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說過，熟悉(familiarity)一個事物並不等於瞭解(knowing)它。當我閱讀鄒讜先生的著作《中國革命的闡釋》時，總是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黑格爾的這一觀察。多虧鄒先生的洞察力，使我對中國革命的許多曾經自認為是很熟悉的方面產生了新的有趣的認識。
舉例來說，我以前從未覺得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是一個特別的創新。這種策略對農民運動而言似乎是一條自然的路徑。因為農民運動，顧名思義，就是從農村開始，然後通過奪取城市而掌握政權的。但是，鄒先生做出了如下詮釋：
並非所有農民運動都把確保佔領農村根據地作為比奪取大城市更為優先的考慮。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運動，在早期就奪取了南京，並宣佈建立了新的政權。此後，他們把農村輸給了由鄉紳所組織的、並為國家軍隊所支持的當地民團。所以，到了太平天國運動後期，是政府的軍隊包圍了由農民起義軍所佔領的城市，並最後擊敗了農民起義軍，而不是正好相反。
出乎意料吧？《中國革命的闡釋》的讀者會經常為鄒先生在他們「熟悉」的事情中所發現的新的含義而感到驚奇。
鄒先生的這篇文章是他在1994年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午餐會上的演講報告的草稿。為了領會這篇演講稿的重要意義，我們需要瞭解鄒先生一貫致力於借鑒歷史和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詮釋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建國。他的第一本獲獎著述，《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50》(1963)，不僅應當作為外交史領域的經典來讀，而且應該被視為鄒先生從複雜的國際背景的視角來解讀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第一次嘗試。同樣的，他後來着重研究中國國內政治的作品也可以這麼理解。(見Tsou, 1986)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50
鄒先生知識探索的兩個核心問題是：(1)我們如何詮釋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與建國？(2)在中國革命發生後，中國的未來會是怎樣？在1988年退休之後，鄒先生致力於發展一個綜合的概念框架來解釋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除了新近可以獲得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材料，他還廣泛收集並大量閱讀了有關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的文獻。我們這裏看到的是他關於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宏觀歷史變遷」的「微觀機制」這一普遍性命題的最初構想。如果不是由於他的健康問題，我們現在可能會看到一個更加全面詳細的研究成果。然而，無論是就其所包含的啟發性洞見，還是作為當代中國研究領軍學者的研究成果的記錄，能夠出版鄒先生的午餐會演講稿都是非常可貴的。正如鄒先生在文章的結束語所言，「法國人對法國大革命的意義和後果，已經辯論了兩個多世紀了。中國革命也值得中國的學者和外國的學者給予類似的關注。我們的工作剛剛開始。」(Tsou, 2000: 235)
我很有幸能夠在鄒先生的晚年與其保持密切的學術交流。下面是我對他文章中關鍵概念的理解。希望能夠促進對鄒先生關於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思想的進一步探討。
鄒讜教授
關於「普遍性命題」
鄒先生文中的普遍性命題如下：
中國的個案表明，政治行動者所選擇的創新、系統化和策略互動過程，是直接的和容易觀察的微觀機制；微觀機制導致宏觀歷史變遷，特別是一個政治制度轉變為另一個政治制度的歷史變遷。(Tsou, 2000: 211)
這裏「一個政治制度轉變為另一個政治制度」指的是從帝制時代傳統的威權制度轉變為現代的「全能主義」黨國制度(“totalistic” party state)。在傳統的威權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政治權力到縣一級為止。而在現代全能主義國家中，國家對社會生活的滲透是無限的。根據鄒先生的觀點，這一歷史轉變的發生是因為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全面危機」導致了由地主階級、儒家學者和官僚群體所構成的傳統三元權力結構的崩潰，因此引發了圍繞着國家的革命性重建的全能主義回應。鄒先生特別關注這一革命的微觀機制，即：「政治行動者所選擇的創新、系統化和策略互動過程」。鄒先生對這些微觀機制的關注使他的觀點有別於斯考切波(1979)的「結構主義視角」。斯考切波和溫德爾．菲力浦斯(Wendell Phillips)一樣，認為「革命不是被人製造出來的，而是自然來臨的」。這一差異也解釋了鄒先生對小羅伊．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 Jr.)作品的欣賞，小羅伊．霍夫海因茨的分析發現，不同地區的結構性條件與當地中國共產黨的成功與失敗沒有顯著的相關關係。
我將在討論鄒先生的全能主義概念之後，對其所界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微觀機制進行檢驗。
關於「全能主義」概念的注解
鄒先生在他文章末尾的注釋中解釋了全能主義這一概念：
