满地狼藉中，我们感叹着埃隆·马斯克和SpaceX的奇迹，焦虑着自己的生活。这难道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时代调性吗？

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年，光绪帝颁发诏书，推行变法。未几，变法失败。变法者虽未竟事功，但留下了京师大学堂，国学之外，讲授科学，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科学精神启蒙和“赛先生”之滥觞。自此，“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蔡元培语）， 致力于追求真理但宽容异见的科学精神，贯穿岁月山河于始终，敲击着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