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已发表的材料，《海德格尔全集》第十六卷《讲话与生平证词（一九一〇-一九七六）》还收录了首次发表的内容，这对理解海德格尔，尤其是对他那与纳粹合作、之后讳莫如深的“历史污点”，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细致解读这些私人信件、公文和访谈等，剖析海德格尔为自己的合作行为和战后的沉默所提出的辩护理由，从中辨识历史人物反思的真实性和真正意图，并从更深的层面理解哲学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海德格尔全集》第十六卷《讲话与生平证词（一九一〇至一九七六）》收录了他从一九一〇到一九七六年之间几乎全部的讲话、致辞，外加各种评论、公文、表态、部分私人信件、答谢等等，总计二百九十篇，于二〇〇〇年出版（中译本见孙周兴、张珂、王宏健译，商务印书馆二〇一八年版）。其中不少文档是首次发表，有些则是与公开发表版本不同的“原始版本”。
对于我们思考海德格尔的“错误”来说，这些讲话和生平证词非常有价值。虽然海德格尔没有公开忏悔自己的纳粹经历，没有公开谴责大屠杀，但是战争甫一结束，他就开始自觉并且持续地进行自我解释和自我辩护。他明确地谈论了自己的“错误”。《讲话与生平证词》把这些辩护材料收集在一起，使我们能够较为集中地观察，海德格尔自己是如何“解说”他那备受争议的“污点”的。
1933 年 11 月 11 日，海德格尔与其他大学校长一起出席纳粹党选举集会；第一排被打叉标记的即为海德格尔（来源：opendemocracy.net）
这些自我辩护材料可能无法经受住历史学家严格的审查。但是，对于一位哲学家来说，事后反思的品质，不只涉及历史真实性问题。它同时还是一个事关哲学与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问题。
海德格尔的自我反思和辩护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私下的解释（但也包括针对具体事项所做的有限的公开澄清）；另一部分则是在公开场合始终保持的“沉默”。海德格尔的这种“沉默”引发了许多哲学辩论。对此，他自己是有一番解说的。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海德格尔给马尔库塞写了一封回信，解释他为什么保持沉默。其中的两条理由说：“五、在一九四五年之后的忏悔对我而言是不可能的，因为纳粹的支持者以最令人反感的方式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变化，而我与他们完全没有共同之处。六、您严厉且有理地指责和宣称纳粹政府是一个杀害了百万犹太人的政府，一个将恐怖变成常事的政府，一个将一切与精神、自由和真理概念相联系的现实事物都转换成其反面的政府，对于此我只想补充，要是将其中的犹太人换成东德人，这些指责也恰好适用于其中一个同盟国，唯一的区别在于，从一九四五年来所发生的一切，对于全世界是公开的，而纳粹的流血恐怖政策在德国民族面前事实上是秘密进行的。”
这两点解释都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假如海德格尔真的认为自己犯下了需要忏悔的错误，那么对其他投机者的鄙视，是不可能阻止他对错误的忏悔的。所以，上述第五点理由，很可能意味着海德格尔不认为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相反，他的意思很可能是说，与那些轻易改变立场的人相比，他，海德格尔，一贯地坚持着他自身的立场而没有更改。那么，这种没有更改的立场是什么？
海德格尔把自己辞去校长职务之后直到一九四五年纳粹垮台的这段时间称为“十一年抵抗”。他的意思是，这十一年中他的哲学是与纳粹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他在用哲学与纳粹相抗争。也许这就是他所暗指的那种没有更改从而也无需更改的立场。然而，我们有理由把海德格尔的哲学放在纳粹内部派系斗争的线索之中加以理解。纳粹运动作为“存在者”是一回事；这个“存在者”、这场政治运动应该如何解释，也就是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另一回事。“存在者”的存在不是“现成”的，是需要解释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一种解释，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又是另一种解释。它们互相竞争解释权。最终，海德格尔的哲学败下阵来，没能成为官方哲学。事后他说纳粹领导层不具备理解他的思想的头脑。但这能说明什么？他的哲学被党内对手“敌视”这一点并不能改变下述事实：海德格尔赞同元首和这场运动本身。
