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四面受敌的晚明中国

文 | 张明扬

长久以来，我们在谈及晚明的变局与危机之时，视角更多 “朝内”，放在诸如腐败、宦官、重税、皇帝懒政、农民起义、财政危机等这些中国末代王朝政治崩坏的经典套路之上，即使谈及外患，最多也就是满洲（后金）的崛起。

但是，身处大航海时代的晚明，真的是一个世界史的孤立者么？近读李伯重先生的新著《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被书中的国际化视角实实在在的震撼了一次，借用布罗代尔那本名著的书名思路，感觉是读了一本关于“东亚与晚明时代的东亚世界”的书。

《火枪与账簿》一书涉及了经济（账簿）和军事（火药）两大领域，经济这方面近年来在彭慕兰《大分流》等这些由加州学派引发的大争论之下，已经堪称显学，姑且显搁置一旁。本文，只打算纸上谈兵。

在李伯重先生的笔下，晚明面对的国际形势相当不乐观，他甚至用了世界近代史上那个著名的口号“祖国在危险中”来界定这一局面。在明代，特别是到了晚明，“中国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遇到程度不等的威胁，中国陷于敌国的包围之中”。

晚明的东亚，就是一个火药桶。

在北方，终明之世，蒙古一直是困扰明帝国的主要军事威胁。到了晚明，即使明与蒙古没有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但北方长城防线的大量驻军一直是明朝不得不承受的巨额军事支出。

在西部，中亚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突厥化蒙古统治者也不时对明朝发动攻击。在嘉靖年间，统治吐鲁番的蒙兀尔部还曾进攻甘州肃州。

在东部，嘉靖年间，倭寇曾一度成为明帝国最凶恶的敌人。如果说倭寇至多只算日本“民间武装”的话，到了万历时代，基本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则成为了更大的威胁，经历了日本战国时代锤炼的日本军队不仅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且已具备了一次性出兵二十万以上的惊人实力。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抗日援朝的明军虽在苦战之后击败了日军，但也几乎耗尽了明王朝的国库。

在东北，还未从朝鲜战争中恢复元气的明朝很快又迎来了最终的掘墓人：满洲八旗，这又是一支最大军事动员能力可以高达二十万人的强敌。更严峻的是，在皇太极征服漠南蒙古之后，清军不仅在蒙古骑兵加入后实力大增，而且让明帝国陷入了同时在东北与北方两线作战的战略困局，明朝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战略意义大减。事实上，清军在崇祯朝的数次进军都是绕过“宁锦防线”而取道长城方向。

在南方，明帝国还面对着东南亚的两大强权：安南与缅甸。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言，所谓的天下秩序在晚明已经名存实亡，像安南与缅甸这样的传统藩属国也开始“不断挑战中国在既有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先说安南，在明成祖朱棣平定安南之役失败后，尽管安南承认了明朝的宗主国地位，但两国关系一直暗流涌动，安南的军事动员能力也在三十万人左右，在嘉靖时代，双方还险些爆发大规模战争。更让明朝头疼的是，安南事实上在边境策动了一场长期性的“代理人战争”，暗中支持云南和广西的一些土司，封官给钱给武器，不断发动各种叛乱。

与只敢躲在幕后挑事的安南相比，作为东南亚超级大国的缅甸则是与明朝在军事上公然为敌了，中缅战争前后持续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万历时代，缅甸更是两度以倾国之力主动入侵中国，每次出动的正规军都在30万人以上，不仅在战场上击败了明军，还占领了大片原属于明朝的领土与势力范围。

在东南，明朝更是遭遇了东亚以外的敌人——随着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荷人。在我们惯常的历史记忆中，中荷的第一次军事接触是郑成功的收复台湾，但事实上，正如《火枪与账簿》一书的记录，早在崇祯元年，荷兰就曾于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发生过海上冲突，荷兰人还曾在1633年（崇祯六年）还曾偷袭厦门，在海上击毁了明军25—30艘舰船。

不过在此之后，愤怒的郑芝龙便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反击，在金门大败荷兰海军，史称“料罗湾大捷”。讽刺的是，与以上那些东亚区域内强敌相比，此时正在全球建立世界性霸权的欧洲人此时反倒成为了明王朝相对容易应付的军事对手。

