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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8日，受降前夕，首都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与喜悦中。上午，数万民众齐聚南京机场，盛况空前。一架由芷江而来的飞机降落机场，飞机上一位身穿军装，体型微胖，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的中年人成为人们欢迎的焦点，他就是国民政府参谋总长兼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官何应钦。
1945年11月，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在上海留影。不久前他刚代表国民政府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
面对来访记者，他谈起八年前南京最黑暗的往事：“记得二十六年（1937）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们离开首都的那天，我们都有一个沉痛的决心和坚强的自信，我们一定要奋斗到底，维护最后的胜利，重回到首都……回到首都，内心自然是无限兴奋与愉快，同时想到这八年为抗战而牺牲的将士和同胞，以及陷区同胞八年来所遭受的痛苦，又不胜其感念。”
他说得没错，八年前，南京沦陷，猩红的太阳旗下，一把把血淋淋的刺刀是沦陷区同胞最恐怖的噩梦。在更早的时候，他自己也在华北经历了一段人生中最难熬、最屈辱的岁月：彼时长城内外烽烟四起，古都处处暗流涌动，一次次的威逼与恐吓，一次次的周旋与妥协。如今，曾与他共患难的黄郛已含恨九泉，羞辱过他的“老同学”梅津美治郎、酒井隆不久将沦为阶下囚。过去的屈辱都已被胜利洗刷了吗？历史还没有给出答案。
何应钦生于1890年，逝于1987年，终年97岁，是民国军政人物中为数不多的得享高寿者，他前半生伴随着与日本的种种恩怨，后半生也继续被这段往事所缠绕，可以说一生都与日本有道不尽的纠葛。
何应钦早年的成长经历与蒋介石有不少重合之处。他生于贵州省兴义县下属的泥荡村， 17岁（1906年）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贵阳陆军小学就读，2年后，被保送至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同年顺利考取留日资格，入读日本东京的振武学校第11期。当时蒋介石亦在该校就读，高何应钦一期，算是何的学长。
黄埔建军时期的何应钦
1916年5月，何应钦从士官学校毕业，正考虑回国后的打算时，接到了来自家乡的邀请，贵州省督军兼省长刘显世和黔军统帅王文华来信邀黔籍留学生回省就职。黔军负责人王文华是位青年才俊，反袁护国战争中，正是他积极促使贵州紧随揭起义旗，随后又征战川、湘，被孙中山称为“西南后起之秀”,王文华则是何应钦的伯乐。但好景不长，1921年3月16日，王文华还未回到贵州主持大局，就被黔军第2师师长袁祖铭的表弟何厚光派人暗杀，血溅上海一品香门前。
王文华一死，贵州群龙无首，同室操戈。偏偏祸不单行，当年12月的一天，何应钦在昆明三牌茶楼饮茶时，忽然遭到不明人士枪击，身中两弹，幸得范石生、顾品珍等滇军将领相助送入昆明一家法国医院抢救才捡回一命。
王文华
短短一年之间，何应钦从巅峰跌落谷底，自然苦闷至极。但祸兮福所倚，这次未遂的刺杀却让32岁的何应钦学会了养生之道，此后他的生活都极有规律，基本能做到起居规律、节制嗜欲、适度运动这三点，没有紧急公事绝不熬夜，早上坚持散步，赴宴也不狂饮暴食。他得享高寿，与此不无关系。这些都是后话，眼前命运给何应钦带来的“福”，是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政府对他敞开怀抱。
1924年元旦，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孙中山即令蒋介石筹备创建陆军军官学校。建军校首先需要人才，何应钦作为士官生，又是同盟会老会员，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经王柏龄介绍，何于2月8日由沪南下，与蒋介石在广州南堤的军校筹备处见面。蒋对何应钦也相当满意，在他的推荐下，何应钦很快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军士参议，协助廖仲恺筹备建立黄埔军校。5月10日，军校开学之前，何应钦被任命为军校总教官，负责军事教学、训练。自从遇刺大难不死后，何应钦待人变得客气温和，没有架子，常能与学生打成一片，对学生的需求也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以脾气好著称,后来还有人给何应钦取了个广为人知的绰号“何婆婆”。
