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章文立 发自河北、北京 实习生 蒋玮琦
2016年12月20日，一路向北。
上海开往北京的G126次高铁列车依次经过苏州、南京、定远、徐州、枣庄……飞驰如一柄快剑刺入淡薄的白雾，又被瞬间裹挟而去，隐没在愈发黏稠深重的前方。
临近山东省济南西站，窗外的电线杆向后掠去，几道电缆朝着远方延伸，连着一个基站信号塔。再向远，隐隐绰绰只望得见第二个的影子。过了济南，基站不见了。土地、房屋、树木……一同消隐了，视野里是白茫茫的一片。
“咔嚓。”有人把手机贴在车窗上，按下拍照键，自言自语道：“太可怕了。”
隔一个走道，邻座抱孩子的大姐自动接话：“昨天石家庄（空气质量指数AQI）都破一千了，爆表！”手比划着，她捂嘴笑起来：“给我家孩子买了个‘防毒面具’，这么罩着像个消防员似的，哈哈。”
她怀里，两岁七个月大的女孩在车厢里暂时卸下“武装”，两条肉乎乎的小腿不安分地蹬来蹬去，不一会儿下了地，蹒跚着来回跑起来。
至河北省沧州西站，转保定的大巴取消了——雾霾太重，高速公路封闭。再经北京倒换高铁，出保定东站，手机APP监测显示：AQI 361，严重污染。
当日，北京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霾橙色预警；深圳空气质量指数为61，“良”；云南丽江则只有 32，“优”。
2016年12月22日，河北省保定东站的乘客们在重雾霾中赶着乘坐高铁。澎湃新闻记者 吴越 图
逃离
“我真的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做出这个决定：离开雾霾笼罩下的北京。”兰燕飞说。
2013年，她住北京东二环。家在四楼，兰燕飞每天早上起床，会习惯性地走到阳台上望望窗外。天时常是灰蒙蒙的，像个盖子一样，这让她心情糟糕。
兰燕飞是湖北人，2007年到北京工作，彼时的兰燕飞从未料想，自己有一天会戴上口罩，而后离开。
她记忆里对口罩的关注，是2009年刚和丈夫一起时。他在国外待了一年回来，每逢空气不好就会戴上口罩。兰燕飞觉得他有病。丈夫做实验给她看：早上出去戴一天，晚上回来口罩就黑了。兰燕飞心里服气，行动不改：“太引人注目了，咱不是高调的人呢，别（戴口罩）让人笑话。”
直到2010年怀孕，眼见着空气越来越污浊，她直觉地担心未出世孩子的健康。
除了开始戴口罩，她和丈夫商量后，去燕郊租了房。公司在东二环，不堵的时候开车单程也要一个多小时，后来值夜班，身体和时间成本都让她有些吃不消。好在儿子出生时很健康，兰燕飞松了一口气。
儿子一岁时，全家人搬回城区，兰燕飞的父母随之来到北京。“我爸就说，这空气老有股煤味儿啊。”兰燕飞回忆。“雾霾”这个词，当时尚未进入他们的认知。
2016年12月24日，深圳，兰燕飞和儿子在等公交车。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12年，国务院发布空气质量新标准，增加了PM2.5值监测。2013年1月12日，北京西直门北交通污染监测点PM2.5实时浓度达993微克/立方米，3天后，《光明日报》报道称，北京儿童医院日均门诊量近1万人次，其中30％是呼吸道疾病。
那一年，儿子生了好几次病。兰燕飞起初只奇怪：孩子身体向来不错，平时感冒也很快就好，为什么今年总是高烧不退？后来几次去医院，甚至凌晨挂急诊，发现总排着长队，而且都是家长带着小孩。
兰燕飞回想，儿子一岁多时第一次严重生病发烧，她送孩子去医院，开车时的视野特别不好。“我就发现一到雾霾天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发烧，而且每次去检查，几乎都是呼吸道方面的问题，我就觉得应该和雾霾有关。”
2013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发布一项研究，将空气污染确定为致癌原因之一。
兰燕飞。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正在兰燕飞决定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有云南的朋友表示愿意提供一份工作。2014年春节后，她举家迁往丽江。
有人说她冲动，有人觉得她矫情，也有人说问：好不容易拿到了北京的工作居住证，孩子也进了一家不错的公立幼儿园，还折腾什么呢？
“我说他的健康是第一位的。没有健康，其他一切都是虚的。”兰燕飞说。搬家的心情是雀跃的。“真的会有解放的感觉。”她回想起来，语调里都带着笑。
