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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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期我在金融街实习，那是一个学院的集体项目，八人一组，分配到全国各地的保险公司。实习时间长短不一，而我之所以选择留在北京，是因为这家公司的实习时间最长，几乎有一整个夏天可以消磨。一开始我总能收到来自宁波的消息——我最好的朋友去了当地的一家人保，他说那儿的东西很好吃，周五晚上可以去酒吧街转一转，离杭州也非常的近，车程仅仅一小时。周六早上出发，他一个人就能在那儿玩上一整天。如果我想，他说，他可以给我带一点当地的特产。
我的日子就没那么惬意。我的领导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我到公司的第一个清晨，他把我叫过去，让我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他穿短款的黑色丝袜，衬衫皮鞋西裤，没有脱发的迹象，我却直觉他一定已为人父。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接着就交给我一项简单却十分繁琐的工作。
“如果很麻烦不好弄，就分一些给你同学做好了。”
我几乎一个人在做这份工作，即便我那位同部门的同学十分的闲，我也完全没有打扰他。我不讨厌他，但我觉得他又蠢又笨，何况我乐在其中——我做这事的时候脑袋里什么都没有，这让我获得了短暂的平静与安宁。我上午做完规定的任务，吃饭、午睡，再对着电脑发一下午呆，日子几乎就这样熬过去了。通常我会和一位同事一起订外卖，她是这儿的正式员工，我们在一间摆满长形木桌的屋子里用餐，稍后还得收拾得干干净净，因为有人在这儿办公。有时她会和我闲聊，一开始是几句工作上的事情，但很快就聊完了，再说上几句生活中的事儿，不过也都是些很简单的问题。我还有六个同学在别的部门，我不和他们一起上下班，也不和他们一起逛街就餐，我想我从来都算不上很合群。
有时候我们吃腻了外卖，她会叫我跟着她，去外面走走，看看有什么能吃的东西。
我们从出门开始大聊特聊，那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所以你从学校到这里要多久？”
通常要四十分钟，我以前不住这里——我得向她解释，我为了上这个班，借了别人的床铺。学校距公司有六公里远。出于时间和金钱等多方面考虑，白天我坐地铁去公司，晚上乘公交回学校——准确来说是下午，我每天五点准时下班。那时候夏至刚过，太阳才开始走下坡路。我从大厦正门出来，跃过门口的小喷泉，踏上环形阶梯，再从天桥下去，用尽全部力气深呼吸，然后我听到没有天赋的歌唱家在树上哇哇乱叫，人们堵在栅栏后面抽烟玩手机，烟头掐灭在银色的铁皮垃圾桶上留下焦黑的印记。我在那儿等车,几乎整个夏天。
所以一切都不是特别舒服，但我喜欢新的环境，我的大部分精力在日常中逐渐蒸发，几乎没有什么特别让人开心或者难过的事，而这恰恰最让我开心。闷热的空气，糟糕的午后时光，她试图带着我凭记忆一路往东走，到处都是银行、基金、证券，热浪带着一股柏油味席卷我的鼻腔。在她上大学的时候，她说，这儿的很多公司她都来实习过。我很喜欢这些建筑，发自内心的喜欢，蓝瓦片像海一样铺在天上，我为这些从前见不到的城市光景痴迷不已。她认为拐角处应该有一家店，但其实没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拆掉了。我们又走了一段路，几家餐馆摆在我们面前，她让我选一个，我考虑再三，决定吃一碗日本拉面。
下班后，我乘628路回学校，总共三站，沿途都是些崛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第一站到某个大型的商场，第二站到一处金融中心，第三站到明光桥北。说是桥北，我却从不知道桥的所在，我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一座建筑上，整体是船上的帆，远景像是有螺纹的蓝贝壳，它看起来又高又瘦，甚至有些扭曲，我总是望着它出神。下车后在十字路口右转，直走一公里就能到学校。一旦到了学校，我就会变得异常疲惫。我不和王思尧一起吃晚饭（借我宿舍的朋友，住我下铺），偶尔我吃食堂，但大多数情况下我在学校附近兜圈子，看到什么吃什么。夜里我还要吃一顿，我不读书，不打游戏，我几乎什么都不做，我不知道我该做点什么。