1930年3月10日，蒋介石正式任命何应钦为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这是何应钦前半生最重要的职务，他任此职长达15年，这15年，包含了何应钦人生中最大的屈辱与光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1932年初，上海又爆发一·二八事变，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炮制伪满政权，华北战云密布。1933年1月，日军对山海关发起进攻，东北军一触即溃，丧城失地，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大哗，纷纷将矛头指向统帅张学良与汤玉麟，扛不住舆论压力的少帅只好于3月11日通电下野，随后出洋考察。长城抗战爆发后，华北成为国民政府最棘手的问题，当张学良受到全国责难时，蒋介石想到的第一个接替张学良的人，就是何应钦。3月12日，即张学良下野的第二天，国民政府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北平这段岁月却成了何应钦人生中最难熬的黑暗时期。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并在军校操场检阅军校军人。图为孙中山与蒋介石 （后中）、何应钦 （后左）、王柏龄（后右）在黄埔军校的留影
给何应钦自尊造成最大伤害的，是他的“老同学”酒井隆。随着日军步步紧逼，北平城内加强警戒。一日，日本驻北平武官酒井隆夜晚在胡同闲逛，被哨兵盘问，这一问就捅了马蜂窝。次日，酒井隆带着两名武装日本兵强闯新华门，要面见何应钦。谨慎小心的何应钦自然不敢怠慢日方人员，但没想到的是，他的宽容换来的是酒井隆更粗野无礼的大闹居仁堂，态度蛮横至极。何应钦感到身受欺辱，终于一改此前的温和宽厚，严肃地对酒井隆的无礼行为进行斥责，这才震住对方。不过当酒井隆有所收敛后，何应钦亦不愿将关系闹僵，又缓和口气向其解释道歉，随后下令驻城部队对外国人都要客气。
不久后，前线作战失利，5月初，日军参谋本部提出《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想利用军事上的胜利胁迫中国接受苛刻的停战条件。仗打败了，身在北平的何应钦只得密电汪精卫，要求黄郛与日方谈判，“寻求和平途径”。从5月23日到5月31日，北平、南京两地频电交驰，讨论内容皆为日方停战条件，以何种形式签字以及如何力保平津等内容。那段日子，身在华北的何应钦与黄郛皆有身心备受煎熬之感，一方是强势的日军咄咄逼人，何应钦与黄郛手中没有多少能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方是被屈辱协定刺激的国内各界人士，国人皆指责何应钦是“亲日派”，黄郛丧权辱国，唾骂其为卖国贼。同时，他们还要顾及南京政府，不能让谈判破裂，也不可做出原则性让步（例如承认伪满政权）。几经波折，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于5月31日正式签订，之后黄郛又作为代表，与日方进行了关于接收战区以及与之相关的关内外通车、通邮等谈判，史称“塘沽协定善后谈判”。
签署《塘沽停战协定》的中方代表，坐者由左至右依次为 ：熊斌、徐燕谋、李择一、钱宗泽、张熙光
何应钦一生最大的争议是“何梅协定”，此事令他本人介怀终生。42年后，已退居台湾的何应钦在《近代中国》季刊上，发表《河北事件中绝无所谓“何梅协定”——请史学家及出版社重视历史的真实性》一文，多方引证，试图证明“何梅协定”并不存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协定如何神秘，会弄得当事人在42年后亲自撰文“辟谣”呢？
所谓“何梅协定”，何即是指何应钦，梅指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简单来说，此事是《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不满足仅将河北省东北部划为非军事地区，为巩固伪满，企图分裂华北的阴谋。1935年5月，梅津美治郎借口国民政府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天津日租界发生两名亲日新闻记者被杀事件，向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驱逐东北系及中央势力出华北”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为了避免惹怒日方，何应钦在得到汪精卫指示后，开始对东北军统帅于学忠做工作，动员他率第51军赴保定，河北省政府也于6月1日迁往保定。此外，何应钦还撤换了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并经国民政府批准，将北平军分会整训处处长曾扩情、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免职，基本落实了日方的要求。