刚去的时候，她保留了在北京的习惯，每天早起都会望向窗外。碧空如洗。上班经过香格里大道，正对面就是玉龙雪山，她每每忍不住去拍。一发到朋友圈，总有北京的朋友开玩笑说要拉黑她。假日出游，到雪山脚下的湖边搭个帐篷，躺在草地上看云朵飘过，有时下点小雨，很快停了，便出现一弯彩虹。兰燕飞想：“我要是在北京，肯定享受不到这个。”
更重要的是，儿子到丽江之后再也没有因为生病去过医院。女儿是二胎，出生在丽江，最初的记忆里，天空是蓝色的。
“当然也会有牺牲，包括人脉、资源。关键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既然选择了这个，我就会负责任，不会后悔。但我没有办法替别人做选择，如果对你而言，工作是最重要的，房子是最重要的，你愿意为这个付出，选择在北京待下去也是可以的，毕竟是个人选择嘛。”兰燕飞说。
考虑到儿子上小学，2016年初，她和丈夫重新找了工作，搬到深圳。理论上，北京机会更多，根基更深，但北京的工作他们一概没有考虑。兰燕飞说，离开的时候她就没想过回去。
“空气变好目前看来还很遥远。可能30年？不一定。50年？那我就太老了。”她说。
行动
“我没关系，但50年就是我孩子的一辈子。”田甜说。
她从前不关心环保。2014年怀女儿时总咳嗽，才对空气污染重视起来。后来看见网上一篇文章：“说洛杉矶雾霾，开始以为只是两三天，结果没想到一霾就是50年。一下子击中了我。”
田甜的儿子今年六岁。2016年7月到内蒙古亲子游，导游带大家去敖包许愿，儿子说出了一句让她完全没想到的话：“希望北京的天也能像内蒙古一样蓝。”
她逗儿子：“那我们不回去了好不好？”儿子摇头。
“为什么不好？我们可以带着爸爸、妹妹、姥姥、姥爷一起。”
“我只希望北京的天像内蒙古一样蓝，我并不想离开北京。”
田甜想起儿时的北京。她是部队大院儿里长大的孩子，有一天和小朋友一起玩儿，玩累了就躺在部队里电影院前面的台子上，看着天。天是特别纯净的蓝色，有白云在上面飘，好像伸手就能够到。“特别美。在那以后任何时候，我听到蓝天白云，（脑海里）浮现的都是那个画面。别人问我你最喜欢的颜色，永远都是天蓝色。”
田甜的丈夫在北京后海边的胡同里长大，是土生土长的“胡同串子”。这个城市承载了一家两代人的生活记忆，“北京”对他们来说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家，也是扯不断的情感和根脉。田甜羡慕那些从外地来的家庭：“他们有老家，实在不行可以回去。可我没有，北京就是我的家，我能逃到哪儿去？”
2016年12月16日，北京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18日星期天，田甜一家人早早起床，准备去看少儿京剧。门后衣帽柜上两排挂钩，四个口罩。两岁的女儿习以为常，自己动手，戴不好就喊哥哥帮忙。出门开车，儿子坐在副驾驶后面的位置，正对着车载净化器的开关，他照例伸手按开。
2016年12月18日，田甜在北京某购物中心室内测得的PM2.5数值显示为315.19。 采访对象供图
这是田甜买的第一台净化器，同时买了家用版，摆放在客厅正中央。2015年上半年，她又给女儿房间添置了一台。本次红色预警之前，买了一台放在儿子的书桌上。自己和丈夫卧室里那台送给了爸妈，这一轮重污染来临，她为父母又再下了一单。总共花了近两万块钱。
到了剧院，田甜从包里拿出一个雾霾检测仪放在桌上。PM2.5数值稳定在251微克/立方米，她拍了一张照，心里很沮丧。刚在室外测到的数值是292，室内看来并没有好多少。从剧院出来，她又去了一个艺术中心，一个大型商业中心，在每个地点选三个不同位置，将测得的数据和时间、地点、测霾表品牌等信息一起，上传到微信群和公邮。
当日与她同时行动的，还有16位北京地区的家长。两天前，红色预警启动当日，微信公众号“大小爱玩”发布了“全城测霾大行动”招募文案，并列出家长常带孩子们去的室内游乐场、博物馆等地，号召家长们来“认领”。超过70位家长报名。他们想知道，课停了，室外也不能活动，那除了装满空气净化器的家，孩子还能去哪儿。
晚饭时间，儿子兴奋地闹腾。田甜心里的无名火“噌噌”往上冒，她警告儿子：“你今天老实点，别惹妈妈。”儿子小心翼翼：“妈妈你怎么了，不高兴吗？”田甜说：“妈妈累了。”
她心累。当日检测的所有室内空气质量全都是严重污染。回家路上，她满脑子都是画面感：“可能没实测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你看到那些数据，好像真的能看到你肺上正趴着这些颗粒。”
