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与蜜之地》（刘子超）简介：
巴尔干半岛诞生了奠定欧洲文明基础的古希腊文明和拜占庭文明，也是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分庭抗礼的场所。这里是帝国兵戎相见的战场，也是各种意识形态的培养皿。当一切成为往事，跟随刘子超的脚步，穿越漫长的阴影，抵达布满弹孔的时间现场——欢迎来到巴尔干，来到血与蜜之地，火车穿越于山谷的黑色皱褶，历史的亡灵总在不经意间出现，帝国的残影荡漾在亮绿的河水中，人类的爱与恨，将一一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血与蜜之地
穿越巴尔干的旅程
刘子超
当鸟群飞过阴霾的天际
人们鸦雀无声
——米尔科·曼彻夫斯基《暴雨将至》
我之所以要对大邦和小国同样地加以论述，是因为我相信，人类的幸福从来不会长久驻留于一个地方。
——希罗多德《历史》
序幕
的里雅斯特：我即将远行
这里的冬日并不凛冽，但一整天都很冷。天空阴沉，飘着丝状冬雨，湿漉漉的街道披上了一层光滑的水膜。树木早就脱去了叶子，光秃秃地立在那里。猛烈的布拉风，从喀斯特高原扑向港口。几只海鸥像被撕破的纸片，发出凄厉的叫声。港口外，亚得里亚海如一面凝重的镜子。波浪前后追逐，披着铅灰色斗篷。我坐在的里雅斯特一家酒吧的桌边，试图写点笔记，却只是写下了日期。我不时抬起头，抿一口廉价的白葡萄酒，目光望向窗外：连绵的阴雨扰乱了我的心绪，也为眼前这座意大利城市平添了几分边陲之感。这家酒吧位于巴尔干人的聚居区。店面开在一楼，是一栋不起眼的土黄色建筑。上面的出租公寓里住着巴尔干来的工人——这从住户的名牌上可见一斑。酒吧附近，有一所斯洛文尼亚语中学，还有一座建于十九世纪的斯洛文尼亚天主教堂。从喀斯特高原下来的斯洛文尼亚农民，正在教堂外面的空地上售卖香肠和硬质奶酪。酒吧看上去已有年头，灯光昏暗，墙壁斑驳。靠墙处，摆着三台布满划痕的老虎机。一个穿着卡其色背心的男人，正沉迷于老虎机游戏。一个留八字胡的老人坐在角落里，安静地阅读报纸，桌上放着一瓶克罗地亚啤酒。长条形的吧台后面，有个亚洲青年在忙碌着。他的寸头略显蓬乱，似乎已有月余未剪，开始变得率性不羁。墙上挂着一柄绘有“双龙献瑞”的折扇，为这家小酒吧增添了几分不太协调的东方元素，同时也透露出这位青年的文化背景。于是，在点第二杯酒时，我就顺势用中文和他攀谈起来。他是1997年出生的温州人，十一岁那年随父母和姐姐一起移居意大利。一家人最初在威尼斯的老乡家借宿，后来才搬到这座被斯洛文尼亚环抱的小城。他们尝试过各种小买卖，直到十二年前开了这家酒吧。客人大多是住在附近的巴尔干工人。因为意大利需要体力劳动者，而工资又远比巴尔干高。小伙子告诉我，那位沉迷于老虎机的是一位塞尔维亚来的建筑工，而那位留八字胡的老人是克罗地亚来的管道工。“他是按日结算的工人，干一单能赚几十欧元，挣了钱就花光，再去找下一份工作。意大利本地人的酒吧不赊账，只有我们中国人的店才会这样。所以，他就成了这里的常客。”温州小伙子望了那人一眼，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些巴尔干人，跟我们中国人的想法不一样。”“或许他没把这里当家吧。”我说，“你了解他的情况吗？”“不太了解。我只是卖酒的，最多提醒他别在这里喝醉。”温州小伙子说，“看样子他应该不是有钱人，不然也不会这把年纪还出来打工。听说他们国家的工资水平很低。”这时，一位裹着貂皮大衣的女士优雅地走进酒吧。她走到吧台前，点了一杯掺了气泡水的葡萄酒，从皮夹中抽出一张五欧元的钞票，示意不用找零。当她转身离去后，温州小伙子低声对我说：“她是斯洛文尼亚人，以前是妓女。”“这份工作让你知道了不少人的秘密。”温州小伙子笑了：“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我从不主动打探。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是把我当外国人。”“当然是中国。”他说，“不过上次回国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温州小伙子告诉我，靠着这家酒吧，父母把他们姐弟俩养育成人。姐姐一年前回国成婚，而父母还留在这里，但一直念叨着落叶归根。他们在的里雅斯特生活了这么多年，意大利语依然讲得不太流利，出门办事往往需要依赖于儿子帮忙。“我在这边的大学里学习土木工程。当时有传言说，中国企业会接手这里的港口。我想着或许能找到一份工作。后来，因为地缘政治原因，港口的事一直没有进展，我这才决定来酒吧帮忙。”温州小伙子拿起抹布，擦了擦吧台，“这里的工作机会没有国内那么多。”“经常想。可回去又能干什么？现在国内的竞争太激烈了。”那位克罗地亚管道工步履蹒跚地走向我们，腿脚显然有些问题。他戴着厚底眼镜，脸上的皱纹像风琴的琴箱，双手骨节突出，如鹰爪般枯瘦。他又点了一瓶啤酒，依旧是记在账上。“不是，死了。你能看出他身体状况不太好吧？他曾经跟我提过，他的腿是在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中受伤的。”我轻轻点点头，目光追随着那位克罗地亚管道工。他的身影像一辆风尘仆仆的旧汽车，身后是蜿蜒在巴尔干山间的道路——我即将踏上的道路。
△的里雅斯特的夜归人（刘子超 摄）
——