上述第六点，同样没有说服力。他国所犯的更大错误，并不能成为阻止他谴责大屠杀罪行的理由。在大屠杀的问题上，海德格尔本人不是参与者，像他说的那样，这桩罪行是“秘密”进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在人们不对明目张胆的更大罪行予以谴责的情形下，他本人并没有强制的义务去谴责一桩尽管是滔天的但尚且知道掩饰的罪行。也许这是有道理的。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海德格尔即使在私下面对像阿伦特这样的犹太故人时，也不曾表露过对大屠杀的“谴责”，那么海德格尔对此事件的态度，就十分耐人寻味了。这种绝对的沉默让人怀疑他的哲学是否本来就是反犹主义的。《黑皮书》出版之后，许多人认为，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只不过哲学家们似乎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哲学原因”。譬如《黑皮书》的编者彼得·特拉夫尼所写的《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九年版），虽然意识到了海德格尔的存在史论说“需要”反犹主义，却没能解释这种“需要”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
海德格尔的学生、恋人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试图重塑人们对纳粹大屠杀的思考方式（来源：neh.gov）
两点说明没有说服力，但非同寻常。它们构成海德格尔的第二次政治行动。他的第一次政治行动事实上的效果是，他用他的哲学为纳粹运动做了背书。而他的这第二次政治行动——沉默——则是拒绝让他的哲学臣服于战败的事实，拒绝被战胜国收编，当然更拒绝为战胜国背书。
这样，哲学似乎就与政治保持了距离。海德格尔在给马尔库塞回信的最后，表达的正是要把他的哲学同他过去的政治行动区分开来的希望。他希望他曾经的学生能够在他的作品中“再次找到那样一个哲学家，那个您（马尔库塞）曾经学习和研究的哲学家”。战后海德格尔的辩护者们运用的是同样的区分策略。但不应该忽略的是，战后的海德格尔与政治保持的疏离状态，也许并非出于哲学自身的要求。海德格尔在魏玛和联邦德国这两个民主体制中的生活，都是疏离于政治的；他唯一活跃的政治活动，仅仅出现在纳粹毁灭德国民主体制的时刻。海德格尔在战后也明确说过，民主并非时代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似乎并不是与政治本身，而只是与特定的政治保持距离，他的沉默也因而是出于政治理由的抉择。
一面是公开的沉默，另一面则是反复谈论自己的“错误”。
海德格尔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试图申请恢复教学活动的信件中开始使用“错误”一词。正是在该年的十一月、十二月，清洗委员会鉴定他在一九三三年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到了一九四八年给马尔库塞的回信时，海德格尔自己就使用了“政治错误”的说法，此后这个说法在他谈论自己的纳粹经历时通常都会出现。我甚至觉得，海德格尔很喜欢“政治错误”这个词。它似乎散发着一股“成王败寇”的气息，以至于犯这种错误的人只不过运气不佳而已。
具体而言，海德格尔自己是怎么理解这种“政治错误”的？
首先，它可能指海德格尔对希特勒的判断失误。关于海德格尔对希特勒的判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情节，说是有一次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在一起谈论希特勒。雅斯贝尔斯看希特勒的面相，说这样的人不配当领袖。海德格尔则从希特勒的手相判断，认为希特勒是个伟大的人物。对这个判断，海德格尔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写给大学政治清洗委员会主席的解释信件中说：“我相信，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代表整个民族的责任后，他会超越党派及其教条，一切都会在为了西方责任的更新和聚集之基础上联合起来。这个信念是一个错误，我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事件中认识到了这一点。”海德格尔这里特别指出他意识到自己判断错误的时间点（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臭名昭著的“长刀之夜”发生的时间）。但这个时间点是不利的。因为，以这个时间点为准，他就没法把一九三四年四月的辞职行为，说成是天真的政治希望破灭之后“在对国家和党的抗议下辞职”。
在“长刀之夜”中被清算的冲锋队队长罗姆（右起第一位）（来源：wikipedia）
其次，所谓“政治错误”，可能涉及对纳粹运动本身的理解。当然，对纳粹运动的理解与对希特勒的判断密切相关。因为，海德格尔是通过希特勒才看到这场运动的意义的。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校长任上的海德格尔给他的弟弟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开导”他弟弟说：“你不应该从下面来看这整个运动，而应从领袖那里来看并且从他的那些伟大目标来看这整个运动。我昨天入了党，不仅仅是出自内在的确信，而且也出自那种意识，即对整个运动的阐明与澄清，只有以这种途径，才是可能的。倘若你目前还没有为此做出决定的话，我想给你提出如下建议：为入党做好内在准备，在这方面绝不要去关注你身边的低级庸俗和不那么令人愉悦的事物上发生的事情。”从上往下看，能够使海德格尔忽略那些“低级庸俗和不那么令人愉悦的事情”。这种观察问题的方式，使海德格尔能够把“滥用职权”当作非本质性的东西加以忍耐，把暴力——有时是过量的暴力——当作必要的遗憾加以忍耐，以此为运动的本质和真理赢得实现的机会。