第二天早上，田甜又去了一个博物馆。室外，PM2.5数值一度超过400微克/立方米。她没拍照。最终上传的图片数值是399。“大概400是我心理的防线。”她说。室内，工作日人不多，来的大多是学龄前的小朋友。田甜拿出霾表。两分钟后，她觉得自己要哭了。
接受采访中的田甜。澎湃新闻记者 韩萌 图
博物馆里的孩子们都很开心。没有人戴口罩。田甜没忍住，给“测霾大行动”的组织者打了个电话：“我真的很后悔，没有带一打口罩来发。”想起此前的雾霾天，总有妈妈说要带孩子去哪个室内游乐场“躲霾”，她就难过，觉得还不如在室外，至少孩子不会摘口罩。
她想起前一天晚上车开进小区的时候，保安来开门。儿子突然问：“妈妈，保安叔叔没有戴口罩，我有两个口罩，我能不能明天给保安叔叔一个？”早晨出门前收快递，儿子又批评她：“妈妈你能不能别老买东西？你不是说雾霾有毒吗？你老买（东西）快递员叔叔就要一直在外面了。”
这是田甜自己未曾有过的意识。欣慰之余，她觉得这次志愿参与的活动有了意义：“雾霾是这么扩散的，观念也是这么扩散的。……未来的世界是他们创造的，你要让他知道，他才会保护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
因此，尽管拿出雾霾检测仪的时候总有莫名的心虚感，但这让她更坚信参加活动的意义：“只有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对的那个人才是对的。”她认为，商家主动监测并实时公布结果，才是该有的样子。
“全城测霾大行动”能促成什么成果，她并不确定。“最起码知道哪里不安全，不会带孩子去。”她说，即便测量数据不那么准确，也可以做个参考，更重要的是保持警醒，“只要还在讨论，起码还在关注。最怕的就是我们已经麻木了。如果没有人不停地呼吁，习惯是迟早的事情。”
如果可能，她也希望能带来一些改变。“哪怕只是一点点呢，其实我们也就做了一点点嘛。”她笑着说，“洛杉矶的抗霾行动，也是一群妈妈发起的呀。”
她指的是上世纪50年代，洛杉矶一群家庭妇女自发组织的Stamp Out Smog（意为“驱除烟雾”）行动，她们做调研、写报告、到政府请愿、向州长进言治理倡议，从二三十个成员不断壮大，每有公开的环境污染情况听证会，总会有数以百计的母亲到场，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表达关切和不满。这支焦虑的母亲队伍，成为推动洛杉矶治理空气污染的重要力量。
“我最大的焦虑就是害怕我的孩子不能自由呼吸。”田甜说。
在《雾霾中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一文中，吴强写道：“当那些两年前不相信雾霾就是政治、嘲笑‘从我做起’的人们终于开始谈论雾霾政治，意味着一种‘谁也无可逃遁’的环境责任意识开始生长。这既是一种公民责任，也是一种全球责任，并且可能超越个人主义，产生集体行动。”
说起儿子的未来，田甜的丈夫开玩笑：“以前觉得男孩子嘛，要拼搏奋斗一下，争取成功。现在觉得，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把他养活到18岁，就行了，就不容易了。”这个在很多年前田甜考虑去珠海工作时强烈反对的北京土著爷们儿，在这次红色预警后，突然萌生了找一份国外工作的想法。他开始考虑带全家人一起移民。
“这就是所谓‘脑流失’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在《长期雾霾的政治社会效应》一文中写道。
兰燕飞和田甜两个家庭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的预测：首先，人口将从大都市向雾霾尚可忍受的中小城市或山区迁徙；其次，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很可能诱致中高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但年轻的群体）中的一部分移民海外。
防护
“我是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就只能做好防护。”都海虹很无奈。
她在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一所高校当老师，女儿正读六年级。无论从工作或孩子教育的角度考虑，她都无法想象搬迁。保定位于石家庄和北京中间，空气质量常年排全国倒数，1996年她来此读大学，记忆就蒙上了一层雾气，只不知道有没有霾。
