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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
洛伦佐·马尔
西利
Lorenzo Marsili
✪
周哲（译）
【导读】
继“白宫争吵”事件震惊世界后，十余个欧洲国家及乌克兰、加拿大的领导人在英国伦敦举行峰会，讨论乌克兰危机和欧洲防务问题。
泽连斯基表示，若能带来和平，他愿意辞去总统职务，甚至以辞职换取乌克兰加入北约。欧洲方面则承诺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致力于让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占据一席之地。
有分析认为，欧洲的介入为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提供了可能，同时欧洲也可借“援乌”议题推动战略自主。
然而，另一种观点指出，欧洲难以向乌克兰提供足够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且随着极右翼势力的兴起，欧洲内部出现了
“乌克兰危机并非欧洲的危机，而是乌克兰内部问题”
的声音。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或许揭示了欧洲的“存在主义危机”。
本文作者从欧洲人自身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欧洲精神危机的表象与本质。
他指出，欧洲人必须直面的是：如今的欧洲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亚洲的一个半岛
。回望漫长的世界历史，欧洲的崛起只是一个短暂的反常现象。如今，随着西方全球领导地位的衰落，这一反常现象正走向终结。
欧洲正逐渐边缘化，“欧洲人正在意识到，成为历史的客体而非主体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此背景下，作者探讨了欧洲极右翼复兴的深层根源，认为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崛起，而非极右翼的崛起”。
今天的欧洲民族主义并非20世纪那种扩张性、年轻气盛的法西斯主义，而是一种地方化的、降级的、疲惫的民族主义。
地方化（Provincialized）的小型欧洲民族国家无力应对欧洲面临的复杂困局，也难以应对全球性的混乱。
对欧洲而言，极右翼打造的“民族国家”旗帜更像是一个“避难所”。
他们希望通过重建一个文化同质、严加管理的地方化民族国家共同体，来应对欧洲在衰落时期的无力、迷失与恐惧。今天的欧洲民族主义者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只是众多文明中的一种。这一趋势与正在到来的多极化世界产生共振，为未来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10月刊，原题为《
欧洲极右翼：疲惫的民族主义
》，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欧洲极右翼：
疲惫的民族主义
▍
极右翼的崛起
纵观欧洲，极右翼为何崛起？
首先，我们看一些当下的背景。截至2024年，欧洲的极右翼势力持续在扩大其影响力，最近几次关键国家的选举反映了这一趋势。
在法国
，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及其政党国民联盟
（National Rally）
在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27%的选票，超越了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不过，她未能在随后举行的全国立法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在荷兰，格尔特·维尔德斯的自由党
（Party for Freedom）
在2024年选举中以28.1%的选票跻身第一大党，成为这个不稳定联合政府的主要成员之一。
在意大利
，2022年赢得政府后，焦尔吉娅·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党
（Brothers of Italy）
继续主导着政治舞台。在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该党获得了29%的选票，巩固了其在意大利政治中的主导地位。
在德国
，德国选择党
（AfD）
的支持率稳步上升，尤其是在东部地区。在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该党赢得了16%的选票，高于2021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的10.3%。这一结果反映了该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等地，该党已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最后，
在瑞典
，极右翼瑞典民主党的崛起显著改变了政治版图。在2024年大选中，瑞典民主党获得了22.5%的选票，成为议会中的第二大政党，对该国传统的自由进步形象形成了挑战。
在最近由自27个欧盟成员国中选出的欧盟议会中，极右翼团体占据了26%的议席。
这一现象令人瞩目，但它并不能撼动由中右、中左、自由派与绿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多数派。
总的来说，极右翼在整个欧洲都是一个显要的存在，它塑造了政治气候并时而参与执政多数派；
它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并非不可战胜。
举例来说，一些国家的政治气候正在逆转
：在经历了八年的极右翼政府后，波兰最近当选了一个自由中间派政府。
此外，将极右翼视为一个单一实体可能是个错误。
如果说在匈牙利或德国，极右翼由腐败、狭隘和反欧盟的政党组成，那么在其他国家，极右翼已经变得主流化：
例如，意大利的右翼政府支持欧盟和乌克兰，持正统经济观念。
和过去一样，所有极右翼政党都会利用公众对现状的不满，并将移民、国家主权、经济不平等和对欧盟的怀疑等议题作为政治资源
。
但是，它们今天的崛起是如何被正当化的呢？
▍
常规解释是不够的
十年前，“民粹主义”成为西方媒体的流行词。
所谓的民粹主义政党大量出现：2014年，由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创立的意大利反建制政党五星运动从无到有，直至掌握政府。在西班牙，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力量党
（Podemos）
将那些集结在社区中心的社会运动分子转变为西班牙议会中的强大存在，并最终进入政府。2015年，希腊极左翼政党激进左翼联盟党
（Syriza）
从边缘化状态发展至赢得执政权，与欧盟形成对峙。在英国，脱欧民粹主义者于2016年将英国拉出欧盟，这代表着一个发达国家所能做出的最大的国家级自我伤害行为。
面对这些现象，最被广泛接受的辩护集中于经济因素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陷入数年经济混乱，希腊、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爆发债务危机，到处都是弄巧成拙的紧缩政策，预算削减，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在21世纪最初10年的中期，许多欧洲国家的GDP仍然低于2007年。许多人据此宣称，难怪选民们转向极端。
在今天，这种经济论辩护的解释力变小了
。
尽管疫情后的通货膨胀确实减少了购买力，但欧洲目前正经历着创纪录的就业率：从德国到意大利，从未有如此少的欧洲人在想找工作时找不到。虽然难称经济繁荣，但绝非经济紧缩。即使有些缓慢也并非激动人心，但欧洲依然在前进。欧洲不仅没有紧缩政策，恰恰相反，欧洲各国政府以大规模公共投资回应了新冠疫情危机和乌克兰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
然而，
对右翼的传统辩护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变体，即将极右翼崛起看作对欧洲气候政策的反应。
与美国不同，欧洲严肃对待气候转型，征收二氧化碳税，削减农业补贴，以包括一些侵入性措施的方式快速过渡到可再生能源，例如在居民家中安装更可持续但也更昂贵的供暖系统。这的确是事实：农民的抗议在推动极右翼领袖格尔特·维尔德斯于荷兰议会获得第一大党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德国选择党也公开抨击能源转型。然而，这种激进的可再生能源转型也带来了可感的好处，便宜得多的风能和太阳能替代了天然气，降低了居民的能源花销。尽管意大利人投票支持右翼政府，但他们还是通过政府资助的2000亿欧元的节能改造补贴进行了一场房屋改善热潮。所以，如果说意大利对绿色转型有什么“反应”，那就是屋顶上的太阳能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