有些人擅长忍受孤独，有些人会因此而死，个体差异是如此的大，就像自身免疫，就像排斥反应。有时我实在不能把脑子里的想法赶出去，这是阵痛，长久而且持续。我花了大量时间思考如何摆脱这种痛，但无济于事——我怕我会迷失在漫长的年岁。总是出现在下午，当天的工作都已经完成的七七八八，我坐在那里，像个死气沉沉的对什么都不耐烦的家伙。我希望有人和我说几句话，让我做点什么，最好叫我下楼为他买一包烟，最好他不介意分我一根。但其实什么也没有，我要老老实实坐到五点，我头脑发昏，什么都看不下去，什么都写不出来。我和在白色病床上等死的人没有什么区别。距离下班还有两个小时，我卷起裤腿，汗液从我的大腿根往下滑。我从十九楼下去，一直往东走，我来到一座投行门口，我在那儿见到了他，我跟着他往他租的房子走。我们聊到工作，聊到户口，我问他他那儿有没有安全套，他说他什么都有。他看起来并没比我大多少，至少他的身体是如此的“tiny”，他站直了也只到我的胸口，但他其实已经博士毕业。
房间里非常热，他的身体也非常热，我几乎一进去他就全出来了——就是那个意思。前两次用了安全套，第三次却什么都没用。我漱了漱口，简单冲了冲，两腿之间那东西经过多次激战，已经又胀又麻。等到结束已经七点，我说我的书包还在公司，我得回去，而他当然也没有留我过夜的意思。我沿原路返回，有什么东西迎面而来，巨大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我躲在角落，低着头，尽量贴着墙边走。
公司里人都走光了，只有我的领导还在加班。他问我有没有吃晚饭，我说没有。
“等我几分钟。”
我们来到附近的一家商场，可做的选择非常少，但人们总是把选择权推给我，故意为难似的。我们面对着一家新加坡菜馆，他鼓励我进去，于是我就进去了。
“新加坡菜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没什么问题，我没吃过新加坡菜。“但其实这就很有问题，以后每次我吃新加坡菜都会想起今晚，想起我是和领导一起吃的。”最重要的，想起这个糜烂又令人恐俱的下午。
“就像中午我和同事吃了日本拉面，我吃的时候脑子里都是第一次吃的场景和那个同我一起吃的人。”
他笑了，好像这的确蛮可笑的。“所以是谁和你吃的拉面？”
我也笑起来，我希望他不会觉得我特别奇怪。“其实也不是很重要。”
晚上我和王思尧说起这件事，我说我们领导请我吃饭了，吃的新加坡菜。他说领导一定是同性恋。我说可能吧，可是他都有孩子了。
“你怎么知道领导有孩子了呢？他跟你说的？”
“没有，我就觉得他特别像我爸。”
“哇，那可真恶心。哦对了，我今晚在楼下看到刘子扬了。”
“是吗？他暑假没回宁波吗。”
“没呗。”
本部的住宿条件很差，我得从五楼下去，踏着拖鞋，右转右转再右转才能到澡堂。我在喷头下一颗一颗清洁我的牙齿，我还能感觉到鸡翅的甜味，但我更怀念拉面里番茄味的汤汁。我擦干自己，出去买了宵夜和几颗西红柿。我想到，宁波都有些什么特产呢？从前我认识的宁波人和我说，那儿的海鲜很不错，明年的暑假他会带我去宁波尝一尝。但其实海鲜哪里都有不是么？如果宁波的海鲜那么好吃，那儿的海一定也很蓝，应该会像蓝贝壳那样蓝。
三天后我去了蓝贝壳，我在第二站下了车，穿过一片树林，石梯，转了一圈又一圈。一个中年男人出来接我，应该和我老板差不多大，矮个子，四肢短小，稍微有点龅牙。他看起来非常客气，甚至有点唯唯诺诺。他带我进去，门口的保安微笑着冲他点头，我们坐电梯上去，他刷开一扇又一扇门，最后把我带到一个十分干净的厕所。完事后，他很守约地给了我二百块钱，我还想逛一逛，但他说只有他给我刷卡我才出的去。于是我说好吧，那行吧，那我就回去等公交吧。他在微信上问我，是否感到舒服，如果舒服这周末可不可以和他做爱。他的头像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大概只有三岁，我猜那是他的女儿。
我说不爽，很疼，很糟糕，很差劲。
而且真他妈恶心。
我想我得找个什么借口和王思尧说，为什么我又回来晚了。但其实当我回到宿舍，门是锁着的，而且我找不到我的钥匙。我站在宿舍门口，汗珠从我脑门上滴下来，我把衬衫的扣子全部解开，这套西装我已经穿了一个月，现在又湿又重。我开始踱步，我不能找宿管要钥匙，我不能让他知道我租借了别人的宿舍，空气又浊又热，我感到有虫子在咬我的皮肤。我坐了下来，坐到地上，背靠着宿舍的门。
我打通了我母亲的电话。
她从来不知道我什么都做不好，但她每晚都和我说晚安。
“喂？”是我母亲的声音。“**？”她在叫我的乳名。
我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重，她肯定听得一清二楚。她肯定以为我缺钱了，因为我已经一年没和她要过生活费。有粘液流下来，我开始大哭。
“我快受不了了，我不知道……我就是快受不了了。”
有人从我身边路过，我听到水房的洗衣机在嗡嗡转动。她问我，怎么了，你这是在哪呢。
我说我想回家，我现在就想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