“张家口是没有雾的。”都海虹说起家乡眉飞色舞。小时候镇上有条河，很大很清亮，还有水鸟，她们放学都去河边玩。今年夏天，她带着学生去张家口的农村做调研：“对比太大了！张家口那个蓝天，你看着都觉得晕。”张家口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是北京西北方的上风口，重污染企业也很少。
都海虹怀念敢深呼吸的日子。自己走不了，她希望女儿读高中时能出国交流：“赶紧走，走得越远越好。”以后读大学和工作，她也希望女儿能去没有雾霾的地方，钱赚多赚少都不重要。她筹划着，等女儿上大学后，自己也不留在保定了，早点退休去别的地方。
2016年12月21日下午四点，她去接女儿放学时忘了拿口罩，总是下意识地用毛衣领子捂住口鼻，尽管明知道没用。保定当天的空气，没戴口罩让她觉得窒息。
车停在学校附近，提前等在路边。这是都海虹现在的习惯。学校有夏令时和冬令时，有一次她记错时间，让孩子等了半个小时，至今想起来还懊恼：“我心里特别愧疚你知道吗？就怎么能让她在室外生生待了那么久呢？”
等女儿和两个小伙伴一起坐上车，她问：“教室的空气净化器今天开了吗？”“开了。”女儿说。空气净化器是学校今年新装的。由于天气原因，秋季学期体育课基本停上，学生们都在教室里窝着。周二和周五下午的“阳光体育”也停了。都海虹觉得好笑：国家实行阳光体育计划，是为了让孩子们多锻炼身体。可这天气，锻炼什么呢？
都海虹用棉签帮孩子清理鼻腔。澎湃新闻记者 吴越 图
女儿是体育委员，特别爱运动。小时候，夏季的下午到晚上都在外面溜达，周末，都海虹常带她骑车去植物园。现在都改成了室内活动，比如看电影，或者去别的小朋友家玩儿。女儿总也待不住：“妈妈我出去玩会儿。”她现在一般都会回复：“你看这天儿，不准去。”
都海虹也担心在室内待久了，孩子玩手机、ipad 和电脑游戏的时间不可避免地延长。 “你都不知道我们有多么搞笑。一旦下完雨，天放晴了，空气好了，整个小区那是倾巢出动啊！带着孩子，各种植物园、小区绿地，哪儿哪儿都是人。一到这种时候，我也跟她（女儿）说，别写作业了，出去玩儿去。”她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指着窗外。
阳台上摆着一排绿萝。女儿骑着平衡车，在客厅窄窄的走道上来回溜。孩子的姥姥在厨房里做晚饭。“我妈今天中午还炒了一道‘防雾霾’的菜。”都海虹笑起来，“前两天给我们端来一碗汤：‘喝！防雾霾的。’”
姥姥补充说，这是从微信上看来的，不知道管不管用：“非典的时候国家还会出防治药方，现在也没个专家出个（防雾霾的）药方，让咱老百姓自个儿配。”
姥爷在旁边乐。他觉得雾霾“防不住”，每天出门散步两小时，他从来不戴口罩，但外孙女戴口罩，他是支持的。“都特别担心她，她才多大点啊。”都海虹也说。她会自己忘记拿口罩，但从来没忘记过提醒女儿。
都海虹在家中看着窗外。澎湃新闻记者 吴越 图
女儿去年夏天查出患有变异性哮喘，治了很久才好。都海虹不敢断定是因为雾霾，但女儿从小患鼻炎，她觉得和空气污染可能有关系：“夏天连续天气好的时候，鼻炎就会好很多。现在这种天，即使戴口罩，一大早就开始擤鼻涕，打喷嚏。”
她自己配生理盐水，想起来就给孩子清洗鼻腔：“洗出来的水都是黑色的。”去年双十一，都海虹囤了好多口罩，今年上半年又买了一箱，至少有50只，到现在还剩一大盒。家里是复式结构，楼上楼下各放一台空气净化器。都海虹打算今年再买一台。
2016年底这一轮PM2.5数值爆表，对其他城市的人来说是空气污染严重的体现，对生活在保定的都海虹一家，只是常态里的小波动而已：“看一眼，哦，这么高。第二天起来再看一眼，哦，又这么高。”
相比较而言，都海虹更看中平日里多出的几个蓝天。对比往年，她觉得保定今年已经好了很多：政府下了死命令，关停了很多企业，环保补贴力度也大，大晚上都有洒水车一趟趟在街上跑。“治理（雾霾）是有点效果的，只是这几天PM2.5的浓度好像比往年强（而已）。”她说。
2016年12月22日，站在保定东站外的人们。澎湃新闻记者 吴越 图
二楼的墙上挂着很多照片，都是女儿出去旅游时拍的：贵州、海南、桂林、秦皇岛、大连……只要有假期，她都带着孩子出去，近几年尤其考虑哪里雾霾少，所以总往海边跑。自驾游时，车上常备帐篷、防潮垫等各种装备。每次出去玩儿都带着狗。
“一到绿地上，孩子和狗就去疯狂地撒欢儿啊。”都海虹挥着手描绘当时的情形。她觉得心酸。对比起自己，女儿的童年太可怜了。
“去了那么多地方，你最喜欢哪儿啊？”记者问都海虹的女儿。
“哪儿都喜欢。”她回答。
“总有个比较喜欢的嘛。”
“有蓝天就行。”