纳粹垮台后不久，海德格尔自行写下了一份篇幅相当长的自我回顾（生前没有出版）。他解释说，促成自己接掌校长之职的因素之一是：“我在当时掌握权力的运动中看到了民族的内在聚集和更新的可能性，看到了一条可以发现民族的历史性、西方性规定的道路。”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的用词：“当时掌握权力的运动。”从时间线索判断，它主要是指希特勒出任政府总理之后通过一系列手段破坏宪法、集中掌握权力的过程。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日，也就是纳粹控制议会通过《授权法》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海德格尔在私人通信中谈到雅斯贝尔斯的《时代的精神状况》，尖刻地表达了自己不屑一顾的态度。他说：“在雅斯贝尔斯处的那几天，对我非常重要。我看到，人们可以就‘时代的精神处境’写作，而没有被实际发生的事情所触动——或者也仅仅需要知道它就可以去写了。”海德格尔没有具体指明，他本人究竟被什么实际发生的事情触动了。但我们能够判断，纳粹的集权运动——当然也是破坏宪法运动——就是那个触动他的“实际发生的事情”。因为对他来说，德意志民族的世界命运需要“聚集的意志”。他看到的那个内在真理正是“民族的内在聚集”。聚集在哪里？不言自明，聚集在一位领袖身上。
1945年，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老礼堂演讲《德国的思想状况》（来源：www.heidelberg.de）
“政治错误”的这个第二层含义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政治”的范围。因为这个错误涉及对一场运动之意义的理解，也就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解释。按照海德格尔在一九二七年，也就是发表《存在与时间》那一年对哲学和现象学的界定，所谓看出一场运动的“内在真理”，无非就是哲学或现象学的工作：现象学是让人看见“存在”的方法。这似乎就意味着，海德格尔的“错误”最终是与他的哲学有关的。
海德格尔没有谈到他的哲学本身的“错误”。但他谈到了与他的哲学“有关”的错误。他说他错误地评估了哲学对现实政治发生作用的可能性。正是由于他过高估计了哲学影响政治的能力，才促使他加入了党派、参与了高校政治。
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关于恢复教学的申请信中，海德格尔说：一九三三年圣诞节的那几天，“我认识到，我那种出自长期哲学工作的精神态度，要想能够直接影响转变纳粹主义运动的精神或非精神基础，这是一个错误”（海德格尔给“直接”加上了着重符号）。其实海德格尔在一九三三年的八月就已经明确地谈论过“哲学的那种直接的无用性”。但在同样的时间，他又在思考着自己哲学的“实践性”。他说：“我那纯粹思辨意义上的哲学工作，现在必须停顿下来，并且必须在‘实践性的东西’中证明自身。”
海德格尔的这些思考和解说是令人困惑的。对于一种以把握存在论差异——也就是断然区分存在与存在者——为要旨的哲学来说，本身是无法设想哲学对政治的直接有用性的，也不发生在实践中证明自身的问题。在这种哲学看来，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历史进程本身“绝不能加以澄清”，“历史始终是秘密”，哲学与现实之间也并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一九六六年的《明镜》访谈中，海德格尔再次断言：“哲学将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直接变化。不仅哲学不能，而且所有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不能做到。”海德格尔这里把“哲学”与“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放在一起，而后者明显隶属于“技术”模型。这时的海德格尔已经论断了哲学的终结，取代它的则是另一种“思”。从普通读者的角度说，那是一种更加神秘化的思想。但即使是他三十年代的哲学，对于普通人而言，也已经是深奥难懂了。凭着这深奥难懂的哲学，我们如何能够想象，海德格尔曾经天真地认为哲学能够直接地影响政治现实呢？
一九六九年九月，海德格尔在电视台做了一次访谈。在访谈中，他对马克思的“第十一条论纲”做了一个简短的反驳。他说，人们引用并遵循马克思的这句话：“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人们忽视了一点：改变世界是以改变世界观为前提的，并且，要获得一种世界观，人们就得充分地解释世界”。如果以这个说明回溯，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一九三三年海德格尔的种种“政治作为”背后的“逻辑”。一九二七年，海德格尔在界定哲学的概念时强调，哲学不是世界观。但是一九三三年“行动中”的海德格尔却把他的哲学当作世界观来使用。他在他的公共演讲中用他特有的哲学风格，鼓动他的听众。《讲话与生平证词》所收录的文本中，最激动人心的，恐怕要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的讲话。他在讲话中鼓动人们去参加投票，决定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在“此在”“发问活动”“决断”“民族共同体”“科学”“发生事件”等一系列深不可测的专业术语的旁边，赫然写着，“领袖已经在整个民族中使这种意志完全地觉醒”；“领袖并没有对德意志民族请求什么。毋宁说，他给予这个民族以做出最高自由决断的哪种直接的可能性”。
