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察者网、经济学家圈
编辑｜价值线 边江
做改革就得要敢于动蛋糕，不想动任何人的蛋糕就把改革做了，这种事情几乎没有，而且那也不叫改革，而是帕累托改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美经济二轨对话”中方代表团成员姚洋教授认为
下一步要动的两点，首先是国企改革，其次是地方政府融资改革。
这两个内容必须改，因为最近几年的经济问题始终围绕着这两点。
改革开放成功经验：政策不能四平八稳
观察者网：对于改革，您曾提出“中性政府”护航改革，认为一个不偏向任何利益集团的政府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那么，这样一个政府是如何形成的呢？其他国家为什么不能形成类似的政府？或者反过来说，哪些外国政府接近您的定义？
姚洋：
我觉得“中性政府”的形成有政治和社会两方面基础。
政治层面，党的领导地位是比较强固的，另外中国党党员众多，容纳五湖四海的优秀人才，像马云、王健林都是党员。党不是某个阶层的党，是全体人民的党。这本身就决定了中国党会不偏不倚。
社会层面，经过20世纪不断革命，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极为平坦，没有强势的社会阶层，既没有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也没有像菲律宾大庄园制度留下来的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扁平的，这也为中性政府创造了条件。因为没有强势的利益集团，政府做事的时候就不会受强势利益集团的左右。
反过来看，其他多数国家，要么政治极其分散，民主制度表面上搞得很好，但实际上做不成事情，比如印度。还有一种不好的政治制度，像菲律宾政治就是依附型政治，只有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忠诚，没有党派的忠诚。这时国家治理就会变成政治交易，政府容易被收买。最差的国家，社会结构依然是古代的社会结构，变动非常慢。很多强势利益集团会阻碍政府变得更加中性。
至于说除了中国之外，是否还有比较中性的政府，也是有的。比如“二战”后、日本早期的政府就比较中性。当时自民党是日本战后唯一强大的政治力量，自民党执政，但也不是绝对垄断，其他政党会对它进行牵制。同时，战后日本的社会结构也极为扁平，因此日本经济腾飞就非常快。像战后的韩国、我国台湾省也都有类似的情况。
观察者网：但我们经常也会说，改革面临利益集团的阻挠。
姚洋：
不一定。我们现在有“利益集团”，当初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难道没有“利益集团”？
上世纪90年代，国家搞国有企业改革，政府遇到的阻力非常大。不少城市都有工人上街游行，表示反对，那个时候的阻力比现在大多了。还有，政府决定加入世贸组织，也要对付国内各种利益集团。中国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回忆录说，“我们和美国人谈判要比和国内各个部委、各个利益部门谈轻松得多，最难的还是在国内谈”。更早时候，我们国家取消价格双轨制，那也很难，因为双轨制里面是真的有利益。可我们不都走过来了吗？
目前我们处于阶层形成但还没有固化的阶段，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固化，意味着阶层之间可以流动。不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不可能从一个种姓变成另一个种姓。只要阶层没有固化，还能流动，社会就很难产生永久不变的利益集团。
观察者网：您此前在提“中性政府”的时候，还提到了“有偏的政策”，认为过去40年，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偏的政策。在您看来，什么是“有偏”政策？什么是“无偏”政策？
姚洋：
这两个概念是一体化的，中性政府才能采取有偏的政策。经济要发展，但不可能全面突破。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搞了四个经济特区，政策是不是有偏？偏大了。相对其他地区，特区的经济政策好得不得了。这就是通过“有偏的政策”带动特区和周边地区先发展起来，进而带动全国发展。
只有中性的政府才能采取有偏的政策，因为它是中性的，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才会更加关注有生产力的那部分人群或那些地区。把经济先发展起来，再传到其他地方。改革开放最大的经验，就是我们做事不能太四平八稳，有些地方要有突破。不可能把所有的利益都摆平了再改革，这是很难做到的，只能事后补偿。带动全国经济增长就是补偿的一部分，还可以搞转移支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提法
观察者网：您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还需要再动一部分人的“蛋糕”？
姚洋：对，做改革就得要敢于动蛋糕，不想动任何人的蛋糕就把改革做了，这种事情几乎没有，而且那也不叫改革，而是帕累托改进。
观察者网：在您看来，下一个应该被动蛋糕的是哪些部门？
姚洋：
我觉得下一步要动的两点，首先是国企改革，其次是地方政府融资改革。这两个内容必须改，因为最近几年的经济问题始终围绕着这两点。
我们说杠杆率太高，主要是这两方面（国企和地方政府）杠杆率高。要降杠杆，不能靠把血抽干降杠杆，而是应该把这两个领域的机制调顺畅。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真正的改革，而不是用宏观经济政策来代替改革。
过去一年，政府主要是用宏观政策来代替改革，这是不行的。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畅通”是一个新概念。在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方面，“畅通”就是要改变它们的行为，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畅通运作，让市场畅通运作。我注意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国企改革有了新的提法，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希望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国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的开端。
观察者网：您认为政府不应该以任何社会集团为基础，那么如何保证执政的稳定性呢？
姚洋：
如果做的事情对国家、对民族有利，那么政权就是稳定的。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搞了那么多的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按照“三个代表”之前的说法，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你动了工人阶级的蛋糕，还能叫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吗？但如果我们纠缠这种问题，那么国有企业就别改了。如果不改革，国企后面的问题会更严重。
还好，在90年代，我们的党和政府是相当中立的，认准了国有企业必须改革，这对经济有好处；认准了我们一定要加入世贸组织，这对外向型经济有好处。
用人大限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融资需走正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