从某种程度上，晚明所遭遇的国际形势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其态势之复杂完全不低于李鸿章在晚清时代所面临的强敌环伺，用李伯重先生的话说，就是“处于乱世中心的中国”，在各个战略方向上都面临着强敌。我甚至觉得，明军在此种战略危局下，可以支撑那么多年，还打过不少漂亮仗，已堪称军事上的奇迹。

从军队规模上看，晚明的明军数量堪称亚洲第一，但蒙古、满洲、日本、缅甸和安南这些地域性强权，均已具备了在各自战略方向上与明军一战的实力。坦白说，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根本不存在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内线作战”优势，即使不考虑军队素质与对手的差距，明军在大多数战略方向上的军队数量事实上也处于劣势。

▲ 红衣大炮

▲ 连发手枪与多管转膛炮

▲ 大口径左轮枪

更具现实性的是，明朝既不具备同时与几大强权开战的财政能力，也无法承担连续对外作战的巨额军费。世人皆说明朝之亡亡于万历，这其中自然有政治崩坏的因素，但万历时代的数次大规模对外战争（明缅战争、朝鲜战争、与满洲的萨尔浒之战）所引发的财政崩溃，也要负上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责任。

正是为了应对此种“国际包围圈”，晚明精英也发动了一场浩大的军事改革运动。简单来说，这场军事改革就是如《火枪与账簿》书名所示的“火枪”——引入西式火器，以及西式的军事训练。

如果说大航海时代给明王朝在东南方向带来了荷兰人这个新敌人的话，那么，大航海时代也给明王朝带来了火器技术。更重要的是，与军事改革的收益相比，大航海时代对明朝而言应该算是“得大于失”。

先说中日的两次军事对决。在明朝与倭寇的战争中，戚家军之所以能够成为常胜军，除了我们后世大谈的练兵与招兵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戚继光对军队的火器化改革，首创了野战火器部队“车营”。

而在中日朝鲜战争中，火器的作用则更为明显。事实上，日本战国时代便开始走上火器化道路，织田信长靠着著名的火枪（铁炮）“三段击”大败曾称霸日本的武田家的骑兵，当时入朝日军更是拥有着在世界范围内也并不落后的火枪部队。

虽然明军的火铳不如日本的火枪，但明军源自葡萄牙人的火炮技术却远优于日军，明军的真火炮“佛郎机”在战场上有效压倒了日军名为炮实为枪的“铁炮”。

再说中荷战争。按照《火枪与账簿》及美国人欧阳泰在《1661：决战热兰遮》两书中的说法，无论是郑芝龙还是之后的郑成功，在火器装备水平上与荷兰人基本处在一个水平线上。郑芝龙的舰队在“料罗湾大捷”中完全是支欧洲式的舰队，大炮则是英国产的。

明清战争就更不必多说了。明军在战争中的首次胜利是袁崇焕的“宁远大捷”，而最大功臣就是宁远城上那十一门红衣大炮。

对此，李伯重先生评价道：“晚明军事改革运动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成效，否则明军不可能取得中日朝鲜战争荷中荷台海战争的胜利，在明清战争中也不可能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坚持这么长时间。”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晚明西式军事改革的遗产却最终部分被清朝所继承。明朝所练的部分新军在清军入关后投降清朝，被编为了汉军八旗，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登州火器营”，这段故事后来也被凌力写成了《倾国倾城》这部历史小说。

晚明军事改革的火器化遗产，不仅对清帝国的征服全中国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也对清帝国在18世纪前后重整在晚明时代崩溃的东亚天下秩序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这对明帝国的改革精英们或许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晚明困扰中国的国际包围圈最终还是被打破了，火枪还是那支火枪，只是枪手变成了大清朝。

再之后很多年，大清朝又带着中国又再次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那张著名的“时局图”又何尝不是“晚清国际包围圈”。最让人扼腕的是，从晚明到晚清之间那么多年，我们的火枪竟然还是那支火枪，而对面的火枪却早已迭代了无数次。

而个中原因，还是要回到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及的“账簿”吧，经济之账，制度之账。

▲ 《火枪与账簿》封面

【图书信息】
《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作者：李伯重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2017-1-1
页数：407
定价：49.00元
装帧：精装
ISBN：9787108056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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