6月4日，何应钦在北平居仁堂再次接见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高桥坦，告知他们日方要求落实的情况，一向蛮横的酒井隆根本不买账，先是说中方落实得不够，此后又提出凡是他们认为有排日倾向的个人或团体，均应罢免或调离。会谈中，何应钦强忍怒气，尽量和气地回答日方的问题，即使如此，酒井隆回去的报告中依然说何应钦出言强硬，并要日军准备采取“断然手段之处置”。6月9日，何应钦再次接见酒井和高桥，说明日方提出的5项条件均已办到，但酒井仍不满足，又提出四项条件，并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名义向何应钦提出“觉书”，限三天答复。
战后，根据当时的日本驻北平大使馆武官辅佐官冲野亦男及今井武夫提供的资料显示，谈判当天，何应钦受到酒井隆极大的侮辱。9日，酒井隆等人要求会见何应钦，居仁堂的侍从人员送上茶点招待，没想到酒井和高桥竟摔掉茶点，高喊“我们不是为吃点心来的，快叫何应钦出来！”何应钦闻声出来，只见酒井隆盘着腿把鞋脱下搁在桌子上，用佩刀当手杖不停捣地作响，强迫何应钦签字。中方此时力不如人，相当被动，但何应钦也清楚，白纸黑字一签，出卖的主权就难有转圜余地了，故而死活就是不肯签字，双方就一直僵持着。后来多方进行解释后，酒井隆仍大为不满，临走前竟然在门前撒了泡尿。酒井隆这一行为令何应钦感到耻辱至极，同一天他会见冲野亦男时，不满地说：“这就是日本军人的礼仪吗？这难道就是日本的道义吗？”
酒井隆
梅津美治郎
此事对何应钦刺激非常大，几天后便奉蒋之命离开北平南下，有人回忆说他是负气请求回京的。但“觉书”的事情还没完，处理此事，何应钦有一点比较坚定，即决定不在“觉书”稿上签字盖章，并令朱式勤将该稿退还高桥坦，同时将此事电告南京。蒋介石对何应钦拒绝盖印表示赞成，并嘱咐其断不能书面答复日方。依照蒋介石的指示，何应钦继续与日方周旋，先以口头转告的方式答复，但日方坚持要中方给出“书面通知”，又改为备忘录。双方几经周折，几易其稿，最终以打字函的形式回复日方：“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出之各事项，均予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落款为“何应钦”。“何梅协定”最终只以一打印纸函的形式形成，并无正式文字协定，这也是何应钦晚年否认有这一协定存在的主要依据。酒井隆
1935年6月12日，何应钦离开了令他受尽屈辱的北平，几年地狱般的生活结束了，但“何梅协定”也让他彻底戴上了“亲日派”的大帽。何应钦再次回到北平是1935年12月3日，这次是因不久前接到报告，日军在华北扶持汉奸殷汝耕建立伪政权，中央命其设法阻止。重返北平的何应钦与半年前已大不相同，这次毕竟是为阻止、粉碎日本人策动的“自治”阴谋而来，尽管仍然受制于日方，但已没有《塘沽协定》、“何梅协定”那般屈辱之感。
中国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之日，何应钦也因这场卫国战争的胜利之际步上人生巅峰。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他作为中国战区的受降主官在南京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接受日军代表冈村宁次的投降，受降仪式约20分钟，将永远载入民族史册。不过令何应钦没想到的是，尽管受降典礼顺利完成，但这短短一刻钟还引出了一场“莫须有”闹剧：受降环节，当小林浅三郎将降书递交何应钦时，由于桌子太宽，何应钦不得不弯腰去接过降书，显得何的腰比小林还要弯，这一幕被记者抓拍，照片刊载后引来一片非议，不少人无法接受胜利者的腰比战败者弯得还低，还有人借题发挥，如“亲日媚日”“有损国格”等帽子又重新扣上了。
1945年9月9日，何应钦在南京陆军总司令部接受日军投降，图为日方代表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递交降书。由于桌面太宽，何应钦弯腰接降书时被拍下的这张照片引发诸多非议
抗战胜利后，何应钦编著了一本《八年抗战之经过》，算是最早的抗日战争史之一。到了晚年，何应钦对这段承载了他荣辱之最的岁月始终无法释怀，又将当年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作了详细修订，著成更为翔实的《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一书。据说此书出版前，何应钦曾自己掏钱印刷了一批书，主要用于馈赠，每一本送出的书上都会认真签署上他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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