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交际博士”，留存影像极少，中立者为黄警顽。
文︱罗逊
希鲁先生：
弟以羁旅职务，久疏音讯，思慕之忱，未尝或忘也。屡辱雅望远寄大作等，深滋感幸。现当救国急切之时，知仁兄爱国，热诚不后他人，向学生及民众宣传。国难临头，敌人已打到常州、嘉兴，我们未亡的西南人士在此非常沉痛的时候，该怎样含着泪、撑着气、埋下头，坚定了意志，讨论“此后怎样工作”的方针？愿昭通每个机关，每个团体，每个个人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决定在最后方实行之。各省避难来滇及移厂商的日多一日了。
遥祝
新年听捷音！
弟黄警顽13/3
黄警顽信札
这是黄警顽先生写于抗战期间的信。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老人，黄久已被世人遗忘。今年是商务创建一百二十周年，也没见到特地纪念他的文章。
这倒也不奇怪，学徒出身的黄警顽，由店员进阶为交际科科长，若论资排辈，在商务群英中恐怕在一百名开外。但在陈原对胡愈之的访谈中，胡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位商务人，一位是王云五，一位就是黄警顽。胡愈之几乎终身对王云五看法不佳，而对1907年入行、1947年离职的黄警顽则非常钦佩。
胡愈之说，“那时商务印书馆在四马路的门市，随便可以去看书，看书不要钱的。售书时黄警顽就站在旁边，新书出了，黄也在新书旁边。时间长了，甚么人来看书，甚么人买书，买甚么书，黄都晓得.....那时开架卖书，容易被偷，黄在场时，书是不容易丢掉的……黄警顽记性特别好，他联系了很多很多读者作者”；“他是商务最特别的一个人”，而“别的书店没有这样的人”。
黄警顽（1894-1979）大概是这样一类人，在世时交游满天下，也常常和朋友言及家世、一诉衷肠，但考较其生平，又没有多少旁人能道明白。幸而黄警顽生前留有两篇自传，其一为《良友》第五十期（
1930年
）所载《二十年社交经验谈——交际家黄警顽自述》，黄时年三十六岁；另一篇是曾收入《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的《我在商务印书馆的四十年》，此为七十岁时口述。黄的文字极其平实，就算是运动频频的年代所作的口述，也从不菲薄故人，实在难能可贵。文章不需转述，这里只谈这封信。
《良友》第五十期所载黄警顽口述
信的落款为3月13日，信中提到战火殃及常州、嘉兴，回顾战事，1937年11月19日，嘉兴沦陷；11月29日，常州城破，此信当为1938年3月写成。常、嘉地理位置重要，尤其是嘉兴，淞沪会战爆发后跃升为交通咽喉，后成为南京保卫战初期的战略核心。写这封信时，当地战事已过四个月，想必远在云南也必有耳闻，为何仍在此间提及？
这与商务印书馆的人事有关。商务的一哥张元济，籍贯就是海盐；其他旧人如平湖徐调孚，桐乡陆费逵，桐乡茅盾、金仲华等，都隶属嘉兴府。常州就更为人才鼎盛了，1916年，二十岁出头的茅盾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的舍友谢冠生向他介绍商务的人事说：“编译所中的国文部（部长庄俞，武进人）专编小学和中学教科书的人是清一色的常州帮。”据统计先后进出国文部的常州人有近百人，如蒋维乔、庄俞、陆尔奎、谢观、谢仁冰、孟森、恽铁樵、吕思勉等，这就是所谓的商务“常州帮”，当然，其时被恭称为“阳湖耆宿”。
受信人“希鲁先生”又是谁？黄警顽人脉极广，没那么好考证。文中提到“西南”，蒋君章在抗战时期著有《西南经济地理》，“参酌各家所说，及国防经济上彼此相依的特点，定川黔桂滇康五省为西南”，范围依然很大。幸而提到“滇”，又及“昭通”，可知为张希鲁先生(1900-1979)。
张是昭通南城人，时任教于省立第二中学（也在昭通），一位云南的中学老师，怎么就和上海闻人联系上了呢？一种可能是邮购图书，包括订购教材等业务产生的联络；另一种可能性也存在，考张希鲁生平，1934年，他用积攒的薪水加上云南教育厅的资助，取道四川，沿长江东下考察文物，后又北上访学，历时一年半，其间曾抵浙江，可能于此时与黄警顽谋面。据郑逸梅回忆，商务发行的教科书，销路很广，利润很丰，当时的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纷纷参与竞争，而教育界人士对助销有很大帮助，“交际博士”黄警顽作为这方面最突出的人才，凡外地学校的校长及教务主任来沪，他不知则已，知必躬自招待食宿，引导游览，尽数日之欢，谈笑间“顺便”请他们下学期多多采用商务课本。
张希鲁
民国二十年张希鲁在云南省立第二中学时的课表
张希鲁游历北京后的题字照片
张希鲁虽在中学任教，但实是极有才学之人。他毕业于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云南教育落后，据潘洵主编的《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统计，1912-1938年间，云南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学子仅两千五百七十五人，毕业于省立大学的只有十分之一。省立中学也只有二十九校(其中十三校有高中)，教职员共计六百一十七人，其中受过高师教育的很少。张少年家贫，多受当地师长资助，回昭通任教应存报效家乡之念。此外，张希鲁多次在昭通等地主持考古发掘，东游期间也曾去苏州拜访章太炎及云南名宿李根源；后去北平拜见容庚，并参与容氏主持的“考古学社”，《考古学社社刊》第四期上就载有张撰写的《跋楚雄新出土高公墓志》。信中提到张希鲁屡次“远寄大作”，应包括张于1937年成书的《滇东金石记》和《昭通汉金石》，或许张希鲁希望经黄警顽引荐，谋求出书？可惜抗战爆发，恐怕商务也无暇他顾了。
《考古社刊》第四期，作者均为一时之选，1936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