巴尔干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故事；关于暴力和战争的故事；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关于“冷战”和南斯拉夫的故事；然后是危机、崩溃、分裂并最终走向重生的故事。在我成长的岁月里，这些故事对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我时常面对世界地图，紧盯着巴尔干半岛，想象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上演的地点。对我来说，巴尔干似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更像一个形容词，充满伤痛、挣扎、求索和希冀的复杂含义。现代意义上的巴尔干，其实是近两百年才形成的概念。从15世纪到19世纪，巴尔干半岛最普遍的地理称呼是“欧洲的土耳其”或“鲁米利亚”，即奥斯曼土耳其征服自原来拜占庭帝国的“罗马”土地。那时，民族的概念还未曾成形，人们的身份认同几乎完全依附于宗教信仰，而非民族身份。这种缺乏民族认同感的前现代状态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之初。当携带着民族主义火炬的活动家们踏入现今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时，他们惊诧地发现，在这里，混居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只晓得自己是基督徒，对于“希腊人”或“保加利亚人”的民族标签茫然无知。“民族”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思考世界的方式，让我们得以理解周围的环境和历史，但人们并非天然地从属于“民族”。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并非人类心理的固有成分，也不根植于我们的生物学本质。如果说人类对于拥有血缘关系的小社群容易产生归属感，要让人类对数以百万计的陌生人产生同胞之情，则需要社会建设的巨大努力。从历史角度看，这种共同体意识是作为一种思潮，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显现的。在的里雅斯特郊区，有一条历史悠久的“拿破仑大道”，见证了军事征途和思想交融的历史。这条五公里长的步道，从的里雅斯特的奥比齐纳镇一直延伸到著名的气泡酒之乡普罗塞克村。它沿着喀斯特山脊延展，远离海风的侵袭。的里雅斯特的居民喜欢在这里散步骑车，享受休闲时光。在启程前往巴尔干之前，我特意踏上了这条步道。因为正是拿破仑的军队，像播撒种子一样，将民族主义的理念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某种意义上，“拿破仑大道”是一条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路线。1793年，面对反法同盟的进攻，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呼唤人民团结一心，捍卫家园。民族主义第一次释放出凝聚人心的巨大力量，而它的理论源流可以追溯至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启蒙学说。拿破仑对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的入侵，则直接刺激了当地民族主义的产生。在伊利里亚地区，如今日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也开始出现一种斯拉夫民族的认同，最终蔓延为泛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民族主义成为欧洲社会政治思想的巨浪，势不可当地推动着“民族构建”。它如一场燎原大火，以极其暴烈的方式，重新勾画了欧洲的版图：意大利和德国相继统一；奥匈帝国基于民族原则解体；巴尔干半岛上的诸国相继崛起——它们都基于民族原则，摆脱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成立了主权国家。在很多欧洲自由主义者眼中，巴尔干的现实很难符合他们心中民族自决的理想。如果说在德意志和意大利这样的新国家里，民族主义打破了中世纪小国的各自为政，使其能够结合成符合经济理性的大单位，那么在巴尔干，结果却恰恰相反。随着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逐渐减小，“巴尔干”的称谓开始获得更广泛的使用，其负面含义也随之凸显。“巴尔干化”一词应运而生，用以形容一个昔日帝国在民族独立运动的风暴中分崩离析的过程。巴尔干的暴力时代由此开始。整个20世纪，在这片土地上爆发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每一次战争都伴随着屠杀、种族清洗、难民潮和人口交换。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写道：“在这些人民中引入西方（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结果是造成屠杀……那样的屠杀其实只是相互依存的邻邦，被致命的西方观念煽动而进行的极端民族斗争。”
刘子超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在大陆、台湾和香港出版作品《午夜降临前抵达》《沿着季风的方向》《失落的卫星》，另译有《惊异之城》《流动的盛宴》《漫长的告别》《夏日走过山间》等。2019年，中亚纪实长文获评“全球真实故事奖”特别关注作品；2021年，被评为“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他的最新作品是《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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