1969年海德格尔访谈录像（来源：youtube.com)
在一封一九六九年的私人通信中，海德格尔责怪人们用后世的眼光去苛责他在一九三三年前后的判断与选择。在同一年的另一封信里，他把自己列入了“其他许多并非最坏的德国人”的行列。他们都支持过纳粹主义，而他——海德格尔——“从未否认过这一政治错误”。海德格尔的意思很明显：抓住他的小错误不放，对他是不公平的。
与此同时，他又把自己的错误当作伟大人物所犯的错误。一九六〇年又有一位年轻的学生写信给海德格尔，要求他澄清他的政治错误。海德格尔回信说：“我在我的校长职位上的几个月里，怀着巨大的希望投身于工作，但在政治上我迷惑于在所有领域里旋即增强的不良的政党统治。这样一种错误在一些伟大人物身上早就发生过：黑格尔把拿破仑视为世界精神，荷尔德林则视拿破仑为庆典的王侯，而受邀参加庆典的乃是诸神和基督。”然而，用“哲学对政治的作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已经表明，海德格尔与希特勒的关系，同黑格尔与拿破仑的关系，是根本不同的。海德格尔的哲学强烈地要求改造世界。在这一点上，他更接近马克思而不是黑格尔。
大卫·莱文批评海德格尔亲纳粹立场的讽刺画（来源：nybooks.com）
更重要的是，谈论“哲学对政治的作用”，实际上意味着海德格尔拒绝让“错误”牵连到他的哲学本身。因而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依旧停留在晦暗不明的境地。他通过他的沉默，把问题留给了他的研究者们。不过，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一看，他在三十年代究竟是如何设想他的大学改革工作的。也许，在那里可以找到某些理解他的哲学与权力之间关系的线索。
一九三四年八月，辞去校长职务之后的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的外国人课程上做了两个《论德国的大学》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对洪堡以来的德国大学传统做了一番历史鉴定。这个传统拒绝国家干预，主张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他承认，这一传统最初是成功的。但其成功的原因是德国观念论哲学对一切科学具有的统治力。他说，那时，哲学是一切学科的内核，所有学科的生命力都来自哲学的影响。通过这种“历史解释”，海德格尔把大学自治这一传统的正当性和生命力，归结给了哲学对所有学科的“统治”。然后，这一伟大的哲学传统历史性地解体了，诸学科散漫无限度地野蛮生长，甚至还实现了“国际化”：“这成了某种文化价值本身。为了研究而研究，不论研究什么，这成了基本原理。”各门学科不再从“原始统一的整合性的精神力量”当中汲取力量。
也就是说，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解体，“活生生的哲学动力从诸学科中退回”，精神世界瓦解了。与此同时，并且也许并非偶然地，民族本身也分裂了——“分解为阶级和党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海德格尔的大学改革与纳粹国家的“一体化”措施走到了一起。他要重建哲学曾经作为诸学科之王的状态。为此，废除大学自治，将国家政治引入大学教学，为的是能够借助政治权力再次“追求知识的原始统一性”。而这种知识的原始统一性的重建，又与民族精神和民族身体的再次“聚集”相互呼应。
可以这样理解：国家权力的引入，是为了给哲学对知识领域的统一创造条件。反过来，知识统一于哲学又为国家的民族整合奠定了内在基础。海德格尔的本意也许确实不是要把大学教育变成行政管理的对象或宣传机构。他是要为哲学在知识领域之内重新夺回王位——就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认为需要权力从外部侵入大学，实现大学内部的“一体化”。正是在这样的构想中，海德格尔把“建国”同哲学与诗歌一起归属于“直接的无用性”之物。最深刻的“建国”行动发生在与哲学和诗歌同样深刻的领域。哲学与政治就这样签订了“秘密条款”。
接掌校长之职的海德格尔积极推进大学“一体化”运动，参与制定和推行大学校长集权化的新规章。谁知，这位行政管理上的素人，最终无法驾驭办公室政治。他的同事们架空了他的权力，越过他直接诉诸更高的权力——那正是他为了哲学的权力而引入的国家权力。
(《海德格尔全集》第十六卷《讲话与生平证词（一九一〇至一九七六）》，孙周兴、张珂、王宏健译，商务印书馆二〇一八年版）
➡微信公众号菜单界面➡读书书店
➡点击每条图文下方“阅读原文”
进入店铺主页
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邮政微邮局→服务→报刊订阅
搜索“读书”即可订阅
邮局网上订阅地址:
http://bk.11185.cn/index.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