政權的類型和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同一個政治制度的兩個不同方面。當政權的類型保持不變時，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卻可以發生重大變化……「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這一概念的基本錯誤，如同它被經常使用的那樣，在於它錯誤地把政權類型和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這兩個方面混為一談，認為它們是內在聯繫在一起的極權主義政權的特徵。這就是為什麼那些運用這個概念的人：(1)他們看不到除了革命之外，有其他激進變化的可能性；(2)他們不能充分解釋那些由當權者發起或者至少是支持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的改變。1983年，當我得出上述結論後，我就開始用「全能主義」這一概念去專門刻劃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這樣就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跟政權類型分離開了，而不是像原來所隱含的，指它們是自動連接在一起。(Tsou, 2000: 236)
為了領會鄒先生引入全能主義這一概念的原因，我們可以觀察一下中國的情況。雖然經過過去的二十年改革，中國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已經自由化了，但是用全能主義這一概念來刻劃中國政治制度仍然是有用的。根據鄒先生的觀點，全能主義的政治制度最典型的特徵是沒有任何法律、道德，或者宗教上的限制可以阻止國家干涉社會和個人生活的任何領域。這並不意味着全能主義國家總是侵入社會和個人生活的各方面。但是關鍵在於國家能夠根據領導人的選擇而隨時隨地干預社會。與之相對照，自由主義國家的權力侵入社會和個人生活時要服從法律或道德的約束。
為什麼不能簡單地把這種政治制度稱作極權主義呢？鄒先生在1986年接受北京大學授予其名譽教授頭銜的儀式的致辭中說，中國的全能主義是在社會革命的過程中產生的，並被用作是社會改造的工具；而德國和義大利的極權主義卻是以消滅或阻止社會革命為目的(Tsou, 1994)。因此，區分全能主義和極權主義是有歷史原因的。 不僅如此，做出這一區分還有更重要的理論緣由。
我們必須記住對於鄒先生來說，政權的類型和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同一個政治制度的兩個彼此分離的方面。在一些「自由主義國家」，國家對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干預可能比其它的「極權主義國家」更廣泛。一個支持此論點的案例是比較自由主義的瑞典和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對經濟領域的干預。瑞典政府比墨索里尼的極權主義政權更廣泛地捲入經濟領域。更重要的是，那些接受極權主義概念模型的人與掌握鄒先生的全能主義概念模型的人相比，更易於提出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議。在為前共產主義國家提供經濟改革策略時，那些將這些國家視為極權主義的人傾向於支持「休克療法」(如已經應用於俄國的那種範式)。這是因為他們把政權類型和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視為一體，看成是同一件事。因此，他們認為國家–社會關係方面的漸進改革是不可能的或不是理想的。俄國休克療法的首席顧問以政治理由而不是經濟原因，極力宣揚快速的私有化，正好說明問題的所在。鄒先生對政權類型和國家–社會關係上的概念區分打開了通過逐漸重塑國家–社會關係來改造政權類型的可能性，這一過程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時期保留甚至強化國家的某些功能。這一洞見對於我們研究中國1978年以來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具有重要的意義。
另一個領會鄒先生引入全能主義這一新術語的視角是注意到其「經驗性」而非「規範性」的本質。極權主義這一概念在規範意義上有強烈的負面色彩。但是全能主義這一概念被鄒先生用作經驗上描述政治制度的工具。在規範意義上，全能主義的政治運動或政權可以是正面的(例如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作為中國應對外國威脅和社會危機的手段)，也可以是負面的。因此，鄒先生對於全能主義概念的經驗性的應用和皮澤諾(Alessandro Pizzorno)的「絕對主義政治」(absolute politics)的概念類似。
作為關於「變化中的政治邊界」的研究項目的一部份，皮澤諾將「絕對主義政治」定義如下：
對於踐行政治承諾和執行政治意志完全沒有為其設定任何邊界。社會中的所有事物都被置於政治之下，通過政治詮釋，而且被政治看作可轉變的，我將呈現這一圖景的狀態稱之為「絕對主義政治」……因此，絕對主義政治不是作為，或不僅僅是作為，代表組織一個政治制度(a political system)的某種模式，而是作為一種構想並可能管理能帶來所期待的社會形式的工具的模式。(Pizzorno, 1987: 29–30)
鄒先生的全能主義概念在規範意義上的不確定性也類似皮澤諾(Pizzorno)的絕對主義政治。正如皮澤諾所說：
在現代國家，政治為它自己和其他活動設定邊界。為了界定什麼在政治領域之中，什麼在政治領域之外，人們需要法律或廢除法律，因此需要政治決定，政治活動和辯論。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政治的「反射性權力」(reflexive power)，政治的絕對性概念就植根於其中。如果政治能夠決定自己的邊界，那麼有時候它就可以過度擴展，或者說不設定任何邊界。(Pizzorno, 1987: 28)
二十世紀中國的全能主義政治也存在和絕對主義政治一樣的兩難困境：在全面危機時刻它有創造新政體的變革功能，但是也存在着濫用權力的內在危險。
還有另外一個領會鄒先生全能主義概念的視角是透過馬基雅維利來觀察。學者們長期以來對於馬基雅維利為什麼同時寫了《君主論》(提倡《新君主》)和《李維史論》(宣揚共和政體)感到困惑。不久前，路易士．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 1999)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兩書之間所謂的矛盾，事實上是不存在的。這兩本書是關於兩個「時刻」：在第一個時刻，新君主憑藉「絕對權力」創造了新的政體；在第二個時刻，新的政體通過共和的形式鞏固下來。鄒先生的全能主義概念表明中國革命尚未達到它的「第二個馬基雅維利時刻」(second Machiavellian moment)。
關於微觀機制
鄒先生界定了中國革命的三種基本的微觀機制：政治行動者的創新、系統化和策略互動過程。
第一個創新是以農民為基礎的革命。之所以認為這是一種創新是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和俄國模式中(也包括20世紀60年代之前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農民被蔑視為是保守主義的大本營。「進行農民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一個巨大成就。就像鄒先生最喜歡的作家之一，小羅伊．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 Jr., 1977: 3)所指出的那樣，「可以肯定地說中國是今天我們所謂的農民革命這一概念的誕生地。」然而，鄒先生也意識到了這一創新本身也蘊含了1949年後知識份子和幹部政策問題的種子。如他所說：
對於1949年所建立的政權而言，這種依靠農民的革命的眾多後果之一，就是這個政權的巨大科層體系主要是由在農村渡過他們的最好年華的幹部或是由農民出身的幹部所組成。這個政權花了很長的時間和巨大的努力去把由這樣的幹部組成的科層體系轉變為技術上有能力的和現代化的組織。(Tsou, 2000: 213)
對這一創新和其他創新的雙刃性的認識是鄒先生敏銳的思辨力的又一明證。
鄒先生討論的第二個微觀機制是「系統化」。對於他來說：
為了應付長期革命過程中某個具體運動中的複雜情況，在不同的時間或處理不同的問題所做出的各種創新之間，必須具有某種相互聯繫。這種聯繫會使各種創新能形成一個總體效應，而不至於相互抵消。(Tsou, 2000: 222)
從分析的角度而不一定是從時間順序的角度來看，系統化過程採取以下三種形式：從上到下的聯繫、橫向的聯繫，和從下到上的聯繫。鄒先生對系統化過程的討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關於從下到上的聯繫，他通過中國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起源來闡述這一機制：
第三種形式的系統化過程是「從下到上的聯繫」(也就是從手段到目的、或是從在較低層次操作的原則到在較高層次操作的原則)。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在抗日戰爭以及在敵後與國民黨的鬥爭中，(中國共產)黨、軍隊和人民之間的高度協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42年，中共採納了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原則；即，所有的軍隊單位(和組織)……「無條件地服從相應的各級黨委」(Pang Song and Han Gang, 1987: 4)。1949年之後，這一原則繼續得到肯定和執行。1962年，它被提升為整個政治制度的一個普遍原則……(在每個領域)，黨都起着領導作用。(Pang Song and Han Gang，1987:7)由此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能主義制度起源於反抗外來侵略的鬥爭和對社會革命的追求。(Tsou, 2000: 223)
這一制度的譜系有着深刻的政策含義。許多人認為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原則是這個政權固有的特徵。然而，一旦我們意識到這一原則產生的歷史背景，我們就能夠開始想像實行黨的領導的新途徑。
鄒先生討論的第三個微觀機制是「策略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他認為政治行動者之間的策略互動產生了創新和系統化的過程。為了全面解釋策略互動的機制，鄒先生借鑒了博弈論的深刻洞見。博弈論是應用數學的一個專門分析不同人之間策略選擇互動的分支學科。在二十世紀的大部份時期，中國的政治基本上是「贏者全得」的博弈模式。從袁世凱1915年復辟帝制到八十年代末，主要的政治衝突總是以一方的完全勝利為結局。鄒先生承認「贏者全得」概念中的「全」不夠精確，因為有些情況下不能完全從字面上理解，而且在不同的博弈中也可能是指不同的事情。但是鄒先生試圖通過「贏者全得」博弈所傳達的實質洞見是不難把握的：中國的政治權力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在政治行動者的意識中權力是不可分割的。
我這篇簡短的導讀無法涵蓋鄒先生原著的豐富內容。我僅僅探討了他文中幾個關鍵概念，還沒有涉及文章的第二個核心主題——即「宏觀結構」對個人選擇的制約。他說：
有一組觀察是這樣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1927–1946年間的非激進化的過程和結果，以及其在1949–1961年間的重新激進化的過程和結果，為社會科學的學者們提供了一些真實的事件。這些事件至少可以描述在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下人的選擇的範圍；在既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下，哪些選擇可以導致更大的成功；以及社會經濟結構對人的選擇設置了哪些絕對的界限，一旦超越了這一界限，就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在仔細考察了中國歷史上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個案之後，我們也許可以對結構約束與人的選擇之間的界限這樣的問題，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命題。
鄒先生的文章值得仔細研讀，文章不僅提出了重要的本質問題，而且也展示了歷史學與社會科學跨學科的相互促進能夠結出豐碩的成果。
引用書目從略
本文引自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官方公众号“照亮我”，原地址见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